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和司马光在对人性的看法上,都有着怎样的区别?

  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个人因为学术根基不同,政管理念不同,所以在“治道”上有彻底不同的取向。这是他们在观念层面最大的分野。下面为什么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更进一步地,在这个分歧傍边还隐含着不同的哲学立场——他俩对人性的看法也不一样。

  王安石的人性论是:现实的人性遭到后天习气的影响,是有善有恶的,可是人性最内涵的根源是善的。这是受孟子的人性论的影响。因为人有善的根源,所以人心的本能是向善的,好的管理便是要把这个善的本能挖掘出来,提炼、扩大,变成准则和公共政策,变成一种从社会全体层面对公平、正义、功率、良善的寻求。一句大白话便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你看得下去吗?我看不下去,于心不忍。所以要把这个“不忍人之心”转化成一个关怀弱势群体,实现全体价值的“不忍人之政”,这便是王安石抱负的政治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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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司马光的人性论,则认同汉代学者扬雄的观念,“性善恶混”。人从历史经验教训出发,也会有类似的感觉:人性是不一样的,有善也有恶。性善的是少数;绝大部分人是平庸的、可上可下的;还有不少人是骨子里坏透了无可救药的。所以好的治理是防范、制约,要用非常严格的纲纪、名分、法律、制度来维护,这是原则问题,绝对不能打马虎眼,不能给那些千方百计想要作恶的人留下任何理论和制度空间。唐朝就很典型,开国时候就有个玄武门之变,唐太宗李世民杀兄弟、逼君父,就弄得唐朝的经学家、理论家们很尴尬,讲伦理的时候就得留下各种弹性空间和余地,就得说“父子兄弟伦常很重要,不能骨肉相残,但是有时候呢,也是情有可原的”,不然太宗皇帝的面子没法搁了。可是如果在政治理念的层面都不能明确高举道义的大旗,那后果就不堪设想:武后篡权、骨肉仇杀、安史之乱、甘露之变,最后到晚唐五代藩镇割据军阀混战,就是彻底人吃人没下限了。所以在司马光这里,纲纪、名分、政体,比什么都重要。

  人性论不一样,两个人所理解的“天道”就很不一样。王安石看到的“天道”的特点是:流转、变化,在无常当中隐藏着某种规律,所以人要适应这个历史时势的变化、主动求变,有所作为。而司马光所理解的是一个相对静态的宇宙和“天道”,他认同汉儒“天不变道亦不变”,纲常名分是天经地义,永远不变的。所以政治的态度应该是谨慎守常,“利不百不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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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对“道”的理解不一样,他们对皇权政治的理解也就有很大的差异。他们两人都强调尊君,强调君主在政治体系中的重要性。可是他们强调的方式是很不一样的。司马光认为君臣关系是政治中最重要的伦常,是绝对不可以颠倒的,所以必须尊君,必须强调君臣的名分,强调臣子的绝对义务。因为皇权政治内在的脆弱和不稳定性,在这个事情上容不得半点偏差,否则王莽、曹操、司马懿,就是前车之鉴。但是从另一方面,司马光也特别重视对君主权力的制约,皇帝要守规矩,要用纪纲来约束。因为历史上见过太多脑子进水倒行逆施的皇帝了。所以政治想要保持不坏,最重要的就是“政体”,这个体立住了,一个王朝才有可能长治久安。

  王安石也很重视君臣关系,也强调皇帝的自我约束,但是他对君主的作用有一个很不同寻常的理解。这个理解来自于《周礼》“王与冢宰以道揆事”的观念,意思是在一个发达的官僚政治体系当中,君王和宰相应该超越于官僚体系之上,不是完全按照这套规矩程序来办事,而是要从道的高度进行不断地反思和变革。因为官僚系统是很容易导致“官僚主义”的,人浮于事、因循苟且,这些官僚们没有变革的动力,就是一份工作混碗饭吃,照章办事,这是应该的。但是皇帝和宰相一定要跳出官僚的思维,要有政治家的意识,有顶层思维。就像在化学反应当中,要主动扮演搅拌器甚至催化剂的功能,这样整个政治体才能保持活力,否则很快就变成死水一潭了。所以王安石认为,君主不能不守规矩,但也不能太守规矩,要有真正的主体性,要会乾刚独断,要懂得不次用人。总之,要不断地想着如何变得“更好”,这才是一个政治家应有的责任和担当。

