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应星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创作的《野议》?表现了他忧国忧民的心情
宋应星,字长庚,明朝著名科学家,他最杰出的作品是《天工开物》,被誉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下面为什么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宋应星从科举梦中苏醒过来,面对现实,他发现牺性的代价太大了。家财耗尽,又逢家中添丁加口,家庭的经济负担越来越重。父亲国霖和母亲魏氏在两年里相继去世。弟兄们悲痛地掩埋了双亲,自然又增大了家庭的开销。界应星想,不能再长期闲居下去了。需要谋一项职业养家口,也可借此来实现他从事实学研究的夙愿。哥哥应昇已早一年谋得官职。他告别应星,赴浙江桐乡当县令。四年后,又转到广东肇庆府恩平任县令。按当时习俗,应星弟兄俩为父母守丧三个年头。在崇祯七年,宋应星在奉新不远处的分宜县谋到一个官职——教谕。就在他任分宜县教期间,中外闻名的科技百科全书《天工开物》在他手中诞生。
奋力写作
分宜县属袁州府(今江西宜春一带),在奉新西南二百多里。教谕是管理县学的小官,地位不高,俸禄也很少。在文职官员中,教谕这个卑微的官职根本没有人瞧得起。但是,在宋应星看来,官微俸薄并不在乎,贴补点家用已心满意足,而给县学20名庠生授课,倒也轻松自在,不费多大气力,正可腾出余暇时间从事科学研究和著述。他根据五次进京会试沿途考察、访问的记录,加以整理、提炼,再利用县、府的图书资料,参照分析,开始了极其繁忙、紧张的写作。宋应星当时正处在家境窘迫、囊中羞涩的情况下,写作的物质条件并不好。他的心境也不似太平盛世悠闲的文人墨客,可以从容写来。“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朝廷腐败,党权奸当道,民不聊生,四处揭竿而起,边关急报频传,朋友无辜遭难,再加上家业破落,科举屡遭戏弄,宋应星的心境如波涛汹涌。
宋应星结交的朋友有两类:直言敢谏、清廉正派的地方官,还有就是视仕途、重视实学的文人。他和朋友们议论朝政,关心国事,力主革新政治、挽救民族危亡;也和他们探讨工农业生产,振兴经济,推动科学技术发展。宋应星和一般寒窗苦读的文人不同,既钻研学问,又关心“窗外事”。他很欣赏东林书院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他把革新政治和发展科技两个方面联系在一起,想以此来挽救明末的危机局面。时不我待,愤笔疾书。在分宜教谕的四年任期里,宋应星不管是酷暑严冬,也不论白昼黑夜,都秉烛通宵,日以继夜,握笔不止。他好像要在一夜之间,把心胸敞开,倾吐尽肺腑之言。
在50岁那年,宋应星一年内就刊行了《画音归正》、《原耗》、《野议》和《思怜诗》等著作。其中1万多字的《野议》,是在一夜之间疾书而成的。第二年,他发表了重要的代表作、十八卷的《天工开物》,以及《卮言十种》等书。宋应星的代表作《天工开物》和《野议》,表述了他在科学研究和改革政治两方面的心得和主张。由于写作时间紧迫,宋应星来不及对他的文章修辞润色,也不按常规旁征博引,发铺陈。他的著作大多是朴素无华的陈述,言简意赅,直抒胸臆。他自也承认无暇考虑“文章工拙”,“故有议而无文”,请读者鉴谅。
夜著《野议》
崇祯九年三月的一天,已是暮春时节,应分宜县令曹国的盛情邀请,宋应星暂时从研究和写作中抽身,两人一同去当地的名胜山游览。“蝶飞芳草花飞路,把酒已嗟春色暮。”他俩在青石板上坐下,对酌清酒,吟诗咏赋,耳听黄鹂啼鸣,身在松影之荫,是何等的清幽惬意啊!但是,这良辰美景却被突然出现的县衙公差搅散了。公差追踪而至,递上新到的邸()报份。曹县令和宋应星的游兴顿时一扫而光。那报是官家的政治公报。两人感到无聊之余随手翻翻;一眼瞥见一篇奇文,是有人给皇帝上书论述自己可以得官职而请求封官。应星认为这是千秋难遇的怪事。
