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时期的思想教化是如何形成并发展的？当时的时代背景是怎样的？

　　西汉，是中国历史上的朝代，共历十二帝，享国二百一十年，史书又称为“前汉”“先汉”，定都长安(今陕西西安)。下面为什么小编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中国古代有关教化的思想自先秦时期就已有之，在战乱频仍的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都从各自学派的立场出发，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提出过不同的有关教化的内容和思想，但真正把教化作为治国之方略，并最终以制度化的形式予以确立肇始于西汉，西汉时期的思想教化的形成与发展并不是源于某一个概念化的历史事件节点，而是经过了一个抽象化的历史过程。

　　一、西汉儒家思想教化的时代背景

　　在整个教化的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儒家思想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尤其是董仲舒改造后的“新儒学”，在“百家争鸣”的角逐中获得了“独尊”的历史之态。西汉儒家思想所取得的成功，得益于儒家学者的努力和儒家思想的自我革新。自孔夫子创立儒学以来，儒家思想就不同于道家的“逍遥无为”，始终保持着积极“入世”的现实追求，孔夫子周游列国就是为了“兜售”其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儒家治国思想，但由于历史原因，儒家思想不适应当时复杂的战乱格局，各诸侯国都在积极变法图强，以求统一六国，而儒家思想尚不能够带来这样的影响，故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虽然在民间传播广泛，但始终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始终没有成为官方统治思想并加以传播。

　　儒家学者面对这样的境遇并没有消极怠工，始终在寻求时机，力图使儒家思想得到官方的确认，成为具备意识形态功能的思想。时至汉代，一个真正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正式形成，要想稳定社会局面，巩固封建汉王朝的统治，必须形成一整套的治国方略和统一的思想体系。此时，思想教化就显现出来，成为西汉的治国方略，所谓“教化治国”。

　　思想教化，作为一项治国方略，虽然是由诸多思想理论家和国家上层统治者通过主观的思辨得出的，但是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反作用。西汉时期思想教化的产生发展必然有其现实基础，来源于深厚的社会现实，是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发展着的产物，这样根源于现实的思想理论或治国之策才能显现出它所特有的强大生命力，西汉的思想教化是伴随着汉初经济、政治、文化等一系列社会现实而产生的，同时，由于这一时期的社会发展出现诸多曲折，也为思想教化的产生提供了诸多的必然性。

　　二、西汉儒家思想教化的经济背景

　　西汉思想教化离不开物质基础的保障，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时西汉初期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为思想教化提供了一定的空间。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财富的浪费是汉初经济状况的重要特征。

　　西汉建立伊始，由于历经秦朝的横征暴敛以及三年之久的楚汉之战，汉初的经济萧条不堪，大量的农民背井离乡，脱离了政府的控制，走上了流亡的道路。经济发展遭到严重的破坏，停滞不前。农业生产更是无暇顾及，粮食极度匮乏，“人相食，死者过半”的悲惨状况频频发生，全国自君王到百姓经济状况不堪一击，“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可以说，西汉王朝是建立在一片废墟之上的。面对这样满目疮痍的社会状况，恢复经济发展随即成为汉初统治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由于西汉建国前连年不断的战争所致，西汉之初需要休养生息以恢复经济，以刘邦为首的汉初高层选择了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决定通过与民休息的政策改善当时的经济环境。作为中国古代决定性的生产部门——农业的生产便首先得到了恢复。首先，在税赋政策上，汉初统治者采取轻徭薄赋的方法以恢复农业生产。汉初，中央和地方诸侯都可以进行征税，但是地方诸侯不得乱加名目，不得胡乱收税，征收必须按照“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的标准严格执行，对成年人人头税的征收也做了重大调整，从汉高祖的一百二十钱降到了汉文帝时的四十钱，这使得汉初劳动力人口迅速增加，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其次，“重农抑商”的政策也在汉初有所体现，虽然，汉初商业经济的发展一直保持良好的态势，但是，汉高祖认为商业的过度发展势必会导致人员的流动过于频繁，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因而施行“重农抑商”，汉高祖时“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汉惠帝时，规定商人的后代不得参与国家政治，不得进入仕途;汉文帝时，多次颁布诏令鼓励农耕，并“亲耕藉田”“率群臣农以劝之”，这些间接地促进农业的发展。

　　再次，由于汉初宽松的政治举措，冶铁的技术在当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铁制农具被广泛地运用到农业生产中，铁犁牛耕式的生产方式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同时，大型水利工程修建等一系列的措施极大地促进了汉初农业经济的发展，乃至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繁荣景象。这样的经济发展趋势，为思想教化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相伴而来的是财富的极大浪费。虽然汉代统治者提倡节俭，但是随着经济的繁荣，社会弥漫着奢靡的风气。这一风气自上而下充斥着整个社会。汉武帝长达39年同匈奴对峙及五次泰山封禅花光了汉初近70年的积蓄。上行下效，奢靡之风盛行，西汉初期虽实行“重农抑商”政策，但商业随着经济的恢复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也为汉初的奢靡之风推波助澜。同统治阶级奢靡的社会风气相对比的是普通人的困苦生活，普通农民一年下来并没有多少收入，如遇自然灾害则生活更加不堪。

　　汉初的经济恢复使社会财富积累大大增加，但真正富足的还是那些诸侯显贵、地主豪强，普通民众的生活还相对比较贫困。鉴于汉初奢靡生活风气和鲜明的生活对比，一方面要利用教化手段推行道德规范以提高人们的修养，另一方面要利用教化手段调节贫富差距带来的阶级矛盾以稳定汉王朝的封建统治。

