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盛世，为什么安禄山却敢造反呢？
安禄山是唐朝时期藩镇割据将领，提到安禄山，必然避不开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可谓是大唐王朝由兴到衰的转折点。安禄山究竟有何实力敢于造反?又为何会最终失败?
唐玄宗在位时，为了加强边境的防御，在重要的边境地区设立了十个军镇，军镇的长官叫节度使。节度使带领军队，还兼管行政和财政，权力很大，地位很重要。按照当时的惯例，节度使立了功，就可能被调到朝廷当宰相。李林甫掌权以后，不但排挤朝廷的文官，还猜忌边境的节度使。
担任朔方等四个镇节度使的王忠嗣，立了很多战功。他手下的将领哥舒翰、李光弼，都是骁勇善战的名将，李林甫看王忠嗣的功劳大，威望高，怕他被唐玄宗调回京城当宰相，派人向唐玄宗诬告王忠嗣想拥戴太子谋反，害得王忠嗣险些丢掉了性命。后来还是哥舒翰在唐玄宗面前苦苦为王忠嗣申冤，玄宗才免了王忠嗣的死罪，改为降职处分。王忠嗣受不了这个冤枉，一气之下就病死了。
当时，边境将领中有一些胡族人。李林甫认为胡人文化低，不会被调到朝廷当宰相，就在唐玄宗面前竭力主张重用胡人，理由是胡人善战，而且跟朝官没联系，靠得住。唐玄宗本来最怕边境的将领谋反，就听李林甫的话，提拔了一些胡人当节度使。在这些胡族的节度使中，唐玄宗、李林甫特别看中一个平卢节度使安禄山。
安禄山年轻时在平卢军里当过将官，因为不遵守军令，打了败仗。边境守将把他解送到长安，请朝廷处分。当时的宰相张九龄为了严肃军纪，把安禄山判了死刑。唐玄宗听说安禄山挺能干，下令把安禄山释放。张九龄跟唐玄宗说：“安禄山违反军令，损兵折将，按军法不能不杀;而且据我观察，安禄山不是个善良人，不杀恐怕后患无穷。”
唐玄宗不听张九龄劝谏，还是赦免了安禄山。后来，张九龄被撤了职。安禄山却靠他奉承拍马的手段，一步一步地升官，当上了平卢节度使。不出三年，又兼任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当了节度使以后，就尽量搜罗奇禽异兽，珍珠宝贝，经常送到宫廷讨好唐玄宗。他知道唐玄宗喜欢边境将领报战功，就采取阴谋手段，诱骗平卢附近的少数民族首领和将士，参加宴会。在酒席上，用药酒灌醉他们，把兵士杀了，又把他们的首领割了头，献给朝廷报功。
唐玄宗常常召安禄山到长安朝见。安禄山抓住这个机会，使出他狡猾的手段，尽量讨唐玄宗的喜欢。安禄山长得特别肥胖，凸肚子，矮个子，装出一副傻乎乎的样子。唐玄宗一见到他就乐了。有一次，唐玄宗指着他的肚子开玩笑说：“这么大的肚子，里面装的什么东西?”安禄山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没有别的，只有一颗赤诚的心。”
唐玄宗认为安禄山真对他一片忠心，心里更高兴了。以后又封安禄山为郡王，还替他在长安造了一座跟王公贵族住的一样华丽的府第。安禄山搬进王府后，唐玄宗每天派人陪他一起喝酒作乐;还让杨贵妃把安禄山收作干儿子，让安禄山在内宫随便进出，亲热得像一家人一样。
安禄山骗取了唐玄宗和李林甫的信任，除了范阳、平卢两镇外，又兼了河东节度使，控制了北方边境的大部地区。他秘密扩充兵力，提拔了史思明、蔡希德等一批猛将，任用汉族士人高尚、严庄帮他出谋划策;又从边境各族的降兵中挑选了八千名壮士，组成一支精兵，囤积粮草，磨砺武器。只等唐玄宗一死，他就准备叛乱。
安禄山究竟有多少本钱供他进行冒险?又有多少实力来达成自己的目的呢?