奇文共欣赏。两人又重读了这份奏议,互相议论起来。应星说:“曹先生,您看这要求授官者命词立意倒也磊落可人,只可惜启奏者的见识太浅薄了。如此当官,政界该黑暗到什么程度!”曹知县表示赞同。两人你一言我一语,针砭时弊,抨击权奸,热烈非凡。曹国建议宋应星把这些议论写成文章发表。应星非常激动,思绪涌动,回到官署立即点灯疾书。待天色已明,完成万言全篇,他才算长舒一口气。这篇万言政论,宋应星题名为《野议》。“野议”是相对于“朝议”而言的。他在《序》中指出,朝议既然已无敢直言者,而民间却议论纷纷,这些野议并无恶意,想必对朝议不会有妨碍吧!《野议》共十二议,包括《世运》、《进身》、《民财》、《士气》、《屯田》、《催科》、《军饷》、《练兵》、《学政》、《盐政》《风俗》和《乱萌》。
《野议》强烈抨击当时王公国成、宦官党大肆霸占田地、强征租税的行径。皇帝赐田给各王府,田亩数往往以万顷计,如万历末年福王朱常洵在洛阳封王,神宗赏赐庄田两万顷,中原良田不足,竟取远在山东、湖广的良田凑足数目。各地还出现了不少占地万亩的大地主。魏忠贤等宦甚至借朝廷之名要百姓“投献”,占良田无数。他们豢养家奴、打手,强收租税,欺压佃户。在《乱萌议》中,宋应星指出,由于土地兼并,农民“愤怨不堪”,起义军一到则群起响应,“勾连归附”,而“全楚沿带长江,遂无一块干净土”。
《民财议》则揭露富贵人家放高利贷盘剥“耕耘蚕织之辈”,使他们终日“勤苦耕桑,而饥寒不免”,镰刀箩筐还未收藏完毕,收获已被掠空。农民逼得走投无路,加入起义队伍。《催科议》则揭露官府又是搜括又是加派。昔日征银一两,今天增至一两五六;过去派米一石现在变成一石二三。农民在极度贫困中挣扎度日。宋应星正确分析出农民起义、城市手工业者暴动的根本原因就是土地兼并、高利贷剥削和苛捐杂役。这是当时百姓身上的三副枷锁。
与百姓的悲惨境遇相对照,朝廷、官府则过着荒淫无度的奢侈生活。宋应星在《军饷议》中愤愤发问:十年来都大谈节约,可是又有谁敢议论给朝廷上贡的事?比如仪真上贡酒缸10万口,楚之衡岳,浙之台、严诸郡贡奉给官廷做门帘用的黄丝绢,动辄以百万计,运到京师又何尝适用?以江西省为例,袁州府上缴的粗麻布,官中竟用来蘸油充当火把!信州府贡献的棂纱纸,中用来糊窗户这酒缸、黄绢门帘和窗户纸,哪能一年就弃置而换新的?节省一年,省下的钱财就有十余万金。文章中要求暂停一些浪费钱财的贡奉项目,开源节流,解决财政困境。
这种上层腐败的现象已经传染到军营。宋应星在《练兵议》中指责将帅“偷息闲功,则歌童舞女,海错山珍,以自娛乐。此等人岂能见敌捐躯,舍死而成功业者?”他骂这些将官夺得军马一匹,斩获首级二颗、箭杆三支,就公然报功,也不知羞耻!世风发展到这步田地,欺骗日甚而私心日重,脸皮日厚而心眼日昏,岂有拨乱反正的一天!宋应星以切身的体验,严厉批评科举制度。在《进身议》中写道:快三百年了,注重科举而僵死不变的,只有我宋朝。取士进身,不是靠才能,而是依靠“人荐”,走门路,托私情,贿赂舞弊,而八股文只是掩饰而已。
因而在《学政议》中,他沉痛地指出:在读书之乡,学问极佳而再三应考终未获进身的人,到头来只得流落四方,求职不成则“窜入流寇之中,为王为佐;呈身夷狄之主,为牒为官”。难道这样的人还少吗?这种不重视人材,不重视知识分子,逼他们为盗、为敌人服务的弊端,宋应星分析得非常深刻。他大声疾呼:要“大公至正”,“一破情面”,严格执法,废止请客和说情,“贫士方无沦落之嗟”。宋应星就是这样直言敢议,丝毫不加遮掩地批评时政、鞭笞世弊,一泻干里,敞抒胸臆,连夜写完《野议》。明显可见;他的观点是和东林党人和复社成员相通的,而他的挚友、亲戚中不少人本身就是反对阉党权奸的有骨气的文人。
诗也激愤
宋应星写完《野议》,觉得意犹未尽。他乘写作的激情,连忙整理历年来散写的诗篇,结集成书。他受哥哥应昇喜欢著诗的影响,从20岁束发时即开始赋诗,30年来间断写成的诗稿已经“握之盈把”。其中《思美诗》10首。都是七律;《怜愚诗》42首,均为七绝。总共52首,以两卷名的首字合集名为《思怜诗》。这部诗集形象地补充说明了《野议》中的议论和政见。有一首诗写道:“青苗子母会牙筹,吸骨吞肤未肯休。直待饥寒群盗起,先从尔室报冤仇。”宋应星把地主、高利贷者刻画得入木三分。他们在谷尚青的时候,就拨动着算帐工具牙筹来通债了,吸尽骨髓、吞食皮肤后仍不肯罢休。饥寒交迫的佃农们揭竿而起,当然要首先向你们这些吸血鬼们报冤仇!
