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特器物在唐朝是如何演变的？对大唐文化产生了哪些影响？
唐朝，中国历史上继隋朝之后的大一统中原王朝，共历二十一帝，享国二百八十九年。唐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声誉远播，与亚欧国家均有往来，唐以后海外多称中国人为“唐人”。接下来为什么小编就和各位读者一起来了解，给大家一个参考。
目前已出土的唐代文物和考古资料中，有大量的胡人形象。这些胡人的职业和身份多元，但以从事服务和娱乐的胡人占绝大部分。比如从事乐舞表演的舞姬和乐工，杂耍卖艺的艺人和伺候贵族的奴婢、马夫和驼夫等。
而这些情况，在金银器中的表现更为明显。唐代金银器中共有六件八棱形制的带把杯，这种器物在中国传统器物中并未发现其演变进化的渊源，而在粟特银器中却能找到与其高度一致的器形。
这六件八棱杯中，有三件皆是以高鼻深目的胡人伎乐人物纹样装饰为主，辅以植物纹样环形把手。其中两件把手上有指垫，装饰有胡人头像。从唐代八棱杯的研究，可以感受到浓郁的异域风情。
在华贵绚丽的唐代金银器中，这三件八棱杯展现出来的强烈的异域风情尤为引人注目。可以想像粟特艺术初入唐中原地区，与本土金属艺术碰撞出的火花。
因此本文对其造型和纹样的深入研究挖掘，不仅可以探索粟特器物在唐代的演变轨迹，而且可以探讨粟特风格对唐人文化与审美趣味的影响。
器物纹样中的中西文化交流
1、曲颈琵琶
隋唐时期敦煌壁画中的弹拨琵琶，在隋代第390窟中一组由八人组成的乐伎队列队而立，排在乐队前面的就是两支曲颈琵琶。原本波斯的曲颈琵琶共鸣体很大，已接近圆形其颈向后弯曲，不是成直角形而是由下向上成曲状似半月牙形。
然而新疆石窟中的琵琶共鸣体，没有波斯那样圆大，而是向修长方向发展的。这些壁画中出现的琵琶共鸣体，大多偏向修长扁圆的造型。这种梨形的形态，说明琵琶这种乐器来到中原之后进行了本土化改造，更适合唐人的使用偏好和审美趣味。
2、托贝吹奏
云冈石窟中，北魏时期的石刻就有吹贝的伎乐形象。隋唐时期可见于西凉、高丽、龟兹、扶南、天竺诸部乐中。
贝在传入中国之后，趋于法器与乐器两种功能的融合，并且更加强调其乐器的功能。五代王建墓中有单手托贝吹奏的乐工，敦煌25窟南壁观无量寿经变的乐舞图中，也有乐伎手捧螺贝吹奏的场景。
二、舶来艺术的直接学习阶段
1、三杯八棱杯
在何家村唐代窖藏中出土的鎏金伎乐纹八棱银杯和人物忍冬纹金带把杯，与三杯八棱杯的形制和装饰都极为相似。这三件杯具同为八棱八面，除杯壁装饰有八个胡人形象外，环形杯把上还带有宽指垫。指垫上装饰向北的胡人头像的做法，是纯粹的粟特风格。
鎏金伎乐八棱银杯每一面錾刻的高浮雕胡人乐伎形象，同样手执乐器。分别为洞箫、小铙、曲颈琵琶，另有抱壶、执杯及两名空手舞者。
其中右一乐伎的手执乐器有一说法为拍板，是一种唐代用于散乐的民间乐器，根据《通典·乐典》中的记载：“拍板，长阔如手，重十馀枚，以韦连之，击以代，，击其节也。情发于中，手足蹈，者因其声以节舞。”
龟兹伎人弹指为歌舞之节，亦之意也。拍板由西北少数民族传入中原，以坚木数片串联，双手合击发声。然而对比右一乐伎手执乐器的样式和姿势，其所执乐器杯身更像排箫。
人物忍冬纹金带把杯上的胡人形象均穿窄袖翻领袍腰间束带，或挎刀佩剑，或执笏在手，另有一人双手合十袒露胸腹。
2、八棱杯为胡人乐器装饰
通过分析这三件带把八棱杯上胡人所执乐器及装饰，可确定这三件器物或许并非来自域外。原因有二：其一，在这三件八棱带把杯上，胡人所执乐器既有来自西域的舶来品，又有中国传统乐器，说明这三件带把杯是在中原制作。
其二，这三件杯具的人物形象是按照八个棱面单体出现的，这种将人物形象分隔单体呈现的方式在萨珊和粟特的金银器中并没出现。
因此这三件文物极有可能是粟特工匠，在唐代为适应满足唐人对域外新奇样式的好奇所作。由于大唐的慕胡风尚盛行，所以对来自域外的艺术极其青睐。金银器质殊价贵的特质，刚好又引导了统治阶级的审美偏好，也引领了平民百姓用使用廉价材料进行效仿。
这几件金杯的器形直接模仿了粟特银器，纹样也是能够引起唐人好奇的形象，可以看出这一阶段唐代工匠直接模仿和学习来自域外的艺术。这几件文物中人物所执乐器皆为唐代流行的主要乐器。
既有来自域外的曲颈琵琶、竖箜篌等，也有中国传统乐器排箫。这些乐器共同演奏出胡汉和鸣、中外兼容的治世之乐，为这个鼎盛的时代增添了泱泱大国之气。
粟特与中原的文化交流，主要体现在粟特人的“中原化”，以及中古时期唐代社会表现出的“胡风”上。但这两者是相互交错进行的，在生活方式及艺术表现形式上体现得最明显。
每一个时代，外来物品对人们都有神奇的吸引力。新奇的舶来品并不在于其价值，而在于其对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和想象力的激发，从而影响接受这些舶来品和舶来工艺之后所产生的变化。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