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初期战无不胜的府兵,为什么后期会衰亡?
自中唐之后,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府兵制也日渐崩溃,这一制度曾经让唐朝初期战无不胜,之所以会崩溃其实一共有四个原因:
一是武官受制于文官的因素增加。朝廷和武官之间的矛盾有所发展,对武官的信任程度有所减弱,进而出现所谓“监军之制”。监军之名,最早出现于春秋末年齐景公使司马攘直将兵捍燕景之师。司马攘直出征前对齐景公说:“臣素卑贱,君摧之间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权轻,愿得君之宠臣,国之所尊以监军,耐可”。
这是领兵将领为提高自己的威望要求国君为自己派监军的。其后则出现了国君主动派皇子、近臣以监视武臣的监军。但在春秋至魏晋,监军设置不常,其间又有军师及军司之设,亦具有监军的职能。然而在隋末唐初唐开元年间又出现了以御史监军之制。史载:“至隋末,或以御史监军事。大唐亦时有其职,都是在非常之时设置。开元二十年(732
)以后,并以中官为之,谓之监军使”。
以御史监军,本是监察制度发展的结果,也是军事制度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成果。但在唐朝,尤其在武则天执政时,为了防止武臣的反对,特别重视对于军旅的监察。史载:“王孝杰为吐刺军总管,仁愿监其军”。万岁通天二年(697)监察御史孙压景监军清边军。由于御史官微,监军的作用不是很大,所以在开元二十年以后便改由宦官监军。安史之乱以后,朝廷为了有效地控制军队,将宦官监军制度推广,在节度使的驻地普遍设立为监军使院。
二是勋赏不够,士卒应该享受的待遇不能落实。唐朝建立后,朝廷以做官、授勋和多占田地来吸引地主和农民当兵。唐初因军功授官的人数不多,勋官还可以按规定授田。后来随着勋官人数增加,大批士卒出身且无权无势的勋官得不到勋田,勋官空有其名。而且必须“每年纳课,亦分番于兵部……身应役使,有类童仆。据令乃与公卿齐班,论实在于青吏之下,盖以其狠多,又出自兵卒,所以然也”。
由此可见,军人的政治地位己呈下降趋势,对于地主阶级,己经没有了做官的吸引力,对于农民来说,当兵授勋之后,仍然不能为家庭免除杂谣役。武则天之后,更是“虚有赏格而无其事”,军人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有人说“唐代府兵之废坏,实由其遇之太薄”,府兵穷困,待遇差,致使府兵制难以实行。唐初,府兵三卫的卫士均为品官子弟,仅限于二品至五品的子孙,“非权势子弟辄退番,柱国子有白首而不进者”。然而到后来府兵崩坏之时,三卫也无人问津。
三是府兵的社会地位下降。史载“时承平既久,诸卫将军自武太后三代,多以外戚无能者及降虏处之。而卫左之官,以为番上府兵有权,朝要子弟解褐及次之没关,又多不旋锤而据要津,将军畏其父兄之势力,悠其所为。自置府以其番上宿卫,礼之,谓之‘侍官’,言侍卫天子也。至是,卫佐悉以借烟戚之家为憧仆执役,京师人相低警者,即呼为‘侍官’。时关东富实,人尤上气,乃耻之,至有熨手足以避府兵者,番上者贫赢受雇而来,是由府兵始弱矣”。府兵的社会地位下降,被驱使到权势之家执憧仆之役,失去了军人严肃身份,造成社会轻视府兵的形态,致使人们,尤其是富人规避兵役,雇人代番,府兵练点标准不能维持,府兵补充发生困难。
四是府兵及其家庭的经济条件发生变化。玄宗时期,府兵制赖以生存的基础一均田制受到严重破坏。士卒本应享有的经济待遇几乎丧失殆尽,农民大量逃亡,富户规避兵役,府兵制度便逐渐废弛。“诸府士益多不补,折冲府又积岁不得迁,士人皆耻为之”,士人都以做府兵为耻。唐中期以后,均田制日益破坏,赋役愈益苛重,户口逃亡和隐漏也日益严重。朝廷虽然极力搜括户口,但终究堵不住这一缺口。武后证圣年间,己是“天下之人,流散非一,或违背军镇,或因缘逐粮,苟免岁时,偷避谣役”。统治者为防逃户,将逃户“应赋租庸课税,令近亲邻保代输者”。结果使农民逃亡更多。安史之乱期间,逃亡户更多,整个黄河流域几乎一片萧条。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农民服役繁重,贞观年间以后,年农民逃役愈来愈烈,有的甚至自毁手足,以此抗役。中宗时,上番卫士因缺口粮,致使府兵大量逃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