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山高皇帝远 古人为什么犯人流放在边远地区

　　为何古代要把罪犯流放到边远地区，关在监狱里不更好吗?这是很多读者都比较关心的问题，接下来就和各位读者一起来知道，给大家一个参考。

　　流放，是将罪犯放逐到边远地区。

　　有人会说，流放之地山高皇帝远，无人管束，岂不是放虎归山?不怕犯人自由奔放、逃亡吗?关在监狱里不更好吗?

　　这是对流放之刑的误解，把流放想得太简单了。它可不是怀着诗和远方的憧憬去旅游。

　　为什么要把“流放”纳入刑罚?

　　据甲骨文记载，我国商代时就有“圉”，即牢狱，用以拘禁罪犯。

　　流放之刑的起源很早，到秦汉时期逐渐形成体制。后来也称为流配、发配、充军。

　　流放，听起来是天高任鸟飞，其实也是以限制罪犯的人身自由为前提，有官差押送、监视、管束。

　　而且，流放之地是边远荒蛮之地，需要开发。因而古代往往把罪犯押送到那里，开发当地的土地和资源，或者服兵役、充军戍边，或者给当地官府、贵族当奴仆杂役。

　　流放之刑意味着把犯人与世隔绝，甚至是把罪犯的整个家庭乃至家族、众多罪犯集体迁移流放，安土重迁。除非朝廷特许赦免，否则将一直在流放地服役到死，还会罪及子孙后代。

　　把犯人关在监狱里，不但要建造大量牢房，还要提供食宿，配备官差看押，成本很大。

　　而流放之刑，既可以避免罪犯对社会继续造成危害，起到刑罚的惩治意义，还有效利用了人力资源，开发国土，巩固边防，一举多得。

　　例如秦始皇南征百越之后，除了留下大军驻守之外，还下令迁移大批罪犯，充实当地的人口，开发土地，发展生产。

　　当然，外国也有流放之刑。例如1814年，法兰西第一帝国国王拿破仑被反法同盟打败，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签署退位诏书，被流放到地中海上的厄尔巴岛。

　　流放之刑为什么被归为重刑?

　　南北朝后期，流放开始进入“五刑”(笞、杖、徒、流、死)体制，一直到清代末年才被废除，历经了几千年。

　　也即，流放之刑的惩罚程度仅次于死刑，属于重刑。用今天的话说，类似于无期徒刑。

　　从表面上看，流放之刑不像残害身体的肉刑那么严重，其实它对身心的折磨、伤害非常深重。

　　古代往往故意颠倒被流放犯人的生活环境，作为一种惩罚，把南方人流放到北方，把北方人流放到南方。

　　被流放的犯人，生活条件艰苦，要承担繁重的劳役，还要和恶劣的自然环境、野兽作斗争。其存活率比监狱里的犯人低，能否活下来得看自己的造化。

　　因而，在“五刑”制定者的眼里，流放的惩罚程度仅次于死刑。

　　有时对于死刑减等的罪犯，在脸上刺字后流放，即“刺配”。例如《水浒传》中的林冲，被判携刀误入白虎堂，刺配沧州。

　　到了宋代，由于宋太祖定下的重文轻武、不随意杀戮士大夫的国策，因而流放作为死刑的替代刑罚，被大量使用。

　　为什么古人把“流放”视为人间畏途?

　　中国古代的流放之地，以中原为中心，逐渐向外扩展。

　　例如战国时期，楚国的屈原被流放至汉北和沅湘流域，即今天的湖北、湖南一带。

　　后来随着中原政权的疆域扩大，流放之地就延伸至西北、东北这类荒凉苦寒之地，西南、岭南这类充满湿热“瘴气”之地。

　　古代交通不便，抵达边远地区路途遥远，耗费三四个月时间很正常。

　　流放之人被押解途中，带着沉重的枷锁，颠沛流离，官差虐待，食宿条件差，加之气候、地理环境、兵乱等影响，因而不少人因为身体困累或疾病而死于途中。

　　例如明代“开国文臣之首”宋濂，72岁时获罪，被流放茂州，途中在夔州病逝。

　　北宋中期文坛领袖苏轼，晚年被先后贬至惠州(今广东惠州)、儋州(今海南儋州)。宋徽宗即位后，朝廷颁行大赦，苏轼被调任京官。惋惜在北归途中病逝。

　　即使有幸活着到了流放地，由于水土不服，还要服劳役，生活保障差，因而不少人就死于流放地。

　　例如清代时期著名的流放地——宁古塔，距离京城七八千里，地处北疆，常年重冰积雪，人迹罕至。

　　明末清初，江南名士方拱乾曾被流放宁古塔。他曾说：“人说黄泉路，若到了宁古塔，便有十个黄泉也不怕了!”

　　被流放之人，被判为罪人，承受着巨大的心理负担。加之被迫背井离乡，远离亲朋好友，孤单寂寞，心情郁闷，内心愁苦。这就容易产生心理疾病，甚至自杀。

　　例如屈原被流放后，在犹愤之下，最后自沉于汨罗江。

　　从唐代开始，将流放刑罚更加具体化，根据犯人的罪行轻重来确定流放的地区。唐代中后期，随着社会矛盾逐渐尖锐，加之统治阶级内部的纷争日益激烈，被判处流放的人越来越多。

　　流放的特殊形式——贬官外放

　　流放之刑也难免被用在官员身上，大多是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结果，并不完全是一种刑罚。其实是贬官、外放，远离朝廷，而且要受到当地官员监视。

　　有的运气好，后来被重新重用;有的则死于流放之地。

　　例如北宋文士秦观，先被贬为杭州通判，刚到杭州安顿下来便被贬到处州监督酒税，接着被贬至湖南郴州，再编管横州(今广西横县)，死于藤州(今广西藤县)。在人生的最后七年，秦观一路颠沛流离，客死他乡。

　　再如柳宗元，从长安京官被贬为邵州刺史，赴任途中被降级加贬为永州司马。于是他在永州生活了十年，其中写下了著名的《永州八记》。随后，他接到诏书回京。回到长安却并未受到重用，还被政敌仇视，又被贬为柳州刺史。

　　四年后，宋宪宗实行大赦，柳宗元又接到诏书回京，但是还未启程就在柳州病逝，享年仅47岁。

　　由以上几位著名文士、名臣的流放经历可见，命运大多以悲剧而终。

　　那么，普通人被处以流放之刑，凄苦悲惨之状可想而知。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