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真的因为五斗米才归隐的吗 陶渊明辞官的原因是什么

　　很多人都不了解陶渊明归隐的事情，接下来跟着为什么小编一起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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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渊明(365-427)，字元亮，名潜，别号五柳先生。他近半生过着隐居生活，他的归隐对于中国文人和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他的“不为五斗米折腰”则被世人传为佳话。

　　但是，陶渊明只是一个完全没有人生理想和追求的隐逸者吗?

　　当然不是，早年的陶渊明曾是一个有着雄心壮志的热血青年，“大济于苍生”是他的人生理想。

　　陶渊明出生于没落的官宦之家，他的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曾官侍中、太尉、都督诸军事，后任荆江二州刺史。陶渊明祖父陶茂，曾为武昌太守。根据陶渊明的自述，陶家确实曾经显赫一时，非常风光。然而，陶渊明父亲早逝，官位不及前辈。到陶渊明一代，家境就逐渐败落了。

　　虽然生活贫困，但青少年时期的陶渊明，饱读诗书，决心在仕途上干出一番事业。这个时期，儒家的“出世”思想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杂诗》中他写道：“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可见，他年少时是志存高远的。

　　《拟古九首》中，他写道：“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
”写此诗的时候，他已经归隐多年，虽然身在江南，却还想着西北和东北边塞，对晋王朝覆灭心存惋惜之情。

　　在《咏荆轲》一诗中，陶渊明热情地歌颂了壮士荆轲 ：“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从这些诗句中，可见陶渊明早年是有一番建功立业之心的，与纯粹隐匿山水的隐士并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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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渊明从二十岁开始游宦生涯，一生四次出仕，四次退隐。第一次入仕是29岁时，任江州祭酒，但不久就因“不堪吏职”而回家;第二次入仕是在36岁时，加入了桓玄幕，两年后，便以生母孟氏辞世为借口辞官回家;第三次出仕时，刘裕凭借北府兵打败桓玄取得了东晋政权，一改从前的腐化奢侈的风气，这勾起了陶渊明的入世之心，便在刘裕幕做了参军，但没过多久就又辞官;第四次入仕为任彭泽县令，仅仅80多天后就因大几岁熟知的“不为五斗米折腰”辞官归隐，当时他41岁，这也是最后一次出仕。

　　陶渊明每一次任官时间都不长，就辞职归隐田园。其中，“不为五斗米折腰”也许只是一个导火索，深究陶渊明辞官的原因，有主观上的，也有客观上的。

　　首先，从客观上来说，当时的社会，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复杂，北方是所谓的“五胡十六国”，西北少数民族贵族在中原一带割据混战，并不断对南方进行骚扰。而南方的东晋政权极其黑暗，对人民进行残酷压榨，农民起义频繁，直接威胁当权者的利益。

　　同时，东晋王朝统治集团内部互相倾轧，不停地发生夺权斗争，起初是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专政，接着是恒玄起兵反晋夺取政权，后来刘裕消灭恒玄代晋。这一系列残酷的政治斗争，陶渊明耳闻目睹的同时又身受其害。

　　在《停云并序》一诗中，陶渊明明写天气，实则暗喻世事的混乱。

　　霭霭停云，漾漾时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静寄东轩，春醪独抚。良朋悠邈，搔首延伫。停云霭霭，时雨潆漾。八表同昏，平陆成江。

　　激烈动荡的社会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损失
，为此，陶渊明写了一篇声情并茂的《感士不遇赋》，猛烈地抨击了当时政治的腐朽与道德的败坏，控诉了正直之士不是被埋没，就是遭到小人谗害，表达了“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的思想，决心保持高尚的道德与纯朴的节操，远离污浊的官场。

　　在那个年代，相互残杀的政治环境，以致于不少文人倒在血泊之中。所以魏晋时期的文人，纷纷逃向山林和田园以躲避灾祸。他们或放浪形骸，或寄情于山水。道家追求的人生的解脱和精神上的自由，成了他们的理想。在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一书中，记载了当时注解《庄子》已有八十家之多，说明道家思想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

　　同时，东晋时期所承袭的 “九品中正
”的取士制度，是一种等级森严的制度，世族子弟把持高官厚禄，形成了一种“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土族”的格局，陶渊明出身于没落官僚家庭，进入官场晚，而且官职相当卑微，面对晋升无望，他的失望之情溢于言表。在《饮酒》之十九中说：“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

　　从主观上说，陶渊明有着热爱自由的天性。一方面，他有着建功立业的理想;另一方面，他也向往着古时候的隐逸高士，如传说中的许山、务光，殷周之际的伯夷、叔齐，秦汉之间的商山四皓，都成为了他的榜样。《归园田居》一诗中，他写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陶渊明原本喜欢大自然，所要官场生涯对他来说就是误入歧途。

　　因此，在该诗中，他又接着说：“ 暧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这样无拘无束的生活才是他内心真正向往的。

　　彻底归隐之后，陶渊明像一只快乐的小鸟，恢复了他热爱自由的天性，飞出了阴暗狭小的鸟笼，回到了大自然的怀抱中。

　　在《归去来兮辞》中，陶渊明说：“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他承认自己率真的性格是无法改变的，在陶渊明的字典里，没有委曲求全、逆来顺受这样的词，当他的耿直天性与龌龊官场无法调和时，他宁愿去过贫困潦倒的农耕生活。

　　有人说，陶渊明辞官归隐是文人一种自命清高的表现。然而，陶渊明归隐后，自己亲自下地劳作，与劳动人民打成一片，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在封建社会，受“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思想影响，文人所做的失去应该是读书做官，务农会是一件被人耻笑的事情，比如《颜氏家训》说“多见士大夫耻于涉足农商”。在《劝农》一诗中，他写道：“孔耽道德，樊须是鄙。董乐琴书，田园不履。若能超然，投迹高轨。敢不敛衽，敬赞德美。
”他认为农业生产是世人赖以生存的根本，热情赞美平凡的劳动生活，讴歌农村与农民，这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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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陶渊明并非天生就是隐士，陶渊明的归隐田园，从主观上说，是他“性本爱山丘”的无拘无束的个性，以及他忠厚耿直的品格决定的。而在客观上，腐朽没落的政治环境，让一身远大抱负的陶渊明无处可去，最后的归宿惟有山林和田园。

　　现代社会，物质生活空前丰富，科技进步神速，表面上人类比以前享有更多的自由，但人们却越来越忙碌，越来越压抑。生活在这样的社会，常常有一种被异化的感觉。

　　这个时候，陶渊明笔下的田园风光，让我们享受到了精神上的自由。尽管我们无法回到真正意义上的桃花源，但无论何时，都在心中保留一片桃花源，这就是陶渊明带给后人的永恒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