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为什么会在龙场悟道？当时的背景是怎样的？

　　王守仁，本名王云，字伯安，号阳明，明朝杰出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明代凭借军功封爵的三位文臣之一，他创立了“阳明心学”。下面为什么小编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王阳明在他的哲学探索历程中，有一段特殊经历叫“龙场悟道”，这也是他的“心学”形成的关键时期，正是“龙场悟道”使他确立了阳明心学的基本思想，使宋明道学中的“心学”走向了理论高峰，与程朱理学对峙并最终击败了理学。

　　“龙场悟道”发生于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当时，原本是朝中官员的王阳明，因在朝中的言行中直接对宦官刘瑾表示反对，得罪了揽权的宦官，因而被宦官诬告，最后，皇帝受蒙蔽，王阳明被廷杖四十后，谪贬至贵州修文县的龙场当驿丞，而这一突然的变故，使王阳明的思想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激发他更深入地思考哲学问题。边缘区域艰难的生活和非常安静的环境，使王阳明有了很好的机会重新思考他之前在政坛上努力和奋争的过程，并在哲学理论上进行反思和探索。在龙场的沉思冥想，使王阳明有一天豁然开悟，悟出了“心即理”的心学真谛，醒悟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参看王阳明的《传习录》)由此，王阳明便提出了他的心学的基本命题，即“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对这一命题，王阳明以看花的例子解释说：“尔未看此花时，此花与尔心同归于寂。尔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尔的心外。”(同上)

　　后来，王阳明在他的“心即理”的基本观点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他的“知行合一”的理论。他在“悟道”以后，到贵阳文明书院讲学，便以“心即理”的理论为基础，批评了当时盛行的理学观点，抨击当时学术界对于心学的误解，而其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就是关于知行关系不同看法，王阳明提出了心学与理学在知行关系问题上的不同看法。王阳明分析说：“今人却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功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功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又不是某凿空杜撰，知行本体原是如此。”(王阳明《传习录》)最后，王阳明提出他的基本论点，他认为：“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圣学只是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同上)王阳明针对理学的知行学说，反复强调心学的知与行统一论。

　　由此不难看出，王阳明的“龙场悟道”是确立他的“阳明心学”的非常关键的理论觉醒，是心学走向成熟的标志，有了“龙场悟道”，才能使王阳明解决了心学的两大基本学术论题，一是“心即理”的本体论;二是“知行合一”的认知论。

　　那么，王阳明为什么会在龙场悟道呢?

　　分析起来，王阳明之所以会在龙场悟道，有四个原因：

　　一是官场挫折激发他深思，即王阳明在政坛上遭遇重大挫折，这突发的官场经历激发了王阳明更深入地进行思考;

　　二是艰难环境促使他专注，即王阳明在龙场的艰难的生活环境中，促使他能更专心思考哲学问题;

　　三是理论素养督促他探索，即王阳明之前的学术文化素养使他一直关注理论问题，而对于对立的关注使他需要探索心学的新问题，以反驳对手的观点。

　　下面详细对此三方面仔细论述：

　　第一，官场挫折激发王阳明对自己的经历和思想进行深入反思

　　王阳明是士子出身的，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王阳明二十八岁时参加礼部会试，会试成绩相当不错，举南宫第二人，赐二甲进士第七人，被派到工部实习政事。之后，使治前威宁伯王越葬，还朝上疏朝议西北边防备之事，随后授刑部主事，在江北等地审察决断囚狱罪犯，后来，因病而请求回乡。弘治十七年(1504年)，王阳明被起用，授兵部武选司主事。

　　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冬，王阳明属朝中的年轻官员，胆子比较大，敢冲着揽权的太监上折子，当时，擅权的宦官刘瑾逮捕了南京给事中御史戴铣等二十余人，王阳明对此打抱不平，他上疏皇帝，为戴铣等申辩论救，而刘瑾岂能容忍王阳明上书告他，于是，刘瑾盛怒，令人将王阳明杖打四十，并将他谪贬至贵州龙场(在今贵阳西北七十里的修文县境内)，任龙场驿栈驿丞。

