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变”后，明朝就变成了宋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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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何其英雄!以布衣之身投入反元洪流，15年而建大明，并将不可一世的蒙元驱逐至漠北苦寒之地。之后，又屡屡派兵北伐蒙古，俘虏蒙元大量皇室成员。自此，有朱元璋在，蒙古不敢南下争雄。

　　明朝第3任皇帝朱棣也英雄了得。朱棣时，蒙古已分裂为3部：鞑靼、瓦剌、兀良哈。其中瓦剌、鞑靼较为强大，朱棣5征蒙古，先败鞑靼，后败瓦剌，迫使二部府首称臣，年年进贡，岁岁来朝。

　　然而到了明朝第6任皇帝——明英宗朱祁镇时，形势逆转。公元1449年6月，明英宗忍受不了瓦剌的屡屡犯边，今起京城兵马20万，御驾亲征瓦剌。结果一再遭到惨败，最后魂断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县)，英宗被俘，功臣良将皆阵亡，军队折损过半，元气大伤。从此巍巍大明，一蹶不振，羸弱不堪，宛如一向以文弱著称的宋朝。

　　的确，土木堡事变后，明朝变成了宋朝!

　　为什么见得?

　　战后明朝“文官集团”形成，有如宋朝之“重文轻武”和“士大夫治国”

　　明英宗率二十万大军亲征，这二十万大军，包含赫赫有名的京军三大营。何谓京军三大营，是朱元璋遗留下来的五军营、三千营，以及朱棣创立并精心训练的神机营，此乃明朝军队的核心与精锐之师，无论装备水平和士兵素质都是全国最为优秀的。然而这支“军队之花”却凋谢在了土木堡。

　　除了军队损失，军官的损失也是巨大的，因为精锐之师尽出，那么优秀军官自然也尽出，这些军官为保护皇上，都为国捐躯了。那么，留在北京城内的毫无疑问都是文官，几乎没有武官，这些保留下来的文官，撑起了“土木堡事变”后的明朝朝廷，逐渐成长为能够左右皇帝决策、误国误民的“文官集团”。

　　当然，不是说所有的“文官集团”都误国误民，但明朝确实是。文官们都产生于科举，科举形成盘根错节的师生、同学关系，以至于整个朝堂百官不可避免的团体化、宗派化，往往为了自身利益整体与皇帝抗衡。比如，明朝中后期，明明商业非常发达，文官集团却制定了不收商业税的奇怪政策，结果使得商业利润大都被文官们收入囊中，皇帝一提出收税，文官们就全体反对。结果，困死了国家财政，穷怕了崇祯，逼反了李自成。

　　而且，文官指挥军队的风气也由此形成。土木堡之变后，瓦剌首领也先挥兵南下，围困北京城，于谦成功守卫北京城。于谦是文官，文人指挥军队保家卫国的时代又开始了。此种情形，让我们感觉到，仿佛又回到了宋朝。

　　宋朝重文轻武，奉行“士大夫治国”，这与明朝在“土木堡之变”后的“文官集团”毫无二致。“士大夫治国”造成北宋文弱形象，最终形成“改革派”与“保守派”的党争而亡国，这与明朝“文官集团”治国，最终造成东林党、宦党、浙党之间的党争而亡国，又何其相似!

　　战后明朝北境强敌虎视，疲于应对，犹如宋朝之强干弱枝，边境不宁

　　土木堡之变后，明都北京兵力严重不足，不得不调南方军北上，这就出现了战略北移。战略北移后，北方兵力够了，南方则不足，便造成了东南沿海倭寇的猖獗，东方海疆出现危机，戚继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算平息海疆。

　　北方边境呢?则更不安宁。

　　“土木堡之变”让北方游牧民族一改对明朝的看法, 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臣服明朝，害怕明朝，相反，觉得明朝可以骚扰、可以欺负。

　　比如蒙古人和女真人。蒙古人在明朝北境侵扰已成习惯，土木堡事变后，更加频繁。比如公元1550年6月，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率兵犯我大同，一路进攻至北京附近。嘉靖皇帝无计可施，只好让步，将俺答汗封为顺义王,
并答应俺答汗与其部众展开贸易，解决他们所急需的粮食等问题。

　　女真人开始并不敢开罪明朝，土木堡之变后则经常跟随蒙古人骚扰明朝边境，其对明朝政府的态度也变得越来越轻视和怠慢。最终，女真人发展成了明朝的劲敌，取明朝而代之。这是后话。

　　轻视明朝的还有朝鲜。朝鲜作为明朝的附属国，以前一直是明朝的小弟，在土木堡之变后也瞧不起明朝了。朝鲜世宗李祹在国内持续推行“去汉字化”政策，
虽然受到全国士子的一致反对，但他与他的儿子坚持执行了下去。

　　此种状况，与宋朝何异?

　　回想宋之北部边境，当初也是政权林立，对宋构成极大威胁。先是辽与西夏交相侵宋;再是金国崛起，南下灭北宋，占有宋之半壁江山;最后蒙古崛起，于1279年灭南宋。而明朝，土木堡败于蒙古后，由盛转衰;萨尔浒之战败于后金后，由攻势转为守势，国力日衰，直到1644年亡于李自成之手。

　　一言以蔽之，都是解决不了边患，实力被逐渐消耗掉，最后亡国。

　　结语：“文官集团作梗”和“边境不宁”这两个因素，的确是宋朝与明朝灭亡的共同因素;前者为内因，后者为外因，内外因相互作用，形成恶性循环。一个国家最怕的，就是这种内忧外患了。而其实，明朝开始并不是这样的，“土木堡之变”后才堕入此魔咒中，实在是太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