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时期的公主婚姻生活怎么样？大都不幸福是为什么？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朝代,今天为什么小编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历史上，唐代的公主一直是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力量存在的。

　　这不仅表现在她们直接地参与政治斗争，以个人势力或明或暗地影响政局。

　　甚至，她们的婚姻也作为一件颇有分量的筹码，被历任帝王频频用来调整对内或对外的政策。

　　一：初唐公主婚姻的特点

　　唐代公主的婚姻除了有“传宗接代”的自然属性外，由于公主在婚姻中往往扮演皇室代表人的角色，其婚姻更多地表现出“合二姓之好”的社会属性。

　　公主婚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

　　备受史家称道的公主和亲其实质也“可以说没有一次不是统治阶级为扩大自己势力而进行的政治活动”。

　　初唐公主婚配对象主要是功臣勋贵，唐朝初期公主婚配的首选对象是功臣之家，这是唐王朝出于稳定政治局势的考虑。

　　李渊父子入主中原之后，刚刚建立的李唐王朝仍然面临重重困难。

　　外有北方少数民族虎视眈眈，内有起义军余部及地方割据势力骚扰不断，更有李渊父子之问的权力之争，以及功臣集团与李氏皇族之间的利益之争。

　　如何巩固初创的国家政权，是李氏集团急需解决的问题。

　　在上述各种矛盾中，只有皇室与功臣集团的矛盾可以通过笼络而消除，并使之成为消除其它矛盾的主要力量。

　　唐朝初期对功臣集团的笼络既包括高官厚禄，也包括与他们结成强大的姻戚集团。

　　事实证明，这些措施在开国初期对于巩固国家政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消极的一面也逐渐暴露无遗。

　　首先，作为婚姻主体之一的公主在这场婚姻交易中往往成为受害者，进而演变为不稳定因素。

　　在这场王室与功臣的婚姻交换中，王室换来了功臣的进一步支持，功臣换来了无上的荣誉及作为皇亲国戚的种种特权。

　　而公主充当的只是一枚价格稍贵的筹码，起到的只不过是一种联系帝王与功臣的纽带作用。

　　这种缺乏感情基础，而只剩下功利色彩的婚姻注定了公主的生活不会幸福。

　　初唐时期，公主们生活多不检点，除了有其“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的原因外，从另一方面也可理解为她们对这种婚姻方式的不满与发泄。

　　如高祖女永嘉公主嫁窦奉节，“杨师道子豫之，…居母丧，与永嘉公主淫乱、为主婿窦奉节所擒”。

　　太宗女合浦公主(又称高阳公主)嫁房玄龄之子遗爱，“有浮屠辨机者，结庐居于公主封地，会主与遗爱猎，见而悦之，与之乱”“又浮屠智助迎占祸福，
惠弘能视鬼，道士李晃高医，皆私侍主。”

　　公主生活不检点容易演变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其次，作为附马的功臣子弟在这场旨在稳定的婚姻交易中扮演了很多不稳定角色。

　　功臣子弟们在恩荫制与官爵世袭制的保护下得以坐享其成，在养成了惰性的同时，他们往往不学无术，愚蠢不堪。

　　据《隋唐嘉话》载，薛万撤尚高丹阳公主，“太宗尝谓人口：薛附马村气(注：无才气)。主羞之，不与同席数月”。

　　而一旦与公主结婚成为皇亲国戚之后，他们自以为进入了高层权力集团，频繁参与政治斗争。

　　如太宗时驸马杜荷勾结太子承乾谋反，高宗时驸马都尉房遗爱、柴令武、薛万撤勾结荆王元景、吴王恰谋反，为稍见起色的稳定局面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初唐时期公主婚配的第二对象是关陇士族及少数民族贵族，而本应受到尊重的山东士族排除在外，这是初唐公主婚姻的又一特点。

　　山东地区由于地处华夏文明的发祥地，唐代以前一直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心所在。山东士族自东汉时期初具规模之后，至魏晋南北朝时达到了巅峰。

　　在领导士族潮流的长期历史中，山东士族潜意识里不自觉地产生了一种孤傲心理。

　　尽管经历了南北朝之乱及隋末农民战争的沉熏打击，山东士族的地位已经下降，但其孤傲心理并未消除，这种心态使他们很容易地轻视其它士族，甚至包括贵为皇族的李氏关陇集团。

　　《隋唐嘉话》中记载，高宗时山东旧族崔、卢、李、郑等七姓，“恃其族望，耻与他姓为婚，乃禁其姻娶。于是不敢复行婚礼，密装饰其女以送夫家。”

　　这说明当时的山东大族只在内部通婚，已达到禁而不止的程度。

　　李唐皇室出身于陇右士族，同样由于地理环境的影响，陇西李氏实际上“胡化”程度较深。

　　表现在婚姻方面的有：妇女的贞操观念淡薄，如前所述的永嘉公主公然与杨师道之子淫乱，合浦公主与浮屠辨机淫乱时还不忘对其丈夫以补偿。

　　“更以二女子从遗爱”，乱伦婚姻较多，如高宗以其父太宗之才人武则天为皇后，唐玄宗纳儿媳杨玉环为贵妃，这些胡化风尚与中原儒家正统伦理思想是格格不入的。

　　二：唐前期公主的择婿特点及标准

　　要探究唐代公主择婿的特点，不妨从驸马的出身入手。

　　根据史料统计，唐前期，计有85位出嫁公主，涉及113位驸马，116桩婚姻。

　　113位驸马当中，除去19位无从考证其家世渊源外，其余94位驸马，根据他们的出身可以归纳为四类：外戚姻家、功勋之家、世贵之家、蓍属之国。

　　不完全统计，高祖、太宗两朝，计有46位驸马，根据已掌握的史料，可以明确其出身的有39人。

　　其中，来自外戚姻家者有15人。

　　来自世贵之家的驸马有4人，段纶，隋兵部尚书段文振之子，尚高祖女高密公主。萧锐，南朝后梁帝胄、隋旧贵萧璃之子，尚太宗女襄城公主。薛瑾，北朝世族之后，尚太宗女城阳公主。苏勖，隋贵胄，尚高祖女南昌公主。

　　来自蕃属之国的驸马有2人，突厥处罗可汗之子阿史那社尔，尚高祖女衡阳公主。突厥酋长执矢思力，尚高祖女九江公主。

　　这两位来自蕃夷的驸马，降唐后被授予相应官职，即成为唐朝权贵阶层中的一员。

　　因此，从政治归属上来讲，他们可以与前三类驸马同归为当朝权贵。

　　唐前期的驸马，.除去无从考证者，余者(占总数的83%)的出身不外乎外戚、勋臣、世贵、著夷四类。

　　这四类臣属在其政治地位上，有个共同的特点，即同属于当朝权贵。

　　因此，可以说，唐前期驸马的选取基本上遵循了，“王圮，主靖，皆取当世勖费名臣家”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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