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古时候的读书人都要考科举?古时候的科举有多难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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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举制度自创立实行以后,成了读书人做官的敲门砖。宋真宗亲作《劝学文》,此后经过历代士子们的咀嚼、消化、提炼、再创作,便成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车马多如簇。书中自有情与理,书中自有天与地。”

  《劝学文》不止六句,流传下来、脍炙人口的却只有这六句,金钱、美女、高官、厚禄、轻车、宝马,人生所欲,无过于此者。此后又演变成了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五言绝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

  上面这几句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深入人心的劝学箴言,和《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幼学琼林》等,一并成为幼儿启蒙教材。在童稚单纯的心田中,播下了读书应举的种子,播下了父辈殷切的希望和寄托。科举的魅力,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灌输着一代又一代的。

  愿望是美好的,现实又是残酷的。实际上,通过科举走上仕途之路的仅仅是极少数,中进士的概率大致不会超过千分之一。我们就以清代为例,看一看各级考试中的录取比例。

  科举的功名从低至高分别为秀才、举人、进士。按照规定,大府秀才名额20名,大州县15名,小县4至5名。全国秀才名额在25000名左右,举人限额在1500人左右。自从咸丰三年(1853)清廷批准各省增加名额起,各府考试生员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人数增加到30000多人。乡试中录取举人的限额保持在1700多人上下。按照这个比例,一个步入科举的读书人,童生要考取秀才,踏上科举之路的第一级台阶就荆棘丛生,坎坷曲折。

  举人与秀才的限额比例按规定大体是1:20,但是,添加历年落榜者,按大、中、小省,分别是80:1、60:1、50:1,淘汰率就很可观了。参加会试、殿试考进士,比例就是30:1、40:1。这种考试都是三年一次(恩科除外),三级考试都能顺利通过,大体也要十年的时间,如果考生在哪一级上蹉跎一下,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了。

  尽管科举难度极高,但清朝政府却将不断地增强吸引力。制度规定:考中秀才,即能得到国家优遇,可以免去官役和差役,甚至可以获得地方官以礼相待。而要是中了举人,就有了做官的资格。因此读书人中了秀才想举人,中了举人想进士。没中的千辛万苦要考中,落地的死不瞑目要再考,一发而不可收拾。

  士子们以几万分的努力,竞争万分之几的希望,必然会造成秀才、举人、进士三个阶梯下一批又一批的落榜者。落第者大军中,千姿百态,两鬓斑斑,尚未考取秀才,仍混迹于童子军中者,大有人在。

  清代科举史上活到老考到老的例子不胜枚举。如广东顺德人黄章,年近40才考中秀才,83岁被选为贡生,100岁时参加乡试。从广东到北京顺天应试,千里迢迢,一路上由曾孙服侍照料。入考场时,黄章在灯笼上大书“百岁观场”四个字,由曾孙在前引导。黄章百岁参加乡试成为科场佳话,这是康熙三十八年(1699)的事。

  无独有偶,相谐成趣的是,广东诸生谢启祚百岁参加乡试,角逐举人功名。谢启祚先后有三妻二妾,生子23人,女12人,孙29人,曾孙38人,玄孙2人。这个五世同堂的人瑞,不颐养天年,以期颐之寿,仍披挂上阵,征战科场。

  按照惯例,谢启祚这等年龄参加乡试,应由地方督抚呈报礼部请皇上恩赐举人,但被谢启祚拒绝。他说,科名有定数,我老手尚健,岂知我不能为老儒们扬眉吐气?这次他果然中举,与谢启祚列名举人的有一名12岁的少年,少年得志与大器晚成珠联璧合,成了同榜年谊。主考官有感于此,在鹿鸣宴上以诗纪事,有“老人南极天边见,童子春风座上来”之句,作为科场佳话传扬一时。

  这类寿星秀才、高龄举人及其应试得到优遇的事情,并不是个别现象。清政府对其优礼有加,并不在收罗这些空有其名无补官职的寿星,意在垂范世人,鞭策各年龄层次的落第者败而不馁。面对这些寿星科甲,谁还不拼将平生岁月在科举道路上卖力呢?谁人又敢不努力呢?而这或许就是统治者们期待的科举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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