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高宗在处死岳飞之后 金国为什么不趁机南下

　　还不知道：金国和宋高宗的网友们，

　　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142年1月27日)，宋高宗君臣遵照金国“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也”的“指示”，将民族英雄岳飞“赐死”于南宋大理寺后。金国那边的反应，却并非如很多“历史票友”们想象的那样要“趁机南下”，相反是一片摆酒庆贺，连呼“和议(绍兴和议)自此坚矣!”次年三月，金使抵达临安，正式“册封”赵构为“宋朝皇帝”，开始认真履行“绍兴和议”。

　　当年如狼似虎南下的金国，怎么岳飞元帅一死，就突然变得如此“讲信用”“爱和平”，连“趁机南下”的念头都没了?如此奇景，第一个原因，就如南宋史学家李心传的一声痛惜：“可见金人势穷力竭之实!”看上去依然凶神恶煞的金国，其实早就外强中干，根本就打不动了。

　　其实，早在建炎四年(1130)，当金国在宋金战场上正占尽优势时，岳飞“老对手”金兀术的老上级，亦是昔日金军统帅的金国名将完颜杲，就在其《临终遗行府四帅书》里，预言了金国接下来的“悲观”态势：金国能灭北宋，能压制南宋，关键是因为南宋统治者太怂，一旦南宋缓过这口气，“任贤用众，大举北来”，那将是“复故土如反掌”。金国根本顶不住。

　　而到了绍兴十年(1140)岳飞北伐时，当年完颜杲的哀叹，就在一一应验：在郾城等地遭到岳家军暴揍的金军，别说整军反扑，连“签军”都签不来几个兵。金兀术麾下的乌陵思谋、韩常等人都不肯再战，就等着岳家军打来就投降。金兀术也哀叹“未有如今日屦见挫衄”。被扣押在金军军营的南宋外交家洪皓，也亲笔记录了金军“岳帅之来，此间震恐”的景象，就连金军储存在燕京的珍宝物资，也被大量北运，完全就是“跑路”的节奏。

　　看过这些“跑路”活剧，也就可以理解，接下来手拿宋高宗“班师诏”含恨南撤的岳飞元帅，那一声“臣十年之力，废于一旦!非臣不称职，权臣秦桧实误陛下也。”包含了多少悲愤在其中!

　　但必须要说的是，即使岳家军北撤，即使遵照金人“必杀岳飞”指示的宋高宗君臣，罗织罪名将岳飞下狱。但宋金双方力量对比的逆转，已是不争的事实。

　　在岳飞入狱前的绍兴十一年九月，当南宋“名相”秦桧正舔着脸“议和”时，金国的五万精锐，也正在陕西被胖揍。宋军吴璘部连战连捷，一口气收复秦州陇州等地，金国伤亡数万，残部被围困在蜡家城，眼看就要被聚歼。偏偏这时宋高宗送来了“班师诏”，吴璘部也只能如上一年的岳家军一样，咬牙含恨撤退，收复的秦州等要地，只能白白丢弃。

　　甚至一个月后，当秦桧为了“议和”，严禁淮河各部宋军渡江，导致南宋门户大开，被金兀术又一口气打到江苏六合时，气势汹汹的金兀术，其实却叫苦连天：金军既无力渡江再战，更不能撤退，粮草也严重短缺，到了“又宰杀骡驴，相兼为食”的地步。以金兀术本人的叹息说，如果对面的宋军敢主动对金军发起进攻，外强中干的金军，必然“不击自溃”。

　　偏偏就在这个节骨眼，宋高宗秦桧君臣果断认怂，派使者跑来“求和”，全盘接受了金军的“议和条款”。此情此景，叫眼看“无一人一骑得回也”的金兀术们，当场“不觉喜感天神”。得知岳飞死讯与“和议”的金国兵将们，各种大肆酒宴庆祝。对这事实，宋高宗秦桧君臣也门清，所以“和议”之后，号称“文化自由”的南宋，疯狂删掉宋金战争里的各种战报战功记录——为了“议和”，大宋不许有这么牛逼的“战史”存在。

