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起事后，为什么清朝放任他们发展呢？
太平天国运动能够发现到如此规模，并且如此迅速，纵然客观原因多种多样，但是最重要的一点还是清政府的情报工作太差，没有将起义扼杀在摇篮中。
平心而论，在太平天国起事后，清方在情报工作方面是很不得力的。
金田起义之初，北京的皇帝、军机处也好，广州的两广总督、桂林的广西巡抚和提督也罢，都把所谓的“会匪滋扰”(主要是天地会各堂口的起事)和“来土争斗”(广西土著称“土人”，从广东等地迁徙到广西的客家人称“来人”。他们在道光卅年至咸丰元年，即1850~1851年间曾爆发大规模械斗，战败后的来人大批投入当时已开始团营、主要领袖几乎都是“来人”的太平天国。)当成最危险的事，并从湖南、四川、贵州、云南调遣绿营兵赴广西助战，派林则徐、李星沅、周天爵、向荣等有能力的文武官员主持此项事宜。但如此大的阵仗却屡屡与周密准备“打江山”数年之久的金田起事者擦肩而过，视若无睹。等到终于惊觉这才是最大威胁时，对方却已成燎原之势，再难扑灭。
要进行平抚，关键是捕捉住带头人;要捕捉这个人，首先要弄清他是谁，什么来历。可在这方面清廷君臣也是一塌糊涂：太平无国起事一年多，他们还弄不清“大头目”究竟是韦正(韦昌辉)、冯云山、洪秀全还是胡以晄，好不容易知道“大头目”姓洪名秀全，却始终弄不清他原本姓什么，有说姓朱的，有说姓郑的，还有说姓焦的，就是没几个说他其实原本就姓洪的。
有些情报明明是准确的，但清朝官员也莫辨虚实，比如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太平天国辛开元年)十一月，清广东花县知县牟崇龄向两广总督徐广缙报告，说自己查明洪秀全是广东花县人，祖坟就在花县。这个情报本来是对的，可接下来呢?这位县太爷率领县吏去刨洪秀全祖坟，抓捕洪氏族人，宣称捕获洪秀全亲父洪国游。而实际上洪国游是洪秀全的祖父而非父亲，且不论是其祖父洪国游还是其生父洪镜扬，此时他们都已去世(洪镜扬死于道光廿八年底，即公元1848年年底至1849年年初之间)，牟崇龄又何从“捕获”?
向荣恐怕是1856年之前和太平天国打交道最久的一位清朝高级官员。可这位从广西一路追到天京的钦差大臣，直到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四月还信誓旦旦地上奏咸丰皇帝，说“实无其人”“或云已故”，是刻了个木偶充数;1854年夏，他又硬着头皮报告说“似有其人”。在当时颇有学问之名、曾追随钦差大臣赛尚阿幕府、以善于制造火炮火药名噪一时的山东人丁守存，则直到1856年还坚信洪秀全就是1852年(太平天国壬子二年，清咸丰二年)在永安州外被清军抓获、后被送往北京处死的“洪大全”。实为湖南兴宁天地会招军堂首领焦亮。焦亮实有其人，丁守存认定焦亮身份并无问题，问题在于他为了向“老板”赛尚阿邀功，执拗地认为焦亮就是洪秀全，而一路打到天京的洪秀全是“真洪秀全”被抓后冒名顶替的傀儡。
后来成就“中兴大业”的曾国藩非常重视情报工作，不仅随时随地搜集太平天国信息，还专门成立了以六品衔湖北即补府经历县丞、甘泉(江宁府附郭县)人张德坚为首的情报汇总班底，“月支取银四十两”，编纂出一套前文提到的用于分析“敌情”的“情报总集”——《贼情汇纂》。这部情报总集对当时湘军和其他清军将帅而言，据说起到了“开卷了然”的积极作用，至少不会犯类似向荣把“两司马”当作重要首领，在长江里捞到一面“两司马黄旗”会兴奋地上奏皇帝报捷这样的笑话。
但这部《贼情汇纂》充其量也就只能算作“扫盲级”的情报资料，普及太平天国的一般情况尚勉强胜任，但作为军事将帅的战争指导书，就显得错误百出、荒唐可笑了。别的不说，照该书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太平天国甲寅四年)的说法，“伪左军主将翼王石达开”是个“铜臭小儿，毫无知识”，“奉洪杨韦三贼如神明”的既胆小、又无能的窝囊废，之所以被“屡委以军事”，是因为对杨秀清盲信盲从。这样的“情报”出炉后不到一年，张德坚的雇主曾国藩就被“毫无知识”的石达开打得两次跳河自杀，后来更被包围在南昌城里一筹莫展。这位尽心尽力的“情报局主管”后来一直没能获得升迁，其煞费苦心维持的编纂班子，在江西期间也被解散，此后再未恢复过。很显然，对湘军的情报工作，曾国藩是不满意的——尽管相较友军，他们已算做得不错的了。
天京事变时也一样，如前文所述，城内发生如此重大事件，城外却过了近一个月才知道个大概。
德兴阿的那封最早奏报究竟发出于何日，目前已不得知，但奏报内容中提及的、开始知道“城里出事”的日期，是咸丰六年八月廿五(公元1856年9月23日，太平天国丙辰六年八月十七日);九月初六日，浙江巡抚何桂清奏称“八月中旬后”开始探明，城中首领于咸丰六年七月廿二日(公元1856年8月22日，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七月十六日)开始“闭城自相戕害”，杨秀清及其属官被杀，“初闻之未敢深信，半月以来又接各营探报，皆称确有是事”。
奕詝是咸丰六年九月十三日、十六日分别接到德兴阿、何桂清奏报的。九月十三日当天，他下达上谕给两江总督怡良，要求进一步“确探”，如果属实，“正可乘此机会设法进兵”。十六日，他进一步催问怡良侦探情况，并称“倘有机会可乘时不可失”。九月廿四日，怡良等汇报了天京事变的进一步情报，并对下一步行动方案提出了一些建议，十月初三日奕詝作出答复。此后，奕詝又相继向江南和春、江西曾国藩、湖北官文和胡林翼等发布指示，称虽探报情形不一，而其内乱当属可信，要求各路清军“乘其内乱，次第削平，兵饷可不加增，而成功庶几有望”。
很显然，清方在太平天国起事后的情报工作的忽视，以致难以及时得到太平军的最新动态，间接致使太平起义成燎原之势，威胁到清政府的存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