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节度使手下的士兵都很嚣张，背后啥原因？

　　跟着为什么小编一起探寻历史上真实的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皇帝头疼的是藩镇，藩帅头疼的却是手底下的士兵。

　　各藩镇兵卒，逐帅杀帅，有同儿戏。从代宗广德至僖宗乾符110余年间(763～879)，各藩镇共发生的171起动乱中，兵卒哗变高达99起，占整个动乱的60%，令人咋舌。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说：

　　秦汉六朝以来，有叛将，无叛兵。至唐中叶以后，则方镇兵变比比而是。

　　“方镇兵变比比而是”的主要原因，出奇的简单，就是士兵为了谋求经济利益。任何一种削减衣粮的举动，都会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既而聚众作乱。宣宗大中时期，南方藩镇“数有不宁”，就是因为藩帅“停废将士，减削衣粮”。

　　哪怕不是有意削减，而是财政紧张，暂时缺欠，士兵们不会有一丝的体贴，照样会诉诸暴力。宗室大臣李囯贞，担任河中节度都统处置使，出镇绛州。由于军中素无储积，当地又甚为贫穷，军费一时供应不上，很快便导致兵变，“攻国贞，夜烧衙城门”，最终被杀。

　　其最甚者，只要藩帅不能满足他们的贪欲，他们一样会举刀相向，所谓“优奖小不如意，则举族被害”。武宁节度使经常被士兵驱逐，究其主因，就是士兵为了获取赏赐。宣宗曾派田牟去镇守，田牟为了让士兵安帖听命，不惜与众兵称兄道弟，供以美酒佳肴，甚至“把板为之唱歌”，但一众士兵“犹喧噪邀求，动谋逐帅”。

　　01嗜利之因

　　唐朝前期，充当府兵，是为国家尽义务，要自备衣粮及部分军事装备，没有较好的家庭条件，是难以置办得起的。选拔府兵的标准是“财均者取强，力均者取富，财力又均，先取多丁”。也就是说，经济条件是首要标准。

　　随着府兵制的衰落和瓦解，开元以后，职业兵成为军队的基本成员。与府兵不同，这些由招募而来的职业兵，大多数是破产农民，甚至有的是无业游民或者无赖之徒，他们一般都没有多少私有资产，当兵的目的，就是以此为职业，靠军饷维持生活。

　　而且很多职业兵，往往拖家带口，妻儿老小都靠他一人的军饷来养活。建中初年，德宗派钦差大臣前往河北，准备裁减魏博兵卒四万人，魏博节度使田悦心中不满，便激怒部下说：“而(尔)等籍军中久，仰缣廪，养父母妻子，今罢去，何恃而生?”众士兵听闻此言，一个个痛哭流涕。田悦再拿出家财，把被裁减的士兵保留下来。没过多久，在河北诸镇联兵叛乱中，即所谓的“四王二帝之乱”，被裁减的士兵尤其卖命，成为反叛军的主力。

　　诚然，唐朝有完善的勋官入仕制度，士兵可以通过在战场杀敌立功，获得勋阶，然后步入仕途。这也是府兵能够获得的最主要的报酬。但从高宗中期开始，“授勋者动盈万计”，勋官被拿来大肆封赏。勋官伪滥，其含金量自然大打折扣，首先是地位下降，勋官的地位原本可以与公卿相提并论，此时却比胥吏还要低下，《旧唐书》卷42：

　　(勋官)据令乃与公卿齐班，论实在于胥吏之下，盖以其猥多，又出自兵卒，所以然也。

　　与此同时，由勋官入仕的道路也越加艰难。勋官并不能直接入仕，需要先获得散官，然后通过吏部铨选，授予职事官，这才算真正当上官。但获得散官、铨选都有年限限制。高宗中期之前，勋官阶级高者，仅须一两年，便能获得职事官，但在此之后，最少需要六年，若是勋官阶级较低，则要十几年。

