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宗李适身为天子，为什么却能进凌烟阁呢？

　　唐德宗李适是唐朝第九位皇帝，他还不是皇帝的时候，因平定安史之乱的功劳，画像被放入凌烟阁时，后来才成为大唐天子的。这位皇帝虽然进了凌烟阁，但才能有限，在位时间很长，却搞乱了唐朝的秩序，为唐朝的衰亡埋下祸根。

　　如果说开元盛世是唐朝极致的辉煌，那么安史之乱就是唐朝苦涩的泪水。多少香榭亭台，莺歌燕语，都在连天的烽火中化为昔日的繁华一梦。公元779年，唐德宗李适终于坐上了他心心念念的皇位，成为了唐代的第九位君王。这年他37岁，正是作为帝王的黄金年华，而他也早下定决心，要让这“安史之乱”后满目疮痍的大唐，再现中兴的荣光。

　　比起那些蜜罐里长大的帝王来，唐德宗李适的早年人生，怎一个坎坷了得：十四年那年，就赶上了震惊天下的安史之乱，跟着祖父东奔西跑，却也凭着一身少年锐气，在那场大乱里脱颖而出;二十一岁那年，他受封天下兵马元帅，打赢了平定安史之乱的最后一战。

　　凭着赫赫战功，与郭子仪李光弼等战神一道“图形凌烟阁”，年纪轻轻，就成为大唐百姓口耳相传的大英雄。但这场战乱带给他的，远不止英雄的荣耀。他的生母沈氏，在安史之乱里离奇失踪。

　　公元779年的唐德宗登基大典上，思念母亲的唐德宗，只能“遥尊”母亲为皇太后，登基的现场，新皇帝与大臣们为此哭声一片。这之后终其一生，他都在拼命寻找母亲下落，哪怕有骗子上门冒充，他也从不治罪：“只要能找到母亲，朕宁愿被骗一百次。”

　　这场大乱带给他的，是这样刻骨铭心的创痛。也正因如此，对于此时大唐的藩镇割据，唐德宗也深恶痛绝，誓要扫清安史之乱后的满目凋零，还大唐一个政通人和，四海澄清。

　　为此，唐德宗对内崇尚节俭，史书上说他“动遵礼法，食马齿羹，不设盐、酪”，堂堂一国之君能够食用马齿苋还不放盐和乳酪一类的作料，算是把节俭美德发挥到极致了。自己生活简朴无华的同时，唐德宗也没忘了整顿朝中的奢靡浮夸之风。

　　有一次，泽州刺史想要用祥瑞讨得唐德宗的欢心，于是献给唐德宗一幅庆云图，谁知唐德宗看过后却说：“朕以时和年丰为嘉祥，以进贤显忠为良瑞，如卿云、灵芝、珍禽，奇兽、怪草、异木，何益于人!布告天下，自今有此，毋得上献”，泽州刺史的这番马屁，算是拍到了马蹄上。

　　一道旨意打压了进献祥瑞的风气后，唐德宗又把目光放在了朝中行贿受贿的弊政上。比如唐德宗发现“中使”邵光超奉诏去赐李希烈旌节的时候，收了李希烈给予的奴仆、马匹等礼物，当即将邵光超毒打一顿之后再流放，吓得其他人再不敢受贿。朝中行贿受贿的风气，就此大为改观。

　　在唐德宗的一番治理下，大唐还真呈现出一番中兴之象。一时间，无数的鲜花和掌声将唐德宗包围，“明主出矣”成为天下臣民共同的心声。谁料就在所有人都对唐德宗寄予厚望之时，唐德宗的施政，却渐渐变了味。

　　对唐德宗来说，当初信誓旦旦要重现大唐盛世的豪情，终不敌日日盈耳的颂歌来得惬意。当初力图节俭自强的中兴之举，终不如大刀阔斧的削藩来得直接了当。唐德宗的一腔豪情，终于在一片赞歌声中化为乌有。

　　渐渐地，唐德宗越来越听不得唱反调的话，他开始宠信擅长以“美言”杀人的奸臣卢杞，甚至在卢杞借刀杀人害死颜真卿后依然觉得卢杞是正人君子。日日不断的颂歌也毁了唐德宗的中兴大计。信心爆棚的唐德宗开始对藩镇们步步紧逼，打算靠着削藩一来给穷得叮当响的财政补血，二来加强中央统治，一键完成中兴大计。

　　这个“英明举动”，
放在当时，简直是点火药桶：此时大唐各地藩镇羽翼丰满，外部又有吐蕃回纥磨刀霍霍，削藩这种事，一旦操之过急，极有可能变成大难。但猴急的唐德宗，却是不管这些。

　　为了尽快完成削藩的计划，唐德宗不顾“父死子袭”的传统，断然拒绝了成德节度使之子李惟岳请求继承父位的上奏，气得李惟岳联合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
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共同走上了武装反唐的道路。

　　四镇节度使叛乱的消息传到朝廷后，唐德宗急忙下令河东、昭义、淮西、幽州、宣武诸镇出兵平叛，一场军阀混战，就此爆发了。四镇节度使起兵反唐后不久，淮宁李希烈也加入了叛军的阵营，与哥舒曜大战于襄城。唐德宗眼见叛军势大，而中原地区已无兵可派，紧急之下只得派了5000泾原兵前去支援。

　　谁知泾原兵路过长安时，唐德宗却突然小气起来，既没有好酒好菜招待这些出征的将士，也没有给泾原兵丰厚的赏赐。这番举动狠狠得罪了泾原兵，结果本来是帮助唐廷打仗的泾原兵调转枪口攻入长安，逼得唐德宗仓皇出逃，前往奉天避难，史称“泾原兵变”。

