西汉在经历吕后专权和七国之乱后 西汉为什么还能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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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束了秦王朝残暴的统治后，西汉取代秦成为第二个大一统的王朝。西汉继承了秦的制度，它没有像秦短命而亡，跌跌撞撞走过了几十年至武帝时开始大放异彩。秦与西汉有着相似的法律制度，然而秦灭亡了，西汉却像新星一般冉冉升起，我们将从西汉几次政治事件背后探究汉王朝兴起的历史原因。
无为而治的统治方针
西汉王朝一直实行与民休息的国策，后来又逐渐把无为而治奉为一种自的治国方针，使民众得到了战后的休养，使社会得到了正常所需的生息;同时，王朝以分封制的形式给很多地方治理以更大的自主权，分权而治、上下无扰，各得其便，使地方治理发挥出积极作用;王朝还针对不同情况，对不相从属的外部政治势力实行忍让妥协和安抚招藩的策略，保证了社会的相对安定。社会是众多事物与复杂矛盾的集合体，它只能在各种对立事物的相对平和与互相认可中求得稳定与发展。西汉王朝的历程至此已超过秦王朝约十年之多，这并非它比秦王朝更为威武强大，而正是它在上述方面比先朝做得更好。
艰难的三阶段探索之路
虽然没有同秦朝一样灭亡，但汉朝立国之路的开创与探索也是极其不易的，可以以前195年的刘邦去世和前188年的刘盈去世为界线，把西汉之初的政治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西汉创立前八年，中央政府致力于与诸侯国的复杂关系，把很多异姓诸侯国变成了同姓诸侯国。分封诸侯是历史传统和楚汉战争的政治产物，当时有其不得已的一面，西汉执政者因而对异姓诸侯总有一种怀疑和心忌，加之某些潜伏政治势力的推动，立国后的刘邦一直奔波于对异姓诸侯王的打击和对同姓诸侯王的再封。前196年淮南王英布被击败，汉王朝基本上建立起了天下刘氏同姓一家的政治格局。
第二个阶段：后七年间，刘盈的皇帝之位保证了各种政治势力在朝廷政治中的大体平衡，仁弱的皇帝与年小的同姓诸侯王也处于政治平和与相互认可状态，除吕雉因私人原因对赵王刘如意母子的迫害和对其他若干诸侯国的挤压外，这一时期反而没有较大的政治冲突。
第三个阶段：二阶段结束后八年间，由于刘盈的去世打破了刘、吕集团在朝廷的政治平衡，吕雉想要弥补因儿子去世而使自己失去的政权支托，故而大封姓之王，她为此打击和分化朝中臣属，迫害和挤压刘姓诸侯，并推动了朝中的腐化投机之风，使朝中不同集团间的矛盾、中央和地方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吕雉死时，西汉政治已经是暗涛涌、云谲波诡、风声鹤唳。吕雉之死，使声势不小的吕雉集团失去赖以支撑的总后台，他们被朝廷和地方的反对势力联合消灭。
吕氏集团缺乏执掌政权应有的社会基础和政治经验，这一爆发的政治集团终遭覆亡，是当时一场尖锐政治斗争优胜劣汰的自然结果，也是西汉一个政治发展阶段的结束。西汉新的执政者在各种政治势力的矛盾平衡中商选产生，那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的来临。
相比而言，在刘邦执政的第一阶段，朝廷的政治运作重心在外部诸侯国;吕雉称制的第三阶段，她要改变朝廷的权力分布格局，其政治运作的重心在内部的斗争。刘盈为帝的第二阶段，先后为曹参和王陵为相，反倒是政治稳定的时期。社会的安定和平和，往往不在于最高执政者的雄威强悍，而在于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认可与协调。
弱势皇帝刘盈在政治实践中把无为而治的理念贯彻得更彻底些，刘邦和吕雉则在施政中不自觉地破坏了这一原则，他们凭借强势权力侵夺诸侯和大臣，自然引发政治领域的某些变乱和深层矛盾，反而把社会推到动荡不定的险境。
专制集权下的女主参政历史事件启示
专制集权的权力设定，使社会的政治运作极有利于君主意志的推行。在汉初政治中，丞相、大臣的权力逐渐被挤压，诸侯和地方的利益不断被侵夺，这实际是君主意志得到扩张的伴生物。在专制体制下，社会政治的正常运作需要以君主的善良仁厚为前提，当这一前提不具备时，君主意志的扩张无疑会给社会造成不良的后果。这一时期持续越长，执政者的个人品行越恶劣，恶的积累就会越多。
一家天下的政治统治形式，使任何王朝每在换代之际，都把一位女主推到直接参政甚或出面主政的前台，接班君王的年龄和性格，以及朝臣的权力大小决定着这位女主参与政权的深度和时间长度。女主一般代表着统治集团内部的另外一种家族势力，她要扩大、固自己本人及集团的特殊利益，必然要压抑原处主导地位的利益集团，就必然形成上层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
在专制社会中，这一政治矛盾的产生具有周期性和不可避免性，只是矛盾的发展程度和解决方式各不相同罢了。在西汉王朝的第一次代际更替时就出现女主掌政现象，并以恶劣的性质而显现，以灭族的结局而告终。这对后来的政治人物，包括当政的君主、大臣和女主本人都不失强烈的警示意义。
评析汉文帝刘恒执政期间的政治策略