　　而且铨选作为任职前的考试，并非一定能通过，若是不通过，只能三年之后才能再次参加铨选。铨选过程中所需的知识文化、时务经验，于大多数出身较好的府兵来说，并不存在多大的阻碍，但对基本出身底层的职业兵而言，却无异于拦路猛虎。质言之，唐代中后期，普通职业兵想由勋官作为跳板，进入仕途，是极其困难的一件事情。

　　正因为职业兵需要养家糊口，当官的机会又极渺茫，所以他们普遍采取务实的态度，只想谋求眼前的经济利益，甚至拒绝被赏赐勋官。李商隐做桂管防御使郑亚幕僚的时候，就写过《为荥阳公奏请不叙录将士上中书状》，毕竟告身(即颁发的证书)还需要本人支付一笔费用呢，拿来又没有实际价值，根本不合算。

　　藩镇职业兵没有什么忠诚、服从之类的品质可言，也毫无荣誉感，“利在此而此为主矣，利在彼而彼为主矣”，谁给的钱多就倒向谁，谁损害他们的经济利益就反谁。

　　元和年间，魏博归附朝廷，宪宗为了收买人心，赏钱高达150万贯，“军中踊跃欢叫，向阙拜泣”。看到魏博士兵获此厚利，河北其它藩镇的士兵便坐不住了，高叫：“恩泽如此之厚，反叛有何益!”后来成德、卢龙相继归附，朝廷各许诺赐钱100万贯，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由于朝廷财政枯竭，允诺的赏赐并没有及时兑现，相反本镇帮助朝廷打仗还要自筹军费，朝廷又准备裁减各藩镇的兵卒，军人们便不高兴了，所以裹挟着节度使，相继复叛。魏博节度使田布本不愿反叛，结果被本镇士兵逼得饮剑自尽，所谓“裹挟”，这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

　　02主要“受害者”

　　藩镇士兵为了经济利益，虽不乏跟朝廷作对的例子，比如河北三镇的复叛，建中四年(783)的“泾原兵变”，但最主要的“受害者”，却是各节度使、观察使。

　　在租庸调时代，全国财富由中央统一调配，军队的军费自然也由中央调拨。但自从实行两税法以后，情况却完全不一样。两税法的一个核心便是上供、留使、留州三分制，即将各州所收赋税分为三份，一份本州自留，一份交给所属藩镇，一份上供中央。其中留使、留州部分，包括了地方的一切财政开支。

　　也就是说，两税法之下，各藩镇的军费，由地方财政支出，而不是中央，其军费支配额度，则掌握在节度使手中。这就意味着，在本镇财赋分割上，士兵与藩帅处于对立状态。正是“冤有头，债有主”，当士兵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或是谋求赏赐而作乱时，其矛头所指，必然是本镇节度使，而不是朝廷中央。当然，如果中央损害了藩镇士兵的利益，那便另当别论了。

　　值得一提的是，中央的神策军也就是职业军人，但却未出现因经济利益哗变作乱的情况。其原因也很简单，神策军作为天子亲军，待遇丰厚，远高于普通藩镇军。仅最基本的军饷一项，便是一些普通藩镇士兵的三倍，何况皇帝还时常施予额外的赏赐，各种节日、新帝即位的赏赐，甚至已成惯例。敬宗即位时，在国库艰难的情况下，仍然赏神策军每人钱十贯、绢十匹。按张国刚先生的计算，唐代后期，平均每个藩镇士兵一年所需经费，也不过24贯左右。如此超高的经济待遇，神策军当然不会因“利”妄生事端。

　　03百姓遭殃

　　由于藩镇士兵引发的动乱，多出于经济利益，没有政治目标，且通常发生在藩镇内部，这就削弱了藩镇本身的实力，因此从政治层面来说，对唐中央倒是一件好事。

　　这些嗜利的职业兵，藩帅既戒惧，可要想维护自己的统治，又少他们不得，故藩帅一般“不敢制以威令”，而是尽可能满足他们的经济利益诉求。在这背后，必然伴随着各各种刮地皮的措施，所以最终遭殃的，倒是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