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兵力到长江南岸就停下来了 吴三桂为什么不愿意北进

　　还不知道：吴三桂不过长江的网友们，

　　1673年11月21日，吴三桂从云南起兵反清，接着开始北伐。起初几个月，吴三桂军势如破竹，接连攻占云南、贵州、湖南、四川四省，但其前锋推进到长江南岸时，却停了下来，不再渡江北上。吴三桂为什么不愿北进呢?此前主要有两种说法，其一，吴三桂“欲出万全”，不想放弃根本之地云贵。因为吴军全力北上，意味着弃根本。“倘若大事不顺，中道受挫，就使自己陷入进退失据的危险境地。屯兵长江以南，巩固阵地，站稳脚跟，即使大事不成，尚可‘划江为国’，立半壁江山。”其二，吴三桂顾虑儿子吴应熊尚在北京，希望以不过江作为交换条件，促使清廷将吴应熊放回江南。而笔者通过对相关史料的梳理，却有新的发现，据此认为当时吴三桂之所以不渡江，是受到了以下两个客观条件的限制。

　　吴三桂

　　(一)1674年3月，清军已在长江北岸重兵布防

　　清军入关后，在剿灭农民军和南明各政权的战争中，吴三桂等汉人藩王势力逐渐坐大，渐渐成为威胁清朝统治的军事力量。为此，康熙帝于1673年春作出撤藩决定。吴三桂闻讯，开始谋划叛乱，于这年11月起兵反清，并从云南挥师北上，一路势如破竹，在很短的时间内即攻占贵州、湖南、四川等地。到1674年3月，其前锋直抵湖北境内、长江南岸的松滋(今松滋北)。这个时候，吴军中有人主张疾行渡江，全师北上;有人主张沿江东下，扼守运河，绝清军南北粮道。但是，吴三桂对上述建议皆不采纳，令诸将不准北进，转而将主力屯驻湖南。

　　对吴三桂此举，国内清史专家的观点大同小异。其中，李治亭的看法很有代表性。他根据《四王合传·吴三桂传》《广阳杂记》《清鉴纲目》等文献的记载，认为吴三桂此举是犯了军事保守主义的错误，过于求稳，以至错过了良机。因为，“此时(1674年3月)，清军未集，江北已是风声鹤唳，人心不固。如能迅速渡江，独占长江之险，军事主动权稳操在手，并在政治上进一步扩大影响，动员江北乃至黄河流域的汉官汉将参加，清朝将无法收拾局面，势必继续退至黄河北岸，以图固守。”吴三桂军再趁势“北涉黄河，直逼北京，可收全胜之局”，比屯驻湖南的选择要好得多。

　　另一位专家刘凤云也认为，“是时，清廷闻变仓促，不及布防，‘京兵未出，诸道兵未集，地方处处无备’。吴三桂无论长驱北上，还是顺流东下，都可得逞一时。”

　　很明显，李、刘两人均认为，1674年3月吴三桂军饮马长江，翘首北望时，不该停下来，应该渡江北上。理由是这时清军惊慌失措，准备不足，不及布防，如吴三桂军渡江北上，必将势如破竹。

　　但问题是，此时清军真的不及布防吗?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就需要将相关史料梳理一遍，看看双方的部署、行动情况。

　　1673年11月21日，吴三桂军起兵反清。同年12月1日，吴军自云南发兵北伐，向清朝展开了战略进攻。12月11日，吴军前锋到达贵阳，贵州提督李本森等清朝官员不战而降。12月20日，吴军到达镇远，并由此地分兵两路北上，吴三桂亲率吴军主力，为东路军，进攻湖南;王屏藩率吴军一部为西路军，进军四川。

　　1673年12月21日，即吴三桂军从贵州镇远分兵北上的第二天，清廷接到了吴三桂反叛的消息，很快作出了针对性部署。当时，康熙帝和廷臣对吴军的进攻方向进行了预判，认为接下来吴军必犯湖南，并很可能渡江北上。而荆州(湖北江陵)位于湖北省中部偏南，地处长江中游，江汉平原西部，南临长江，北依汉水，西控巴蜀，南通湘粤，古称“七省通衢”，
系长江南北咽喉要地，关系最重，必须优先设防。因此，康熙帝即令前锋统领硕岱率每佐领前锋兵1名(574个满蒙佐领×1=574人)，兼程前往荆州。随后，伺机由荆州再进至常德(湖南常德)，“以遏贼势”。

