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儒学是如何被玄学所取代的？与东晋门阀有什么关系？
很多人都不了解魏晋玄学，接下来跟着为什么小编一起欣赏。
魏晋玄学之风盛行，玄学在社会中具有统治地位，儒学遭到压制。而在门阀政治格局下的东晋，玄学仍然大行其道。东晋的士族，基本都有玄学功底。玄学是东晋的主流学术思想，在东晋门阀政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儒学如何被玄学取代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成为汉朝的主流学说，士人通过研习儒学踏入仕途。到了东汉，儒学更是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一些以儒学起家的家族，发展成为“四世三公”的世家大族，在朝廷和地方上拥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以经世济民为主旨的儒学发展遭遇困境。曹魏建立后，政权并不稳固，儒学依然没有得到有力扶持，以研究老庄哲学为主题的玄学，开始挑战儒学的地位，特别是魏明帝时期，以王弼、何晏为代表的玄学名士登上历史舞台，奠定了早期玄学的理论基础。曹魏后期，司马家族明显有谋朝篡位的趋势，同时大肆剪除异己，一些玄学名士为了避祸，便“不谈国事、只谈玄学”，醉心于玄学清谈之中。此时玄学得到了明显的发展。
当司马家族篡魏立晋已成定局以后，玄学名士基本都归附了司马家族。西晋建立后，玄学开始对儒学形成压倒性优势。西晋士族承袭曹魏后期玄学之风，以玄学为主题的清谈非常盛行一些儒学世家开始向玄学士族转变。
到了东晋立国江东以后，掌握朝政的士族，基本完成了由儒入玄的转变。两晋时期，如果儒学世家不转向玄学，就无法产生为世所知的名士，也就无法维持门阀不坠。这种现象在东晋更加明显，皇权衰落、门阀当权。提倡“忠君爱国”的儒学显然无法适应门阀政治，为了适应东晋的门阀政治环境，原先的儒学世家，纷纷转投玄学的怀抱。在东晋，士族完成了从儒学世族到玄学士族的转变。
如先后执政东晋的琅琊王氏、颍川庾氏、龙亢桓氏和陈郡谢氏，在西晋时基本都是儒学世族，但是到了东晋，纷纷改习玄学。如颍川庾氏的庾敳转向玄学，推动了颍川庾氏的发展;龙亢桓氏的桓彝转向玄学，促进了龙亢桓氏的崛起;陈郡谢氏的谢鲲转向玄学，带动了陈郡谢氏的兴起。
士族由儒入玄，当然是出于谋求家族利益的需要，而非他们自身有多热爱玄学。如桓彝和谢鲲改习玄学之后，很快跻身“江左八达”之列，得到了江左玄学名士的推崇，大大推动了家族的发展。
东晋士族与玄学
魏晋时期的玄学之风，在魏晋之交就基本形成了，西晋的清谈之风更是特别盛行，特别是高层官僚不习实务，专注清谈，对西晋灭亡负有一定的责任，故而后世有“清谈误国”之说。
到了东晋，依旧如此。名士们坐而论道，谈论玄学，聚在一起清谈。这是东晋玄学风气的直接体现。能加入清谈队伍的名士，也以士族门阀为主体，而士族门阀又是门阀政治格局下的东晋的实际掌权者。清谈队伍中的玄学士族，也都会参与东晋政权的运作中来，并主导权力运作。
琅琊王氏的代表人物王导、颍川庾氏的代表人物庾亮、龙亢桓氏的代表人物桓温、陈郡谢氏的代表人物谢安，他们进能在政治中发挥关键影响作用，退能在玄学中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这其中除了桓温的玄学功底稍差一些外，王导、庾亮和谢安都具备较深的玄学造诣。由于这些玄学士族是东晋政坛的主导力量，玄学在东晋，自然也成了主流学说。
玄学名士好清谈、轻事功，士族也有类似的趋向，不会玄学清谈就无法跻身名士之列获得名望，而维持家族显赫也必须依靠事功，这对士族而言是一种尴尬和困境。
这种尴尬和困境，甚至影响到了士族的发展，甚至影响到门阀政治本身。总体来说，士族中的清谈之辈依靠玄学造诣能获取盛名，但能保障和维持士族的家族利益的，都是那些能在军政方面建功立业的名士。终东晋一朝，士族门阀中不断出现事功型名士，门阀政治的延续也是依赖这些人，如王导、桓温和谢安。当士族中无法再产生这些人才时，门阀政治就会出现危机。
这其中，桓温对这个问题是看得最真切的。桓温虽然有一定的玄学基础，但其玄学水平在士族名士中处于中下水平，他对名士之间的清谈之风颇为不屑，认为建功立业才是王道。
桓大司马乘雪欲猎，先过王、刘诸人许。真长见其装束单急，问：“老贼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为此，卿辈亦那得坐谈?”-《世说新语》
桓温还曾借西晋名士王衍清谈误国之事，对玄学清谈进行了批评。
桓公入洛，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 (衍) 诸人不得不任其责。”-《世说新语》
颍川庾氏的庾翼曾评价清谈名士殷浩空有其名，而无真才实学，这样的人只适合束之高阁。庾翼的观点得到了桓温的认同，所以后来桓温欲北伐时，朝廷启用殷浩牵制桓温，桓温立刻就把殷浩束之高阁。
而到陈郡谢氏的谢安死后，士族门阀中事功型人才凋零，士族并未出现在军政方面独当一面的杰出人才，使得门阀政治难以为继，最终伴随东晋政权一起灭亡。
可见尽管玄学在东晋得到了大力发展，也是东晋的主流学说，士族对玄学也非常热爱和推崇，但士族中的有识之士，还是看到了玄学清谈的危害，从而对玄学抱有警惕之心。
玄学风气下的门阀政治
魏晋玄学之风兴起之后，玄学进入蓬勃发展的快车道，很快得到名士的热捧。这是魏晋所处的政治环境决定的。魏晋之交的乱世，让以儒学起家的名士放弃了儒家学说，转而研究老庄哲学，开启了魏晋玄学之门。司马氏篡魏立晋后，玄学开始开始压倒儒学，玄学地位明显提高，儒学日趋式微。
东晋建立后，其特殊的门阀政治，让原来的儒学世家，纷纷改投玄学门下，摇身一变成为玄学士族。这当然是出于生存和发展的考虑。如果还是坚持儒学，就不能被门阀政治所接受。如果不改习玄学，很难得到名士的推崇，也很难被社会上层认可进而跻身上流，这是东晋门阀政治所决定的。
由于执掌东晋的士族基本都都较深的玄学造诣，在他们的带动下，玄学很快成为东晋的主流统治学说。清谈之风在东晋依然非常盛行，士族也对玄学清谈也颇有兴趣。尽管如此，清谈只是士族的装饰品，因为士族如果醉心清谈，就无法建功立业，进而保障和维持士族的家族利益。当权士族周旋于玄学名士之间，只为获取社会名望，无意成为玄学大家。
作为东晋的实际掌权者，治国理政才是士族最要经的事。但是玄学不具备此功能，只有在儒学中才有答案。所以士族尽管推崇玄学，但并没有放弃儒学。东晋当权士族几乎都是玄儒双修，玄学获取名望，儒学治国理政。这样才能维持门第不坠，进而维持门阀政治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