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宗在宝应元年政变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史料是如何记载的？
宝应元年(762年)，唐肃宗病逝，李豫被宦官拥立称帝，是为唐代宗。下面为什么小编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关于宝应元年政变的过程，各种传世史料记载基本一致。两《唐书》与《资治通鉴》所记载的过程大致为：宝应元年四月，张皇后假传肃宗之命召太子李豫(即后来的唐代宗)入宫，意图谋害;李辅国、程元振知情后，率兵至凌霄门迎候，将张皇后的阴谋告知了代宗，并将代宗强行转移至飞龙厩保护了起来，之后率军诛杀了张皇后等人。
两《唐书》与《资治通鉴》都明确记载，代宗在入宫前对政变毫不知情，而且也没有参与之后诛杀张皇后的政变。唐代宗是否真如史书所描述的那么单纯、无辜，甚至在程元振告知其张皇后的阴谋后还说出“必无是事，主上(指唐肃宗)疾亟召我，我岂可畏死而不赴乎”的话语?史书的记载实际上不乏疑点，但一直无法得到澄清。
但幸运的是，20世纪以来新出土的墓志提供了很多新的线索，为我们揭开历史真相创造了条件。本文尝试利用新出土的墓志，结合传世史料的相关记载，探讨唐代宗在宝应元年政变中所发挥的作用。
一、从墓志入手
新出土的《陈守礼墓志》对于揭开宝应元年政变的真相至关重要。前辈学者对于《陈守礼墓志》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与细致，但遗憾的是，通过《陈守礼墓志》对宝应元年政变的过程进行讨论的研究较少。
《陈守礼墓志》记载：“洎代宗董戎，命我先君(即陈守礼)亲入衙幕，寔近臣也。夙夜未懈，诏加左卫凤翔郡岐山府折冲都尉，赐紫金鱼袋，赏劳也。及元帅(即代宗)之复两京也，转游击将军，守左威卫翊府中郎将。旋拜右清道率府率，又迁左骁卫将军。代宗之即正也，凌霄门册立，制以宝应功臣为名，遂授左金吾卫大将军”。
由此可见，至德元载代宗任天下兵马元帅时，陈守礼就成为代宗的侍卫，之后陈守礼随代宗东征西讨，不断获得升迁。陈守礼被称作代宗的“藩邸旧臣”，始终受到代宗的宠信，毫无疑问是代宗的亲信。那么其参与宝应元年的政变时是由代宗率领还是由李辅国、程元振所统领?墓志记载陈守礼“年廿三为代宗中涓吏，年廿五为左巡贼盗捉搦使，年廿七为右龙武军将军知军事”。
墓志又载陈守礼扈从代宗幸陕州时，“行在拜右龙武军将军知军事”，此事发生在广德元年十月至十二月之间。因此宝应元年政变发生时，陈守礼为“代宗中涓吏”或“左巡贼盗捉搦使”。若陈守礼当时为“代宗中涓吏”，其所统领的当是代宗的亲兵。若其当时为“左巡贼盗捉搦使”，所统领的为南衙兵，并不归李辅国管制与统辖。陈守礼既非李辅国或程元振的部将，也非两人党羽，陈守礼参与政变时不可能是由李辅国、程元振所统领。
陈守礼为代宗亲信，其率兵参与政变只可能是受到代宗的调动与指使。代宗率领陈守礼等人前往凌霄门，说明代宗不但对张皇后的阴谋早已事先知情，而且也并非孤身一人入宫。《陈守礼墓志》的记载前后矛盾，宝应元年政变发生时陈守礼的官职到底是“代宗中涓吏”还是“左巡贼盗捉搦使”难以确指，笔者认为“左巡贼盗捉搦使”的可能性更大。陈守礼“为左巡贼盗捉搦使”在“为右龙武军将军知军事”之前两年。