宋应星忧国忧民的心情在诗集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皇室内宫过着腐化的生活,还一味追求长命百岁、万寿无疆,为此,供养大批方士道人,日夜求仙炼丹。宋应星的诗讽刺他们为“痴人”。诗中写道:“天垂列象圣遵模,为问还丹事有无?万斛明珠难换,痴人妄想点金须。”他痛恨把持朝政的魏忠贤等阉党宦官,假借嘲讽南宋时的荒淫宰相贾似道,抒发激愤之情”“乘胜元兵已破襄,葛坡贾相半闲堂。且偷睫下红妆艳,为虏明年岂足伤!”元军鏖战五年最终攻陷了襄阳、樊城,南宋实力几乎丧失殆尽。在国家危亡的紧急关头,贾似道还在他特地修建的临安(今浙江杭州)葛岭“半闲堂”豪华庄园里和侍女斗蟋蟀玩呢!你们这些权臣们眼下还可赏玩红妆艳女,来年当了元朝的俘虏又有什么可哀叹的呢!朝廷腐败,下官效尤。宋应星写诗嘲笑桐乡近宦:“桐乡近宦一何愚,欲积鎏金百万余。数未盈时冤已集,一夫作难委沟渠。”
一个地方官贪心积敛黄金百万,欲壑没有填满,却结下深重冤仇,自身反被填没在沟渠中而丧生。天启七年春暮,宋应星弟兄俩四上公车不第返回家乡。这一年里,熹宗朱由校驾崩后,弟弟朱由检即位为毅宗,改年号为崇祯。毅宗平素就知道魏忠贤把持朝政,倒行逆施,心中早有忿然不满之意。因此,他一即位,党便人人自危果然,毅宗断然将魏忠贤贬至风阳(今安徽风阳)。这一来,奏効、控诉魏忠贤一伙罪恶的人越来越多。消息传到魏忠贤耳中,他知道大势已去,沮丧万分,在充军途中的旅店里悬梁自尽。他的干儿子、阍党副头目崔呈秀也投缳自鎰。
但是,在他俩末日来临之前,多少忠勇将帅遭阉党诬陷加害,以至冤屈而死。千宋应星联想起在萨尔浒(今辽宁抚顺东)大战中,被努尔哈赤打得大败,丧师失地的辽东经略杨镐。杨镐战败后,神宗不情由,在宦官们撺掇下迅速从大狱中提出杨镐问斩。朝廷又派出老将熊廷出关指挥作战。在关外备战期间,熊廷弼遭到阉党、广宁巡抚王化贞的极力破坏,大军孤立无援,被迫撤回关内。最后,广宁失守。朝廷却不分青红皂白,把熊廷弼打进大牢。魏忠贤趁危向熊廷弼敲诈勒索,开价4万两白银,可免死罪。熊廷弻严辞拒绝。阉党就诬陷熊廷弼贪污军饷,将他处死。忠勇老将惨遭屈杀,舆论然,群情激愤。宋应星的诗中记下了这两件事:“宦竖么麼秽浊躬,投旅店疾如风。官高经略师徒丧,俯首求生贯索中。”他的爱憎是多么分明,激愤之情溢于言表。
《论气》《谈天》
宋应星在任分宜教谕的四年里,写作的勤奋和高效率在科学家中也不多见。他在崇祯十年继完成《野议》、《思怜诗》和巨著《天工开物》后,紧接着又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论气》、《谈天》两部著作。这两部书是后来的结集《卮言十种》中的第八、第九种。可惜《卮言十种》已经失传,后世只能读到其中的这两种《论气》以问答对话的形式,讨论有关自然哲学问题。
全书有《形气》、《气声》、《水火》、《水尘》、《水风归藏》、《寒热》六篇,从哲学的高度分析了燃烧、腐烂、蒸发、凝结、生物的新陈代谢、金属冶炼等自然科学问题。中国古时候先哲们认为“气”是构成万物的最基本的物质成分。先秦的荀子、汉代的王充、宋代的张载和宋应星的同时代人王夫之等哲学大师们都极力主张“气”是万物的基础。宋应星在《论气》中写道:“盈天地皆气也”“由气而化形,形复返于气。
结语
初由气化形,人见之。卒由形化气,人不见者。”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气”这种原始物质充满于宇宙,它构成万物,万物又还原为“气”。由“气”变化成万物,人都看得见。万物又变化为“气”,人们就看不见它了。因此,宋应星认为,“天地间非形即气,非气即形。杂于形与气之间者,水火是也。”他的这种看法比理学家程、程颐和朱熹的“程朱理学”要高明得多。程朱认为“理”是世界的本源,“万物皆出于理”,先有理,然后才有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