吕氏被诛灭后，刘恒以忐忑不安的心情进入京城，被推到了皇帝之位，但他深知情势的复杂和为君的不易。他是一位聪明、仔细、善良和谨慎的人物，不被家族看重的童年生活和边塞为王的个人经历也使他对世情民风有更多的了解。在天下至尊的帝位上，他明白自己的称尊仅仅是处于侥幸，也明白治理天下的艰难，他以坐稳江山、安定社稷和掌控天下为依次伸展的目标，据此实施了很多极有成效的政治行为：
01刘恒的朝廷对元老重臣实行重用、尊崇，后来又适当裁抑的策略;对同宗其他势力采取安抚、妥协和个別惩治的方式，使统治集团内部达到了基本的稳定;同时刘恒又及时发现和吸收同辈年轻的优秀人物参与朝政，保证了国家政权结构的长久稳定和执政者的人选质量。
02刘恒凭自己本有的善良心性和聪颖天质而处政，他看到百姓安康对于汉室江山稳定的决定意义，也基本上懂得国家最高执政者所应负担的政治责任，他把千万子民的生活福祉放在了极高的地位，从减省酷刑到免除田租，从节免劳役到为民祷福，他做到了一位治国皇帝能够给予百姓的最大关爱。西汉社会的发展，无论经济的繁荣还是政治的巩固由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3在当时国家政权结构中，同姓诸侯王可以说是最高执政者的一种竞争力量，与他们的关系如何处理，考验着最高执政者的智慧。刘恒的朝廷对诸侯王们不乏应有的尊与安抚，也有瞅准机会时极为策略地制裁，但更多地和更为实质的方式是妥协。对吴王刘濞赐以几杖，极典型地表现了朝廷处置此事的方向和方式。
主事的刘恒心中明白，任何内部矛盾的处置都应不干扰并服从于巩固政权的大目标，而对那些过分特殊的隔膜只能交由时间去销蚀，他也相信没有什么尖锐的政治对立是时光消磨不了的。刘恒的朝廷对某些诸侯的妥协不是矛盾的回避与推脱，而是一种以特殊方式正面对待的积极态度，体现着主事人的历史变化感和处理复杂事态的智慧。
04北方匈奴仍然是西汉政权最大的外部威胁，刘恒的朝廷以民众的安宁为主旨，坚定地放弃了兴兵黩武、以战制的选择，继续采用了和亲之策。刘恒曾以极大的耐心说服朝臣，并以汉朝的长期行为感染单于，终使和平交往成为双方关系的主流;原已归属称藩的南越在刘恒上台之初也曾出现了叛离倾向，汉朝年轻的君主以极为诚恳的态度示恩南藩，感化赵佗，坚定地推行安抚之策，实现了南粤的重新归属。和平外交是当时西汉政治战略的组成部分，对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保证。
解析汉景帝执政期间的失误与文景盛世
前156年继位执政的刘启并没有理解先朝很多政治战略的意义，尤其在对待同姓诸侯的方针上一概妥协为苛察，引发了震动朝野的七国反叛，靠前朝长期积累的政治基础，包括物资供应、防守布局、人才储备和上下齐力，刘启的朝廷最终赢得了平叛的胜利，但他们也从中感到了前朝多种政治战略的正确，因而从总体上更加自觉地沿袭刘恒时期的大政方针。终刘启之世，西汉已构成了时间上延续约四十年之久的文之治。西汉朝廷存在二百一十多年，就民众的安宁和社会的发展程度言，文景四十年应是最好的时期。
文景四十年的朝廷，除前期的开国元老陈平、周勃、灌婴、张苍、申嘉相继被任相外，也出现了一些精诚为国的新一辈仁君之才。青年才俊贾谊以其敏锐的政治识见向朝廷献出多项有效的治国之策，包括若干很有见解的战略设想;晁错以自己的远见卓识为国家兴利除弊，对社会经济的繁荣和边防的巩固提出过极有价值的建议;被刘恒发现而为刘启所重用的军事统帅周亚夫成功地平叛内乱，稳定了政局。
他们是四十年间推动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股肱之才。公正守职的周亚夫和方正做官的袁盎成为一时名臣，他们的处事风格是淳朴世风的产物，也反映着当时政治活动领域中的某种风气。
刘启的朝廷在申居嘉逝后相继任陶青、周亚夫、刘舍、卫绾为相，每人任职大约短短四年，除将军周亚夫外，他们都是质朴淳厚而恭谨守命之人。这一现象既是皇权对相权长期挤压的结果，也反映着朝廷选相用人的思路，总之是社会现实的产物。这是一个崇尚无为政治的年代，大作为的政治人物较少，这是符合历史逻辑的，但那些不多的人物却在无为的气氛中努力有为，为无为而有为，他们不失为国家的栋梁。
和刘恒的朝廷不同，刘启执政时又出现了太后参政的现象。家天下的制度无法排除女主参政现象，而太后参政正是这种制度的应有之举。人们不能绝对地认为女主干政为坏，也不能绝对地认为女主干政为好，关键是要看女主干政措施的好坏优劣，以及她的行为是否导致了政局的动荡。
刘启朝中的太后参政客观上制约了刘启的皇权膨胀，阻碍了刘启对严苛酷吏的重用，保证了黄老政治思想继续居于国家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也可能避免了法家刑名之术的滥用，这些尚一时不能判定为坏的效果。
然而，窦太后的具体用政行为多以争取爱子刘武的更大利益为旨归，由此导致了国家政权内部的重大裂痕，引发了谋杀朝臣等行为，对此却难以判定为好的结果。无论如何，最高权力的二元化倾向对国家政治的影响是明显的。
一个时代的伟大在于其创造了辉煌，因而伟大的时代总是以辉煌跟随。文景四十年积累了西汉社会腾飞的基础，又把一位非凡的人物带入权力核心，西汉未来的兴旺气势正是在此积蕴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