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唐朝诗人都很想入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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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安史之乱最终被平定，但此时的社会乱象已日渐严重，战争留下的后遗症也逐渐突显，藩镇割据的现象已然形成。

　　经过安史之乱的洗礼，盛世繁华已经不再，面对山河破碎、民生凋敝之态，中唐文人的气格都跌入了谷底，即便是有兼济之志，残破的现实也会使它冷却。

　　内心激荡之下，中唐文人转而寻求内心的自适，于是他们的字里行间开始透出一种闲适的情致。

　　这样一来，因时代风气的转变，陶渊明反而倍受重视，陶诗的地位也开始上升，在中唐诗人的口中，经常是以陶谢并举，而且陶渊明诗歌中的自适情趣也开始被中唐的广大诗人认可和接受，其中以韦应物和白居易最为突出。

　　从此对隐逸的界定，似乎超越了外部的行为，开始向心灵方面过度，与此同时，理想也逐渐被世俗所同化。但是这一系列思想和行为其实只是中唐文人的自我安慰，他们不愿意面对残破的现实，所以只能在精神上寻求蕴藉，只能更多地强调独善其身，想以此来麻痹自己，忘掉现实。

　　他们想让自己过得更舒服一些，也因此只愿意享受官僚阶级所带来的实惠，而又不愿意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于是在为官过程中，把独善作为政治哲学，而且将其与隐逸观念相结合，提出了所谓“吏隐”或是“中隐”的概念。但是盛唐的影响依然在，因此也有一些中唐文人不满陶渊明，对其提出了批评，但大多是劝诫士人不要放弃仕途，格局都显得过于世俗和狭隘。

　　再如李端的《晚游东田寄司空曙》称“莫作隳官意，陶潜未必贤”，贬低陶渊明的归隐田园行为，以此来劝解友人不要弃官而去。又如刘禹锡的《寓兴二首》其二云：

　　“世途多礼数，鹏鷃各逍遥，何事陶彭泽，抛官为折腰。”

　　这是中唐为数不多的格局较为旷大的作品，诗人政治热情极高，不愿放弃仕进一途，这首诗旨在寓兴，诗人只是以此来表达积极进取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