　　在被贬出京的途中，刘瑾还派人追杀王阳明，幸而王阳明有防备，他伪造跳水自尽的假行动，才躲过刘瑾派来的人的追杀。王阳明后来到了贵州龙场。

　　这龙场其实是很不开化的蛮荒地区，在深山之中，苗、僚杂居，非常荒凉。王阳明到了驿站，只见原来的房屋已经倒塌，在歇脚之后，王阳明只好亲自带着仆人将破旧的房屋修好，有了一座破旧的“官舍”。

　　王阳明从京城到了贵州龙场，从一位兵部武选司主事变成了贵州边远地区的一名驿丞，而且，在他赴任的途中，还差点儿被刘瑾派来的人杀死，这重大变化对他的刺激很大。明明是刘瑾擅权揽政，陷害御史等，而他上书反对佞臣擅权坑人，是伸张正义，却反而被杖打四十，并被贬至这荒凉无比的地方。朝中佞臣当道，王阳明满腔热血想干出一番事业，为维护朝中正义而勇敢行动，却遭受到了如此大的挫折，这激发了他进行反思。朝中是怎么呢?为何给事中御史戴铣会被抓捕?刘瑾为何能擅权?而他上书伸张正义却遭殃，这是为什么?还有，政治道理在哪里呢?什么才是“正道”?权力、富贵、名誉值得追求吗?遭受重大挫折的王阳明逐渐悟出了“理在心中”的原理，逐渐知道什么才是“良知”，挫折刺激之后的反思，使他明白：“富贵如尘沙，浮名亦飞絮。”心中的悟才是最重要的。

　　第二，艰难环境促使王阳明更专心思考哲学问题

　　龙场处于万山丛薄之中，苗、僚杂居，这里处于高山峻岭的山谷里，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在龙场相当比较闭塞，生活上清苦寂寞，日子很艰难;二是这里很安静，外界的干扰很少，是让人在静中深思的很有利的地方。

　　王阳明有时也会带着仆人翻山越岭，到周围去游览，有一次，他和仆人在不远处发现了一处石洞，这是一个天然的石洞，发现此洞后，王阳明很兴奋，便带着仆人修正一下石洞，并将此洞作为休闲读书的地方，他将此洞取名为“阳明小洞天”，并从驿站搬来了日常用品，经常住在洞中，读书思考。

　　渐渐的，王阳明开始接触周边居住着的苗族、彝族和瑶族等小数民族的人，像他们学习方言，与他们沟通，并向他们传播中原文化故事，当地人也逐渐把王阳明当成很有知识的知心人。

　　过了一些时日，远处的一些读书人得知在龙场住住一位博学者，不少人慕名而来，向王阳明请教，并与他谈学论道，一起研讨学术问题，而龙场读书、交流和讨论学术的地方，便被取名为“龙岗书院”。

　　当远处来的读书人离开了，王阳明喜欢到附近的那个石洞里去自个儿读书沉思，而这种清贫艰难的日子促使他能深思学术思想。他深研《周易》，思考佛、道，深思着宇宙人生的哲理问题。并重新思考五经，即《诗》《书》《礼》《易》《春秋》的理论，开始有新的感悟。

　　古时候历史上，常常有逆境中得到思想升华的例子，如周文王被拘禁创作了《周易》，司马迁下狱受宫刑而编著了《史记》，孙膑被废了双腿而编写了兵法著作，韩非子被关在狱中而写出了《说难》等等，而王阳明也是在龙场这样艰难清贫的生活中，得到了思想升华，有了“龙场悟道”。

　　关于王阳明悟道的过程，史书的记载颇有传奇性，据《王阳明年谱》记载，他是深思之后突然醒悟的：

　　王阳明在龙场驿中“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始之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乃以默记《五经》之言而证之，莫不吻合”。正是这日积月累的探索求知，终于完成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王阳明年谱》的另一段记载是：

