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年间的国本之争为什么会维持二十九年?四任首辅先后落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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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便有“太子者,国之根本”之说,而在册立太子之时,则一贯坚持“立嫡立长”的原则。然而,明神宗朱翊钧因长子朱常洛是宫女所生而不喜,又因宠爱郑贵妃,便想废长立幼以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为太子,却遭到朝中大臣的激烈反对,就此引发了长达二十九年的国本之争。
明神宗朱翊钧
一夜风流偶得长子,明神宗事后却不想认账
万历九年(1581年)的一天,年仅18岁的明神宗前往慈宁宫向慈圣皇太后请安,却没想到太后不在宫中。一时间,精虫上脑的明神宗竟然宠幸了慈宁宫宫女王氏,不过事后朱翊钧便后悔了,他并未按常理赏赐信物给王氏,而是匆匆离开了慈宁宫。
慈圣皇太后李氏
朱翊钧自感此事不太光彩,再加上李太后和首辅张居正平日对其管教甚严,因此明神宗朱翊钧事后根本不愿提及此事,然而却没想到这一次风流,王氏竟然就此珠胎暗结。随着时间的推移,王氏便因体型变化而再也无法隐瞒,只得将事情向李太后和盘托出。
李太后自己也是宫女出身,不仅对王氏的境况深表理解,而且想方设法的让儿子认了此事。一日,李太后趁着与儿子酒宴提起此事,朱翊钧起先还想抵赖,直到李太后命人拿出《内起居注》,朱翊钧这才不得不认。在李太后的劝说下,朱翊钧勉强封王氏为恭妃。
数月之后,王恭妃诞下一子,取名朱常洛。因当时宫中均称宫女为“都人”,明神宗便常常称朱常洛为都人子,由此可见他对这对母子的厌恶。
明神宗意图废长立幼,就此引发国本之争
正所谓母凭子贵,按理来说生下皇长子的王恭妃应该水涨船高,尤其是在皇后并未生子的情况下。然而,就在万历九年(1581年)八月,郑氏通过选秀进入皇宫,并迅速受宠于后宫,三年之内便先后被晋封为淑嫔、德妃、贵妃,与王氏的境遇简直是天壤之别。
万历十四年(1586年)正月,郑贵妃生下朱常洵,朱翊钧对此高兴无比,同年三月便再度晋封郑氏为皇贵妃。也正因此,明神宗朱翊钧竟然起了废长立幼之心,就此引发了长达近三十年的国本之争。
很快,便有流言说明神宗与郑贵妃私下约定,将立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为太子,再联想到申时行曾在朱常洵出生前请立太子而被拒,王恭妃长期未受封,而郑贵妃刚刚生子便被晋封皇贵妃等事,立即便引起了朝臣们的警觉。
废长立幼不仅违背了自古以来的“立嫡立长”原则,更是违背了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的祖制,立即引爆了朝堂。就在郑贵妃被册封的当天,户科给事中姜应麟、吏部员外郎沈璟等人便纷纷上书请立太子,其中姜应麟措辞极为激烈,直接激怒朱翊钧,被贬为大同广昌典史。
朱翊钧的打压不仅没能压制住朝臣,反而激起了朝臣的斗志,吏部员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孙如法相继上言,结果再度被罚。朱翊钧的态度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朝中大臣立即纷纷上书,建议朱翊钧今早册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以破除流言。而在上书请立太子的同时,大臣们更是指责后宫干政,直指宠冠后宫的郑贵妃。
对于犹如纸片一般砸来的奏章,明神宗朱翊钧也懒得再进行批复,一律置之不理,而朝臣们则是前仆后继,在奏折不断的同时,更是在朝会时不断提及,结果朱翊钧一气之下干脆眼不见心不烦,连朝会也不参加了。
朱常洛被立为太子,梃击案后国本之争结束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交锋中,申时行、王家屏、赵志皋、王锡爵等四任内阁首辅被迫辞退,中央即敌方官员三百多人参与其中,其中一百多人被罢官、廷杖、解职、发配充军。直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在李太后的干预下,朱翊钧这才不得不立皇长子朱常洛为长子。
朱常洛被立为太子之后,其他诸子也相继被加封为王,其中朱常洵为福王、朱常浩为瑞王、朱常润为惠王、朱常瀛为桂王。然而,被立为太子的朱常洛仍然备受冷落,除了太子的名义之外,根本没有享受到与之相对应的待遇,而福王朱常洵则长期逗留京师,根本不离京就藩。
为了防止事情发生变故,大臣们又纷纷上书要求福王尽快离京,然而朱翊钧却是一拖再拖,直到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大臣们以郑皇贵妃和福王朱常洵意图谋害太子为名再度上书弹劾,福王朱常洵这才前往洛阳就藩。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男子张差手持木棍闯入太子朱常洛所居住的慈庆宫,击伤守门太监,意欲行刺太子,幸好太子内侍韩本用及时赶到将其逮捕,史称梃击案。后经审讯,张差交代说是有一老太监收买自己,并将自己带到慈庆宫,指示自己打杀遇到之人,尤其是穿黄袍者(太子朱常洛),但却并未交代收买自己的太监是谁。
之后,万历帝又令员外郎陆梦龙再度提审,这才诱使其说出实情,原来背后指使之人便是郑贵妃手下的太监庞保和刘成。于是,朝臣们怀疑郑贵妃仍不死心,这是想要谋杀太子朱常洛,王志、何士晋、张问达等人更是职责外戚郑国泰“专擅”。
后太子朱常洛出面,郑贵妃这才得以逃过一劫,只是处死了张差一人。然而,郑贵妃虽然未因梃击案受到惩处,但她的势力却就此一蹶不振,朱常洛的太子之位这才得以稳固。至于梃击案到底是郑贵妃指使,还是太子自导自演的苦肉计,则已经无人知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