陈守礼“为右龙武军将军知军事”在广德元年末，因此陈守礼“为左巡贼盗捉搦使”约在上元二年末至宝应元年初。所以宝应元年政变发生时，陈守礼可能任左巡贼盗捉搦使。值得一提的是，代宗即位后，陈守礼升任左金吾卫大将军，陈守礼是否是此时才出任左巡贼盗捉搦使?唐代的左右街使由左右金吾将军担任，左右巡使由御史担任。左金吾卫大将军不会担任左巡使。
二、社会背景
陈守礼担任左巡使应当不是在升任左金吾卫大将军之时。肃宗时长安盗贼横行，陈守礼以武将身份担任左巡使似乎是当时的临时措施。李辅国曾因长安盗贼横行而请求令其麾下的羽林军负责巡街，被肃宗拒绝。肃宗不久后提拔代宗的亲信陈守礼担任左巡使，应当也是为了制衡李辅国。除陈守礼外，扈从代宗入宫参与政变的还有禁军大将李光进。据颜真卿所撰《李光弼神道碑》记载，李光弼之弟李光进曾“凌霄翼圣，既有戴天之功”。
这里的“凌霄”指凌霄门;“圣”指皇帝，即代宗。宝应元年四月政变发生时，代宗由凌霄门进入大明宫。代宗的即位赦书也明确称：“诸色文武官应在凌霄门内谒见者，并飞龙射生等，并宜以宝应功臣为名”。李光进“有戴天之功”即是指其拥立代宗即位称帝的功劳。李光进同样参与了宝应元年的政变，其是否为李辅国的部下，参与政变时是否是由李辅国所统领呢?
《旧唐书·李光弼传》记载李光弼之弟李光进“与李辅国同掌禁兵，委以心膂”。《新唐书·李光进传》记载李光进“自至德后与李辅国并掌禁兵，委以心膂”。《旧唐书·宦官传》记载李辅国“干预国政，亦未全握兵权”。若李光进为李辅国麾下的部将，不应当称“与李辅国同掌禁兵”。这说明李光进并非李辅国的属下，其所统领的禁军也不归李辅国指挥。但史书中又记载李辅国“及还京师，专掌禁兵”。
有关李光进的记载是否有误呢?实际上两种记载描述的是不同时期的情况。李光进“至德中，授代州刺史”。接任李光进为代州刺史者当为辛云京。邺城之战时，“史思明屯相州，(辛)云京以锐兵四千袭滏阳，追破其众，至浪井。录多，授开府仪同三司，加代州都督、镇北兵马使”。
可见辛云京在乾元二年三月邺城之战后才接任代州刺史。邺城之战后不久，李光弼由河东节度使升任朔方节度使、天下兵马副元帅。代州刺史为河东节度使所管辖，李光弼离任河东当是肃宗征调李光进入朝的契机。因此李辅国“专掌禁兵”实际只是特指至德二载九月至乾元二年七月这一时期，并非终肃宗一朝皆是如此。
晚唐诗人陆龟蒙《江湖散人歌》记载：“禁军近自肃宗置，抑遏辅国争雄雌”。陆龟蒙这里所说的“禁军”是指神策军，神策军代宗时期才成为禁军，陆龟蒙所说有误。但是肃宗时期的禁军并非完全由李辅国掌控当是史实。肃宗新设一批不归李辅国统辖的禁军，显然是为了制衡李辅国。“抑遏辅国争雄雌”，“抑遏”当是指压抑与遏制。既然“与李辅国同掌禁兵”的是李光进，则统率新设立的禁军并且“抑遏辅国争雄雌”的当是李光进。李光进统领的是哪支或哪些禁军史无明文，只能略作推测。陆龟蒙记载：“禁军近自肃宗置”，肃宗时期确实新设了多支杂号禁军，例如左右威远、英武、威武、长兴、宁国、骁骑等。威远军虽然在肃宗前就已设立，但经过战乱后必定已经离散殆尽。
三、调兵遣将