  这种理念层面的差别,也决定了这场改革最后的命运。客观地讲,王安石变法在宋神宗朝,不仅没有失败,反而是非常成功的。富国强兵的目标实现了,有大量证据表明“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完全可以实现。从宋代保存下来的很多未经加工篡改的一手材料可以看出:宋神宗朝在土地开垦面积、市场繁荣程度、经济发展规模都达到了宋代甚至是中国古时候史上的高峰,神宗元丰时期的吏治是整个宋代最好的,就连民变——就是民间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数量都是最少的。而且这些很多都是到南宋时期,由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历史书写者记录保存下来的,所以更能说明问题。

  可是王安石变法最终还是失败了。因为王安石追求一个“更好”的变革理想。在中国古时候皇权政治下,这个理想必须依靠皇帝的意志才能够实现,否则寸步难行。

  对于王安石来讲,宋神宗是千载难逢的好学生:天资聪颖、谦虚好学,志向远大,内驱力很强。所以他们两个才能一拍即合。可是这么好的宋神宗,还是有性格缺陷,做事情喜欢事必躬亲。所以王安石罢相退休之后,他就大权独揽,而且做事情不会抓大放小,执念太深、弦绷得太紧。就是那种一门心思奔着清华北大去,结果一次模拟考试没考好,弦断了,健康毁了,英年早逝。接下来呢,依靠血缘传承的皇位,有太多不确定的因素,没办法保证皇帝死了之后他老妈不会来拆他的台,也没法保证继承人的政治素质。就算他儿子宋哲宗也是一个很不错的皇帝,可从小生长在高压环境中,弦比他老爸崩得更紧,二十来岁就英年早逝。再接下来,皇位终于传给一个会放松的人了——宋徽宗,他老人家倒真是很长命,可是他最后把北宋王朝带到沟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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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这是中国古时候政治变革当中最根本的矛盾:王道需要王权作为载体,但是王权的脆弱和不稳定,又决定了它承载不了王道的理想。所以“变革”会成为一件高成本、高风险、不稳定的赌博性尝试。一不小心,皇权过度膨胀,反而会带来新的问题。反过来,固守祖宗之法,求稳、少变,各种意见相互制约,虽然效率低一点,处处掣肘,但是可以维持一个将就的平衡状态。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就可以理解司马光,理解很多反对变法的士大夫们——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真是太不靠谱了。恪守祖宗家法,保持“不坏”,成了一个理性的,也是稳健的选择。宋代以后几个王朝基本上都是按这个套路走下去了。

  那司马光成功了吗?其实也没有。大历史告诉我们,政治真就像考试一样,八个字“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追求“更好”,很大概率就会变得“更坏”。政治如果没有高远的理想和目标,想要通过固守成法来维持一个王朝的体制长久不倒,是绝无可能的,元明清三朝都这样,到中后期,一旦形成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集团,就是贪污腐败、民不聊生。

  所以,中国近代的革命和当代的改革,还是走回到了王安石追求“更好”的道路上来。“天下为公”的理想,共同富裕的愿望,成了整个社会的普遍共识。今天中国主流的政治文化,就是要求不断精益求精的“更好”的状态。

  这种对更好的追求,就意味着每次考试都是奔一百分去,压力特别大,而且经常吃力不讨好,很容易挨骂。但是,高水准的治理体系,也正是在这样的挨骂当中,才能够不断锤炼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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