　　康熙帝视荆州为最重要的战略要地，虽然之前已派硕岱率精锐防守，犹感不足，12月24日又再派多罗顺承郡王勒尔锦为“宁南靖寇大将军”，率满洲与蒙古八旗每佐领前锋各1名(574个满蒙佐领×1=574人)，护军各7名(574个满蒙佐领×7=4018人)，骁骑各10名(574个满蒙佐领×10=5740人)、汉军每佐领骁骑各5名(汉军佐领212×5=1060人)，总兵力计11392人，开赴荆州。

　　前锋统领硕岱奉命后，率部于12月28日启程，1674年1月24日抵达荆州。而多罗顺承郡王勒尔锦部，分两批前往荆州。第一批，其先头部队由护军统领伊尔度齐、额司泰等率领，于1674年1月3日启程，相继于2月1、2、6日到达荆州;第二批，勒尔锦于1月10日亲率主力出征，经过2个月的行军，3月11日抵达荆州。

　　再说说吴三桂军这边，自镇远分兵以来，吴东路军一路疾进，分别于1673年12月29日、1674年1月攻占湖南沅州、辰州。而后，吴东路军又从辰州分路前进，以夏国相部进攻常德、澧州;以吴应麒部攻打岳州，以吴国贵部进攻衡州。吴东路军攻势迅猛，相继攻占常德、澧州、岳州、衡州、长沙等地，到1674年3月，不但攻陷湖南全境，还占领了湖北的松滋等地，兵抵长江。(这期间，吴西路军也攻占四川，并由保宁趋汉中。)但这个时候，清军八旗精锐硕岱部及勒尔锦部，已抵达长江北岸的荆州布防。

　　也就是说，1674年3月吴军进抵长江南岸时，清军在长江北岸并非没有布防，而是完成了重兵布防。况且，之前吴军虽所向披靡，连占滇、黔、川、湘四省，但他们面对的都是战斗力不强的清绿营兵，并没有与清朝精锐的八旗军交过手。而此时在长江北岸荆州布防的清军为八旗精锐，一旦吴军渡江，他们就将直接面对这些八旗军的挑战，胜算很小。因为，三藩之乱时，八旗军的训练、装备、体力、战斗意志、集体荣誉、士气均远胜绿营兵。对此，吴三桂非常清楚。当手下诸将要求渡江北进时，吴三桂密诫道，“你等不知虚实，我与他(指八旗军)同用兵多年，其骑射是最不可当的。如今我们依山阻水，还可以自守，若到平原，你们如何敌得过他?”(《文献丛编增刊》，《清三藩史料》，第203页)

　　八旗兵

　　(二)吴三桂基本部队少，还需要时间消化新收编部队

　　吴三桂刚从云南起兵的时候，兵力较少。据清人靖道谟著《云南通志》记载，当时吴三桂直辖的部队分为两部分：一是平西王吴三桂藩兵(即平西王府亲兵)约8400多人;二是吴三桂直辖的绿营兵“云南援剿四镇”，每镇兵员定额3000人，四镇共有兵员12000人。吴三桂藩兵和“云南援剿四镇”两者相加，约有2万多人。

　　有读者看到这里，可能觉得很奇怪，吴三桂只有区区2万多人，为什么能抛起这么大的风浪。别急，且听笔者慢慢道来。吴三桂起兵反清后，隶属清廷、驻防云南的绿营兵2标8镇2协5营计29600人很快投降吴三桂。而吴三桂军打到贵州后，贵州的绿营兵约3万人也不战而降。吴三桂军一下子就扩充到了8万人。后来，吴三桂军又收编了四川的绿营兵约3万人，并收降了湖南的大量绿营兵，到1874年3月，吴三桂的兵力扩大到12万人以上。

　　而吴三桂新收编的滇黔绿营兵里面，约有1万多人是原吴三桂直辖的绿营兵“忠勇五营”、“义勇五营”改编的(清廷为削弱吴三桂军事实力，分别于康熙4、6、7年将“忠勇五营”、“义勇五营”脱离吴三桂的指挥，改编为隶属清廷的部队)。这1万多人和吴三桂直辖的2万多人一道，构成吴三桂的基本部队，是吴军中战斗力强、忠诚度高的部队，也是吴三桂可以放心用来打硬仗，还能威慑新收编部队的武装力量。而其他新收编的部队兵力虽多，但战斗力、忠诚度相对较差，吴三桂不敢马上放手使用，还需要时间消化这些部队。

　　因此，吴三桂若以新收编的部队渡江，完全没有胜算;若以自己的基本部队渡江，不但胜算小，而且万一失利，还将造成全局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