首先，唐朝对西方军事技术的依赖，是从北朝时代就开始的老传统。隋唐两代统治者与核心贵胄，全部源自鲜卑人南下后建立起来的关陇军事集团。他们的封建化部落组织，易于产生更多能打的军队，也非常便于吸收自己所接触到的各类技术。加上并不完全以血亲关系为纽带的继承制度，也非常适合吸纳任何拥有武力或其他技能的个体或团体入伙。
这些趋势一直保持到了唐朝建立之后。一方面是逐步分化的陇集团，在内部使用北朝留下的府兵制和具装骑兵技术厮杀。另一方面是他们都力求和新崛起的突厥联盟建立良好关系，在保持对外技术渠道畅通的情况下，吸纳更多可以立刻使用的即战力。无论是山西的李家，还是河北的窦建德等势力，都在这个阶段内获得突厥盟主颁发的可汗头衔。
当然，突厥联盟内部的涣散，在后来成就了唐朝迅速介入草原地区的伟大成就。至此，长安的朝廷开始了一段可以左右北方贸易路线的黄金时代。但在武则天时期，这个趋势又被任人唯亲的武周女皇帝所打断。她用大量的武姓贵胄出任军队的指挥，酿成了众多的军事灾难。等到唐玄宗完成拨乱反正，唐朝的军事传统才重新回到正轨。但此时的天下格局，已经和李世民时代有了很大不同。
由于吐蕃和回鹘等势力在西域等地崛起，让长安通向中亚的河西走廊变得非常危险而不稳定。加上已经进入中亚的阿拉伯帝国势力，正处于内战与对外征服交替的混乱时期，也让这条贸易线路陷入了不定期停滞。于是，作为唐朝便将对外交通的主干道又转回了北方草原地区。从河套到鄂尔多斯高原的十字路口，向西还可以通向布哈拉与撒马尔罕，向东也可以直接抵达辽东与渤海国。
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仅北方的突厥系势力对唐朝而言重要性上升，也同时影响了众多分布在东方世界的粟特商团。原本走河西走廊或更南方青海道的商团，因为战争和动乱而趋于衰落。而走北方草原路线的集团，则容易获得机遇兴起。他们势必同草原的突厥部落更为接近，并进一步影响那些已经在内地定居的众多同乡和亲族。哪怕有些人已不是属于纯粹的粟特族群，也会在被动中参与整个过程。
安禄山的前半生，无疑就是那个时代的部分缩影。他的父亲来自中亚的粟特城市，在东方娶了突厥妻子。由于过早病逝，安禄山便同改嫁的母亲一起加入了新的突厥家庭。这样动荡而危机四伏的早年经历，反而让安禄山获得了更多锻炼机会。不仅会说粟特语和突厥语，同时也能和东北方的契丹、奚部交流。此后，靠着为唐朝当差服务的机会，混到了大部分外族军人可以企及的最高位置。这既是时代背景的造化弄人，也是唐朝既定国策的推手作用。
在掀起叛乱前，安禄山的平庐和范阳两大节度使辖区内有7个都督府、10个奚州和17个契丹州规模，是唐朝除了陇西河西之外另一个强大军事集团。这足以说明安禄山集团在硬实力方面有向唐朝挑战的资本。对于稳坐长安的皇帝而言，北方的两大军事集团是需要自己去不断调整平衡的。任何一方的实力明显超标，就可能造成自己的权威受损。但因为需要防备吐蕃和回鹘，又要准备增援西南的南诏前线，甚至去河中同阿拉伯-波斯势力交战，让西部驻军消耗巨大。倒是位于草原贸易线路关口的安禄山集团，反而在更优渥的环境下成长。
此外，唐朝在文化和制度上的二元制结构，也最终促成了安禄山的必然叛乱。因为唐朝长期对归化的番人和内地居民，采取不一样的治理手段。前者因为可以带来国际贸易、管理技术和军事技艺，往往受到长安朝廷的重视和宽厚对待。后者则作为纯粹的“生产资料”，受到统治者的严格管控。甚至连主动与外部世界交流做生意的权力都没有。
到唐玄宗时代，以杨国忠为代表的文官集团开始蹿起。他们并不来自传统的关陇贵族集团，也非常需要依附皇权撑腰。各类边境的番将集团，则是他们通向权力上层的绊脚石。由于在争夺战功方面，文官集团毫无优势可言，自然更加防备那些握有武力的番将。彼此之间的矛盾，最终激化为节度使的挥军南下。
那么，安禄山的失败又是什么样格局所造成的呢?
仅从出生而言，安禄山虽然是唐朝番将集团的一员，却和很多同行有重大区别。他早年就已经脱离了内的的粟特团体，并在此后一直依靠唐朝的体制便利晋升。也就是说，在文官集团眼里是外族将领的安禄山，哪怕在很多内地的外族团体看来都不是同类。他麾下的很多部队不是粟特-突厥，而是自己控制区附近的契丹-奚人。虽然有些地方的粟特团体曾被他招揽过去，但相比整体来说还是基数很少。
所以，安禄山即便是攻克了洛阳和长安，也难以在所有群体面前服众。为了在大义名分上进行舆论攻势，安禄山一边宣称要驱逐杨国忠这样的奸臣，另一头则有号召粟特人在东方重新建立家园的意味。但时局的迅速发展，让他很快就输掉了舆论战。
唐玄宗一路逃往巴蜀，就是为了规避洛阳失守给自己朝廷所带来的粮草供应危机。原本走隋唐大运河的漕运船队，现在可以从长江逆流而上。加上杨国忠在半路上被处死，使得老皇帝身上减掉了一个沉重的政治包袱。位于江淮流域的唐朝内地驻军，本着继续效忠的原则，一直死死扛住安禄山叛军的东征。
唐肃宗则向北抵达朔方的灵武，从那里招募西部的军队进行反攻。根本没有被安禄山口号所打动的番将和同盟集团，为唐朝提供了大批有质量的反击兵力。除了从西域等地调回的部队，还有转而入伙的吐蕃和回鹘大军助阵。甚至是龟兹和于阗的王族，带着本国军队加入进来。这就让原本动荡的河西走廊与西域，暂时获得了稳定。利用此条线路的粟特商团也再次活跃起来，进一步稀释了安禄山集团的吸引力。加上安禄山将主要兵力集中发动突袭，无力争夺鄂尔多斯地区，所以也无力和唐朝在国际外较场上竞争。
安史之乱是一定会爆发的事件，而安禄山集团也的确具备了破坏长安朝廷统治地位的能力。但安禄山集团的壮大，本质上是一些列国内外局势交错影响的产物。一旦外部格局发变化，强弱对比也就会出现急速逆转。安禄山本人则是一个习惯两头吃的投机政客。顶着豪迈番将的外衣，却遮不住更多体制官僚的成分。这就让他的策略变得极不清晰而模棱两可，最后的失败也在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