乾元二年四月肃宗下诏：“英武军虞候及六军诸使、诸司等，比来或因论竞，悬自追摄，自今须一切经台、府。”可见此时已无威远军，肃宗时期的威远军当为重新设立的禁军。黄楼考证设立这些杂号禁军主要是为了填补南衙卫军消亡后的空缺，这些杂号禁军并不驻守在皇宫或禁苑中，而是驻扎在长安城中，例如威远军就驻扎在长安城南部，与大明宫相去较远。乾元二年三月，“京师多盗，李辅国请选羽林骑士五百以备巡逻”，由于宰相李揆的劝谏而作罢。
李揆虽然阻止了李辅国权力的扩张，但并未解决京师治安混乱的问题。驻扎在长安城中的威远军等禁军，当是此后不久设立的，用来维护京师治安。而李光进也是在乾元二年三月后不久被征入朝中，掌领禁兵。李光进所统帅的很可能威远或长兴、宁国等禁军。
除威远军与英武军外，威武、长兴、宁国、骁骑等禁军在鱼朝恩领神策军入屯长安之后即销声匿迹，而神策军的规模却急速扩张。大历初年，礼部郎中相里造曾抨击鱼朝恩：“今京师无事，六军可相维镇，又屯十万……军容为之”。因此，威武、长兴、宁国、骁骑等禁军很可能被鱼朝恩合并入神策军。
长兴、宁国、骁骑等禁军在晚唐人看来，也可以被视为神策军的前身，因此陆龟蒙称“禁军(指神策军)近自肃宗置”。肃宗利用李光进制衡李辅国，说明李光进不可能是李辅国的党羽。李光进作为与李辅国并列的禁军高级统帅，既非李辅国的部将，也不是李辅国的党羽，他参与政变显然不是出于李辅国的指使。李光进参与政变既然不是出于李辅国的指使，那么最有可能是受代宗调动或指使。肃宗本人已经病危，其所有发布命令的渠道已被张皇后垄断，因此张皇后可以假借肃宗之命召代宗入宫。
四、皇后密谋
张皇后意图谋害代宗，其显然不可能调动禁军护卫代宗。史载：“(皇后张氏)因皇太子(指代宗)监国，谋诛(李)辅国”。这说明在政变发生前代宗已获得“太子监国”的权力，代宗以太子的身份“监国”后，张皇后原本想联合代宗发动政变铲除李辅国。但张皇后本人并不掌握兵权，代宗拒绝合作后，其只能指挥二百余名宦官发动政变。张皇后之所以想借太子监国发动政变，很可能是由于代宗监国后获得了部分禁军的调动权。因此，有权力调动禁军或者可以依靠“大义名分”号召、鼓动禁军参与政变的只有代宗。
张皇后假传肃宗之命召见代宗，但代宗直接率领大批禁军前往。这说明代宗已提前知晓张皇后意图谋害自己的阴谋。代宗是如何知晓张皇后的阴谋的?新出土的《李从易墓志》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线索。《李从易墓志》记载，李从易的外祖母为“肃宗皇帝长女和正公主”，“公主当代宗在谅暗之辰，内难仓卒，居中先觉，保护有功，俔天恩礼，时推第一。”“和正公主”即“和政公主”。
肃宗诸子诸女中，为章敬吴皇后所生育者，除代宗之外，只有和政公主。和政公主实为与代宗关系最为亲近之人。颜真卿所撰《和政公主神道碑》明确记载：“肃宗弥留，众皆迭侍，主(指和政公主)独瞻依，不去于旁”。
结语
正是因为在肃宗弥留之际，和政公主始终不离左右，才提前发觉了张皇后假传肃宗之命召代宗入宫而害之的阴谋。和政公主在“内难仓卒”之际，“居中先觉，保护有功”，可见最早向代宗传递消息的是和政公主。因此代宗才直接率领大批禁军前往大明宫。由此可见，代宗并非入宫后才被李辅国、程元振告知张皇后的阴谋，正史中的相关记载未必完全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