　　泾原兵打下长安后，拥戴前幽州节度使朱泚为首领，开始围攻奉天城。好在德宗方面君臣一心，死守奉天，而朝廷援军又星夜来援，这才逼得朱泚退守长安。哪知奉天之围刚解，就传来了朔方节度使李怀光与朱泚联手的消息，还没来得及喘口气的德宗只得又匆匆逃往梁州。

　　兴元元年，唐将李晟攻克长安，朱泚被部下所杀，德宗回銮。这场差点将大唐王朝拖入无尽深渊的“奉天之难”，总算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可以说，唐朝最危险的时刻，绝不是安史之乱丢长安，恰恰是唐德宗亲手挖下的奉天之难的大坑。若是当时的局面再恶化一点，只怕五代十国就要提前到来了。

　　实事求是说，假如唐德宗只是个声色犬马的昏君，放在他登基伊始的内外环境里，还真惹不出这么严重的后果。闹到此时这步，全是唐德宗“积极性太高”闯的祸，简直是“凭实力挖坑”。如此表现，也令宋朝名臣王安石一声吐槽：其不亡者幸也——“作”成这样都没亡国，真是撞大运。那么，“挖大坑”的唐德宗能躲过亡国厄运，真的是靠命好?其实，人家不止能凭实力挖坑，更能凭实力爬坑。

　　奉天之难后，唐德宗痛定思痛，面对他“作”出来的大唐烂摊，开始了艰难的爬坑之路。贞元三年，唐德宗采用李泌的“北和回纥、南通南诏、和大食、天竺，如此，则吐蕃自困”的建议，决心在解决藩镇前，先解决大唐严重边患——吐蕃入侵问题。

　　只要参考下唐德宗早年的悲惨人生，就知道他做出这个抉择有多不易：安史之乱时，身为皇子的唐德宗，就曾遭到回纥可汗的当面羞辱，他的亲信也被当场鞭打致死。从此回纥在唐德宗心中的“仇人榜”上，一直都和藩镇“媲美”。

　　而此时的唐德宗，却毅然放下昔日怨怒，践行李泌“北和回纥”的主张，换得回纥向大唐称臣，成为大唐边防的助力。如此胸襟担当，后世某些碎碎念“诸臣误我”的亡国之君，真该好好学学。

　　这份担当，效果也立竿见影，公元801年，大唐名将韦皋大破吐蕃，““拔城七、军镇五、户三千，擒生六千，斩首万余级”。此战之后，大唐西部十七年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削藩”的良好环境，就这么打出来了。

　　国内的经济和军事改革也是唐德宗主抓的重点。唐德宗大力推行屯田制度，保证粮食供应的同时又保证了军费，大唐精锐神策军的战斗力，也从此直线提高。这一切，都成了后来他的孙儿——唐宪宗李纯平定藩镇的重要本钱。未来的“元和中兴”，就是这样打底。

　　唐德宗去世九年后，即公元814年，大唐名将李愬雪夜下蔡州，削平淮西吴元济藩镇。五年后，淄青李师道藩镇也彻底被唐军削平。其他昔日死硬的藩镇，也慌忙向唐王朝效忠臣服。唐德宗生前呕心沥血的“削藩”大业，曾无比盼望的“中兴”时代，终于实现。

　　大唐的第二个春天，就这么在唐德宗手中生根发芽了。由此可见，犯了错误哪怕挖了坑不可怕，只要肯补救，依然不失为一个负责任的人。譬如唐德宗，便是这样的人。

　　然而，妥协、姑息、任用奸佞、贪婪敛财成为了德宗后期的主政纲领。和节度使的战争可以算是暂时的平手收尾，可是上天似乎没有再给德宗更好的契机，因为，内部刚平，外部战乱又起，纵使如此，吐蕃的衰退也是源于此刻朝堂的应对，可见德宗一朝的确是能人辈出。

　　中晚唐藩镇割据的形式可以看成是四个阶段，形成和发展的阶段，讨伐叛镇的阶段，藩镇复活并延续的阶段以及藩镇之间的相互兼并阶段。而唐德宗时期就是藩镇的第一阶段，是较好扼杀于萌芽的时机。

　　而在此期间，藩镇虽然实力不弱，可是纵观德宗朝廷绝对有着压倒性的优势，奈何德宗在兵变后将政治主张更换了，自己的雄心也抛诸于脑后，而且他还开始信任宦官，唐朝的宦官问题虽然在边令诚、程元振和李辅国身上就已然显现，可是真正的形成制度，还是来自于德宗。

　　太监分掌神策军就是唐朝太监掌控又一特色的开始，杀皇帝，立皇帝，当真是一朝权在手，太监主沉浮!站在德宗的角度来看，谁让兵变之时，将领无所作为，而身边挺身而出的唯有太监呢?

　　藩镇割据，是地方军镇对抗中央的现象，同时也是制度下的使然，唐宪宗虽然短暂一统，可是并不能从根底上除去毒瘤，这就导致了后来藩镇的死灰复燃，而后期的唐朝廷不单单有外患还有内部地方上的藩镇以及中央的太监祸患，这就导致再也没有稳定的环境让中央着手解决藩镇割据问题。

　　而唐德宗时期，可以说是具备最好的条件，遗憾的是德宗心志不坚，遇挫折而不能勇进，不能做到初心不变，始终如一，本就纷乱局面，这位并非雄主，也注定李唐自安史之乱后颓废的国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