　　“忽中夜大悟恪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语人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这些记载说明：其一，王阳明是经过夜以继日的寂静深思才突然顿悟的;其二，在长时间的迷茫之后突然悟到了理论真谛，这让他非常兴奋，而跟随他的读书人也感到很惊讶;其三，他悟到的是一个心学的根本理念，即“圣人之道，吾性自足”，而且，将他所默记的五经的言论相比较，是能够很好得到印证的;其四，以前学术观点中向外部事物去求理是完全错误的。

　　在龙场，王阳明终于悟到了，所谓的“理”根本就不在外部事物之中，而是在每个人自己的心中，因此，王阳明提出了“心即理”的根本观点。

　　王阳明举例说：“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都只在此心。”(《传习录》)在王阳明看来，孝忠仁信等，皆在心中，圣人之道是什么呢?就是良知，良知人人都有。因而，判断事情对错是非的标准是良知，而不是外在事物中的“理”。

　　在龙场悟道之后，王阳明写了《教条示龙场诸生》，解答了追随他的弟子关于“心外无理，心外无物”观点的疑惑。有弟子问：“南山里的花树自开自落，与我心有何关系?”王阳明回答说：“尔未看此花时，此花与尔心同归于寂。尔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尔的心外。”(《传习录》)

　　总之，龙场悟道，王阳明悟出了理在心中，不在外物，心即理，即是良知，而仁义忠孝等道德理念，亦在人的心中。

　　第三，理论和学术素养，督促着王阳明不断探索，于是，沉思之后能有所悟，带来重大理论革新。

　　王阳明早起受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影响，他对于心学和理学一直在深入思考，但都不能让他感到满意，后来，他又阅读佛、道著作，将佛、道理论结合起来，思考学术问题，特别是思考心学和理学的基本问题，而在当时，朱熹的理学思想的影响是最大的，学术界几乎是理学占主流思想地位。

　　而王阳明在龙场悟道，可以说是在反思和批评朱熹理学的过程中实现的，王阳明长期对于学术思想的关注，使他一直在深入思考理学问题，特别是对于朱熹关于“理为本”的观点一直有不同的看法。

　　在朱熹看来，理是天地万物的本原，理先于天地而存在。朱熹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朱子语类》)朱熹还提出理生气并寓于气的看法，他认为，理为主，为先;气为客，为后。此外，提出了“理一分殊”理论，即每一事物皆蕴含着理，因此人要认识事物之理，便要对事物进行认识，即“格物”。而每格以一物便认识一物之理，坚持下去，便能对理豁然贯通，达到了“格物穷理”的境界。

　　可是，王阳明经过龙场悟道，终于弄清楚朱熹理学的错误之处，在他看来，理并非朱熹说的“天理”而是人心中的良知，人是无法从外部去求得“理”的，理就在心中，孝、忠、信、仁等道德原则，便是人人根据自己心中的理去践行道德原则的。

　　因而，在王阳明看来，朱熹的“即物穷理”的观点是错误的，“格物致知”中的“物”并非外部事物，而是“事”，通过格“事”而“致知”，而“致知”便是“致良知”，他说：“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传习录》)在王阳明看来，“格物不应向外求理”，“格物”只是“格心”而已。《传习录》记载王阳解释“格物”时说：“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但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即无时无处不是存天理，即是穷理。‘天理’即是‘明德’，‘穷理’即是‘明明德’。……问格物，先生曰: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於正也。”

　　显然，王阳明“格物”解释为纠正不正之意念，即去掉心中非道德观念，恢复心之至善本体，即唤回“良知”。所以，他说，“格物致知”也就是“诚意正心”，致知乃是致良知，使心复归至善。

　　总之，王阳明龙场悟道使阳明心学实现了重大的学术变革，使阳明心学能战胜朱熹理学，逐渐成了学术界的主流思想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