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武宗为什么要下令大肆灭佛呢?他的目的是什么?

  会昌毁佛指唐武宗李炎在位期间,推行一系列“灭佛”政策,以会昌五年四月颁布的敕令为高峰,而会昌六年唐武宗逝世、唐宣宗即位又重新尊佛,灭佛就此结束。那么唐武宗为何要下令大肆灭佛呢?

  唐代佛教虽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黄金时代,然而,唐代各朝帝王对佛道二教的态度颇为不同,有的扬佛抑道,有的佛道并奉,也有不少位帝王崇道而抑佛。唐高祖奉道教始祖李耳为祖先;太宗曾下诏置道教于佛教之上;武后则改佛教在道教之上;玄宗曾采纳姚崇的奏章,令僧尼还俗,他虽然尊崇道教,但仍一度敕令注释《金刚经》流传天下;宪宗时,韩愈谏阻迎佛骨,写《论佛骨表》、《原道》等排斥佛教;在穆宗、敬宗、文宗之世,都还依历朝惯例,在宫中设斋行道,但敬宗本人笃信道教;文宗时已有毁佛之议,而且曾经禁止度僧及营建寺院;到了武宗,更是全面性地崇信道教,贬斥佛教。

  另一方面,虽然历经几位帝王的崇道抑佛,但佛教在民间的力量反而越加炽盛,僧尼的人数越来越多,寺院也越建越广。寺院往往领有广大的庄园,并可免除徭役;而僧尼、寺院激增的结果,不免增加国库的负担。当时不少士大夫基于儒家治术的观点,认为佛教的蓬勃发展将危害国家的经济,因而大加抨击。唐武宗时,排佛的呼声越演越烈,这使得本已笃信道教的武宗更加决心毁佛。这时,道士赵归真与宰相李德裕推波助澜,趁机煽动,佛教因而面临一场“三武一宗”法难中最大的破佛事件。

  会昌元年元月四日国忌日,敕令行香,设千僧斋;但六月十一日的武宗诞辰之日在大内设斋时,敕令两街供养大德及道士四对论议,其中有两位道士被赐紫衣,却禁止释门大德披着紫衣。武宗在即位之前就喜好道术修摄之事,曾经召请赵归真等八十一人入宫,在三殿修金籙道场,并亲受法籙。会昌元年的六月中,又召衡山道士刘玄靖入内,与赵归真同修法籙。

  会昌二年三月,因李德裕上奏,武宗敕令遣散未曾登录在僧籍名册的僧尼,又不许置童子沙弥,这时已略见毁佛的迹象。六月十一日,敕令僧道二众在殿前论议,道士二人赐紫衣,僧门仍不得披着紫衣。会昌三年二月,敕令已经还俗的僧尼不得再行入寺;至于没有登录名籍的僧尼,不仅严禁住在寺中,且不许住在京城或进入镇内。同年九月,下令各级地方政府严密注意附近寺院的住僧,纵使是登录有案的,如果无法详细说明出身来历,应予逮捕,送到官府盘问。

  武宗废佛的政策,是采取渐进方式的,从史料看,其法令之严酷,与日俱增。会昌四年三月,下令不许供养佛牙、佛骨,如果违反法令,送一钱供养者,即杖打二十下,一时之间,寺院的四处,人迹断绝。而在宫中的内道场,历来往例均安置佛教经像,武宗却下令焚烧经教,拆毁佛像,在道场内安置天尊老君之像。

  六月,在武宗诞辰日,首度不召僧入内议论。又不许僧尼在街里行走,如有外出,需在钟声未响前归寺;也不许别住他寺,违者敕罪。由于武宗深信赵归真,赵乘隙进言,认为佛教并非中国本有的宗教,蠹害生灵,应该尽除。于是,是年七、八月开始,发动空前的法难,敕令拆毁天下山房、招提、兰若、普通佛堂、义井、村邑斋堂等,凡是寮房未满两百间,或没有获颁寺额的道场,则勒令僧尼还俗。

  会昌五年三月,武宗敕令天下诸寺不许置庄园,并随时检查寺舍的财产。四月,敕令僧尼还俗,如有抗命不从的,以违抗圣旨论罪,当场决杀。八月下诏,大举毁寺,总计会昌年间,拆毁佛寺四千六百余所,招提、兰若等四万余所,被迫还俗的僧尼有二十六万余人,没收良田数千万顷,又将佛像、钟磬等法器改铸为钱币、农具等物,乃至私家所藏金银等像亦敕令限时送官。此一空前浩劫,历史上称为会昌法难。晚唐以后诸宗的衰颓不振,与这次毁佛有密切的关系。次年,武帝服用道士金丹,中毒身亡,宣宗即位,诛杀赵归真等人,并大力复兴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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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唐武宗为何要下令大肆灭佛呢?