　　三、西汉儒家思想教化的政治背景

　　在中国封建王朝的发展历程中，秦朝无疑是最短命的王朝，至二世而亡。但秦朝首创的封建制度延续了近2000年之久。经过连年征战，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结束了春秋战国的混乱局面，一统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在这样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支持下，秦王朝兴修道路、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力求通过“车同轨，书同文”的方式来实现人们行为规范上的统一;奉行法治，“以吏为师”，力求通过“焚书坑儒”的方式来实现人们思想上的统一;取“三皇五帝”，尊号“皇帝”，自称“始皇”，妄图二世、三世直至万世而不易。

　　这样的集权体制展示出了强大威力，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看，秦王朝的“郡县制”把地方的权力收归中央，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地方的绝对控制;从皇权和相权的关系看，秦王朝的“三公九卿”制把宰相的权力进行了分割，将国家的权力统一于皇帝一人，强化了君主专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政治理想得以实现，这种强有力的政治态势得益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这样的集权制度是历朝历代的封建统治者所向往的。

　　在这样的政治框架安排中，处于顶端的皇帝享有最高统治权。但西汉初年，这种政治模式遭到了严峻的挑战，中央与地方之争、皇室与其他统治者之争成为汉初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汉承秦制，在地方上实行郡县制，但在楚汉之争的年代，汉高祖为了分化西楚霸王项羽的力量，壮大自己的阵营，分封了大量的异姓诸侯，同时又对其子弟进行分封，称为“同姓王”。汉初实际运行的是“郡国并行制”，诸侯王的存在大大挤压了中央政府所统领的地区，汉高祖时，中央直接统辖的领地仅占全国的1/3，不足一半，加之政权初立，边疆不稳，中央政府受到严重的威胁，君主的统治权遭到严重的弱化。

　　汉初采用“黄老之学”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其“清静无为，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虽然适应了汉初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但却弱化了中央对地方的绝对控制力，使得地方诸侯势力得到极大地扩张。这种政治局面为西汉内部的政治动乱埋下了伏笔。自汉文帝起，直至汉武帝时，汉初统治者都力图削弱地方诸侯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削藩”与反叛并行，统治者的政策遭到诸侯王的抵制。汉文帝六年，淮南王谋反;汉景帝三年，由于“削藩”政策导致“七国之乱”;到汉武帝时，经过历代皇帝的努力，地方诸侯势力基本上予以剪除，削弱了地方对中央的威胁，但仍存在“缓则骄奢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的祸患，最终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实行“推恩令”，将地方诸侯的力量一减再减，难以再对中央政府构成威胁，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得到了极大地巩固。

　　与此同时，从外交方面，西汉政权时刻受到来自北方匈奴的侵扰，同匈奴的关系成为汉王朝对外政治的晴雨表。西汉王朝是在秦末农民起义和楚汉之争中建立起来的，有一定的武力基础，但西汉建国初期，国力相对羸弱，汉高祖在遭遇“平城之难”后，明显感觉到以汉王朝现有的实力尚不足以通过武力来保证边境的安宁，于是采用和亲策略，希望通过单方面的妥协退让来换取边境的安宁无事。然而结果却适得其反，不仅未能使匈奴臣服，反而更加变本加厉，违背其约，屡屡犯边，对汉王朝构成了相当大的威胁。

　　面对这样的内外局面，西汉统治者已经无法再照旧统治下去，唯有改变旧有的统治路线和政策，才能找到出路。西汉王朝的未来发展，有待于在指导思想上进行一次根本性的变革，这种迫切性和必要性也逐渐得到了汉初统治者的认可。同时，更化后的指导思想如何才能推而广之，形成全社会范围内的行为规范，这就有赖于对人们的思想进行教化，使指导思想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四、西汉儒家思想教化的文化背景

　　经过秦末农民战争和汉初的“无为而治”，各家各派的思想不仅得以流传，而且有了很大的发展，汉初的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的现象。汉初的“无为而治”为思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宽松的环境，使先秦的各派思想在汉初又有了恢复和发展。

　　同时，地方诸侯的存在也为思想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便捷的社会环境，各诸侯国之间的相互竞争使思想文化在中央政府管辖之外的地方也到了有力的传播，一些诸侯王为了在竞争中胜出，笼络了大批的知识分子在身边，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景象在汉初得到了延续。

　　这种延续不光是继承，还有发展。随着时代的变迁，各家各派的学说也积极谋求改变以适应时代要求。各家各派的思想融合的趋向更加明显。“分久必合，这也是思想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战国末年就有学派提出结束“百家争鸣”混乱局面，力图用自己学派的思想学说统一整个思想界，时至西汉初期，这种融合的趋势尤为突出，除了儒道等个别思想外，先秦诸子百家的学说在汉初的延续不是一个整体恢复的过程，多是以学派中的某一思想或某些思想的形式进行的，同时又常常融入其他学派之中共同发展，自己本学派的整体框架已经不复存在了，这其中法家和阴阳家是主要代表。

　　总结

　　儒家学说在思想上的独尊最初是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展现的，是官方力主推行的，可见儒家思想成为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后，其他学派的思想并没有遭到完全的排斥，此外，儒家学派内部也出现不断争辩，思想上的统一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在统治阶级内部实现思想统一，确保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二是把统治阶级的思想转化为全社会的行为准则，以巩固其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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