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有三十万的军队为什么打不过六万辽军 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
宋朝为什么打不过辽军,这是很多读者都比较关心的问题,接下来就和各位读者一起来了解,给大家一个参考。
宋朝给很多人留下的印象是经济、文化繁荣,但军事实力很弱,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不过,作为一个有能力结束乱世,基本完成统一的王朝,宋朝军事实力并非从始至终都是“弱鸡”。事实上在宋朝开国阶段,宋军的战斗力可谓是天下第一,即便是北方强大的辽国,对宋朝也是非常忌惮。那么宋朝究竟是如何完成了从强到弱的转型呢?这就要说到宋辽两国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即历史上大名鼎鼎的“高梁河之战”。
公元979年五月,宋太祖赵光义御驾亲征率领宋军平定了北汉,彻底结束了自唐末以来的“五代十国”割据局面。此时,宋朝已收复了绝大部分中原故土,仅剩下战略要地“燕云十六州”仍控制在由契丹人建立的辽国手中。为了完成统一大业,宋太宗号令全军在不经过休整和准备的情况下,直接挥师东进,以期达到趁敌不备,一举收复“燕云十六州”的目的。
宋军东进初期,形势可谓一片大好。宋太宗带着举国三十万精锐(另有一说宋军兵力为二十万)来势汹汹,辽国地方守将自知无法抵抗,纷纷选择不战而降。六月二十三日,宋军抵达“燕云十六州”的核心幽州(今北京)城下。只要拿下幽州,基本上就可以宣告宋朝的这次收复行动大功告成。不过也正是在幽州城下,宋军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顽强抵抗。
宋太宗下令四面围城,打算一举击溃城中的辽国守军,可这样做的结果却是让辽军破釜沉舟,加强了他们死守的信念。作为“燕云十六州”的核心重镇,幽州城防体系非常完备,因此尽管宋军使出了浑身解数,但幽州城还是巍然不动。而另一方面,辽国的三万援军在名将耶律休哥的带领下火速增援至前线。宋辽两国最精锐的部队即将在幽州城下展开厮杀。
从当时战场的形势来看,显然宋军仍占有压倒性优势。辽国方面虽然得到了增援,但总兵力仍不足六万。可宋军却有三十万之众,而且这三十万中的绝大多数都是身经百战的精锐部队,与后来宋朝那些“兵油子”有天壤之别。
公元979年七月六日,宋太宗亲自带队在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与辽国援军展开决战,“高梁河之战”正式打响。此战对辽国而言是守住“燕云十六州”的最后机会,因为幽州城中的守军已到了崩溃边缘,如果援军再被击败,那也就意味着幽州城将失去最后的希望。而对宋军而言,这一战也同样是胜败在此一举。
在“高梁河之战”中,人数上占劣势的辽军率先展开进攻,这对宋军产生了很大的迷惑性,因为无法摸清辽军到底来了多少人马。辽军的第一波攻势由南院宰相耶律沙带领,但很快就被宋军击退。七月六日傍晚,耶律休哥下令发起总攻。辽军人人手持两副火把,看上去军队规模相当庞大。宋太宗担心敌势强大,所以将幽州城下的围城部队也调集过来,此举又造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正当宋军与辽国援军正面展开厮杀的同时,幽州城内的辽国守军突然全军出击对宋军背部发起猛攻。结果人数占绝对优势的宋军反而陷入了辽军的前后夹击之中。
不过,宋军毕竟是身经百战的精锐之师。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军队依然保持着比较完整的队形,辽军没能占到丝毫便宜。辽将耶律休哥很清楚双方兵力的真实差距,因此知道只要这种情况持续下去,辽军必败。于是他干脆孤注一掷,率领辽军中最精锐的骑兵部队向大宋皇帝所在的黄罗伞盖发起冲击。宋太宗从来没有亲身经历过战争的残酷场面,眼看辽军不要命似的冲锋过来,其内心感受到的恐惧自然是可想而知。结果,非常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宋太宗屁股上中了两箭,仓皇地爬上一辆驴车逃离战场。考虑到宋太宗受伤的部位比较特殊,因此可以猜测他应该是在中箭之前开溜,而非中箭后不得不下火线。后人因此戏称宋太宗是“高梁河车神”。作为主帅的皇帝开溜,这仗自然就打不下去了,宋军迅速溃退,“高梁河之战”以宋朝大败告终。
“高梁河之战”中,宋朝兵力碾压辽国,但结局却是大败而归。总结起来宋朝方面失败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攻灭北汉后,全军将士都希望班师回朝,领功受赏,可宋太宗却要军队继续作战,这对宋军士气产生了较大打击。
二、纵观历史上的围城战,大多数采用的都是三面围城,留下一面让守军可以跑路,从而达到瓦解对方信心的目的。可是志大才疏的宋太宗却下令对幽州四面围城,这让城中的辽国守军产生了鱼死网破的信念,因此才造成了宋军久攻不破的局面。
三、在“高梁河之战”进行阶段,宋太宗贸然撤下围城部队,结果造成三十万宋军却被六万辽军反包围的可笑局面。
四、宋太宗没有事先做好防备工作,在遭到辽军骑兵冲击的时候又手足无措,仓皇开溜,结果导致了宋军全线溃退。
因此,“高梁河之战”宋朝的惨败,宋太宗是主要责任人,也可以说是唯一责任人。兵是好兵,皇帝却不是好皇帝,宋朝初期的大好局面就这样被轻易断送掉。战后盘点伤亡情况,宋军死者万余人,这对全线溃退的宋军来说,并不能算是巨大损失,但宋军的士气却遭受了重挫。自此以后,很多宋朝人心目中就产生了辽军是不可战胜的念头,宋辽两国的攻守地位也因此战被彻底逆转。
参考文献:《宋史》、《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