　　这种情形下，金国对于“绍兴和议”，都是连呼庆幸。再撕破脸去打?不但既得的利益保不住，“大金江山”恐怕也保不住。“挥兵南下”这事儿，也就梦里说说。

　　而第二个重要原因是：比起“挥兵南下”的诱惑来，《绍兴和议》的内容，对于金国来说，简直是白捡的大便宜。

　　虽然近代以来，经常有“票友”抛出“神论”，认为《绍兴和议》是个“带来和平”的“双赢”协议。但细看条款，就知道到底谁赢。且不说“臣构”向金国“称臣”的“名分问题”，就说更实在的国土与经济利益：南宋向金国割让了唐州、邓州、商州、和尚原等战略要地。全是宋军将士曾与金军血战的地方，有些要地更是当年“岳家军”“吴家军”浴血收复的，很多英雄的骸骨还长眠在那里，这下大笔一挥，全“白送”金国了。

　　而且对于南宋接下来的国防安全来说，这些要地的丢失，更意味着挖大坑。秦州商州是宋朝重要的白银产地，这一“割”就是断血。海州唐州等地是南宋历次北伐的“跳板”，这下也被金人“抽”走了。和尚原的丢失，更叫四川完全暴露在人家眼前，还给后来的“元朝灭宋”提供了方便。南宋一百多年被动的国防态势，就是这“慷慨割地”惹的祸。

　　更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割出去的要地，没一块儿是金国凭本事打下来的，却全是南宋“凭实力”割出去的。大宋将士前线的抛头颅洒热血，抵不过“名相”“精英”们谈判桌上大笔一挥。

　　比这还“慷慨”的，就是《绍兴和议》里的“赔钱”问题：虽然“送岁币”是大宋的“悠久传统”，可别看南宋就剩了半壁江山，“岁币”照样不减，每年二十万白银加二十五万匹绢。这笔负担重不重?当时的南宋市场上，绢就是“硬通货”，一匹绢的售价常在四五贯钱以上。白银更是“稀缺货”，在近代“票友”口中号称“富过明清”的南宋，每年的白银收入最高不过三十万两，“岁币”就要送出去二十五万两。

　　所以，看上去“不重”的南宋岁币，每年都叫大宋君臣叫苦连天。这巨额的负担，除了年年“养肥”金国，更像一个恐怖的吸管，吸干大宋的血肉。“白捡”了如此大便宜，金国怎么还会傻乎乎南下?也正因这“大便宜”，对鞍前马后出力的“大宋名相”秦桧，金国也是“宠”得不行，甚至还给“臣构”严令“不许以无罪去首相”。大权在手的秦桧，也就成了南宋的“独相”，作威作福十七年。

　　不过对这一切，宋高宗秦桧君臣，当然是不会在乎的。在他们看来，所谓光复河山，所谓国仇家恨，都不如享受生活实惠。哪怕“岁币”负担再重，也不能耽误了“官家”享受。所以《绍兴和议》后，明明就剩半壁山河，南宋的官员数量却比北宋膨胀了一倍，秦桧的私人财产“富于左藏(国库)数倍”。各级官员也是“非财不论”。宋徽宗本人也是放心享受生活，各种大兴土木。所有的钱，都是老百姓买单。

　　所以，也就出现了南宋年间的咄咄怪事。明明是“宋金和平”的时代，老百姓的赋税负担却比战乱年代还多。多次“暗增民税数倍”，以至于“民力重困，饿死者重”。宋金战争时，在赵鼎等能臣主持下，南宋基本没缺过钱粮，可宋金“和平”了，军队大量裁撤，连装备都稀缺，曾经有四千多工匠的“南北作坊”，缩水到几百人。甚至“官府库无旬月之储，千村万落，生理萧然”。一切惨景，足以把“宋金和平带来南宋繁荣”的论调，驳斥得明明白白。

　　到了二十多年后完颜亮南侵时，南宋已如金国“所愿”，成了一个文恬武嬉，腐朽不堪的世界，而面对南侵的“臣构”呢?却依然准备好船只，随时准备跑路，如果不是书生名将虞允文的奇迹一击，外加接下来宋孝宗一生呕心沥血的治理。这“和平”了二十多年的南宋王朝，百分百就此打住。

　　以这个意义说，宋高宗君臣哪里“中兴”了南宋，分明是一把好牌打了个稀烂。如此“一把好牌打稀烂”的全过程，其实也见证了一个永远的真理：任何一个时代，那些幻想着可以靠“跪”“退让”讨好敌人，换取和平的人，都该像秦桧一样跪着去。

　　参考资料：顾宏义《天裂：十二世纪宋金和战实录》、为国钓鱼《你如何看南宋赵构秦桧与金国的议和》、《你觉得宋高宗和秦桧是不是一对无耻君臣呢?》胡小鹏《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孙宗林《宋朝岁币政策的影响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