  一、唐武宗与唐宣宗之间的权力斗争

  笔者认为唐武宗灭佛的根本原因是唐武宗与唐宣宗之间的权力斗争。其深层次背景是唐武宗与唐宣宗存在着矛盾,宣宗从宫中逃出之后,被佛门收留。武宗之所以毁灭佛教,一方面是为了追杀宣宗,另一方面是对保护宣宗的佛门泄恨。唐宣宗在朝野内外颇有声誉,武宗一直将其视为劲敌,对其百般迫害。宣宗被迫逃出宫中,隐身于佛门之中。武宗屡次下令对寺院僧尼多加盘查,对僧尼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因此,宣宗在即位之后,立即大兴佛教,以报答佛教对自己的大恩。

  这种说法提出后,遭到了一些人的反驳。他们认为宣宗出家为僧的之事,其实根本是无稽之谈。武宗并不是在会昌元年突然间转变对佛教的态度。会昌二年、会昌三年对僧尼的勘问并不是对宣宗的搜捕。因为宣宗当时32岁,武宗如果想抓住他只要对30多岁的僧人查问即可,没有必要兴师动众。

  二、佛道矛盾是灭佛的直接原因

  一些学者进一步指出,武宗灭佛是佛道相争的结果。唐高祖李渊将道教始祖老子李耳尊为祖先,将道教立为国教,尊老子为太上老君和“太上玄元皇帝”。这样一来,道教在唐代便有了极其崇高的地位,但佛道之争一直没有间断。武宗在藩邸之时就崇尚道教,迷信道教长生之术,与很多道士走得很近,曾在开成五年秋召赵归真等81人入宫,大建宫观,修“金篆道场”,并亲临三殿,受法篆。武宗登基后,信任道士赵归真,为求长生不老而修习。

  赵归真宣称佛道不能两立,佛教的存在影响道家的修炼结果。武宗信以为真,认为僧人的存在是自己修炼成仙的障碍。当时的道士还到处散布谶语:“李氏十八子,昌运方尽,便有黑衣天子理国.”道士们对武宗解释说这条谶语暗示佛门中人将登上天子的宝座,这里的“十八子”与“李”相合,而黑衣人则是当时僧尼的标志,将矛头指向佛教。

  更有道士赵归真利用武宗对自己的信任,于宫中“每对,必排毁释氏”,认为佛教“非中国之教,蠧耗生灵”。据《旧唐书·武宗本纪》载,赵归真还向武宗推荐了道士邓元起、刘玄靖等人,这些人都煽动武宗灭佛。在积毁销骨之下,武宗下定了灭佛的决心,灭佛的措施也越来越严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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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唐朝的经济问题是灭佛的根本原因

  也有一些学者指出,武宗灭佛有着深层的经济原因。西汉末年,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经过五六百年的发展,佛教在隋唐时期达到鼎盛,其义理成为当世三大意识形态之一,以儒家和道家并称于世。初唐时期,全国的僧尼竟有10多万人,成为社会的一大负担。唐太宗、武则天等皇帝,支持佛教的发展,使得佛教的势力进一步发展。唐朝寺院拥有免税的特权,出家为僧或投靠寺院做佃户的农民越来越多。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赋税收入。

  早在景云二年就有人指出:“非常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宰相狄仁杰上疏言道,寺院“膏腴美业,倍取其多;水碾庄园,数亦非少。逃丁避罪,并集法门,无名之僧,凡有几万,都下检括,已得数千。且一夫不耕,犹受其弊,浮食者众,又劫人财”。唐代后期,由于佛教寺院的过分扩张已经严重损害到国库收入,与普通地主间也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到了唐肃宗和唐代宗统治时期,寺院不仅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还掌握着政治特权,建立了自己的法律系统。

  佛教势力的发展,必然影响政府的财政来源。为了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宰相李德裕早在敬宗时期就提出限制佛教的发展。敬宗尽管是位昏庸的皇帝,但也看到了佛教的膨胀对社会经济的不良影响。李德裕大力主张灭佛,认为武宗此举“独发英断,破逃亡之薮,皆列齐人;收膏壤之田,尽归王税。正群生之大惑,返六合之浇风。出前圣之谟,为后王之法。巍巍功德,焕炳图书”。实际上,武宗灭佛是佛教势力日益扩张的必然结果。

  当然,也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他们主张佛教与朝廷的矛盾一直都存在,历代很多士大夫严厉抨击佛教耗财蠢国,却从未得到帝王的重视。在武宗之前,唐朝的君主多崇信佛教。如果武宗灭佛是出于经济原因,那么他就没有理由沉溺于道教。

  四、唐朝的政治问题是灭佛的重要原因

  自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就和在思想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相互影响。佛教能够在逐步中国化的过程中得到发展,主要是和儒家思想日益调和、会通、融合的结果。但是,由于两者产生的地理、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不同,二者的内容又有相互对立的一面,同时,由于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故而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中又常常遭到儒家的批判和排斥。

  从根本上说,儒家重视人生的现实,重视社会组织和人际关系。故而要求从个人本身开始,做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使每个人都在家庭、国家处于适当的地位,以达到家庭和谐、国家富强、天下太平的目的,这是积极的入世思想。而佛教则认为人生是痛苦,社会是苦海,要求人们出家,脱离现实,以达成佛的目的。这是消极的出世思想。

  基于这个前提,二者对于生与死的问题也有截然不同的态度。儒家认为,生与死都是自然现象,男女婚配,生儿育女,使社会得以延续,也就是要人们重视现实的人生。而佛教则宣传因果报应,轮回转世,使人们希望在死后有个好去处。前者重生,后者重死,也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唐武宗灭佛和这种矛盾的存在与发展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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