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政权中的外附势力官员有什么？他们为蜀汉带来了什么？

　　蜀汉，东汉末年时期刘备以蜀地为根据地建立的政权，三国之一 。感兴趣的小伙伴们跟为什么小编一起看看吧。

　　蜀汉的终章充斥着投降与牺牲，在《三国志》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蜀汉亡国之际，力主投降以及阵前叛变的多为益州势力人物，而在一线为蜀汉政权存亡拼尽最后一丝力量的却多为外附势力以及蜀汉元勋的后代。

　　一、武人居多

　　1. 投降者的分类

　　蜀汉政权中的外附势力官员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战争中归降的敌对势力官员，另一类则是主动依附、投奔蜀汉的文武官员。

　　这其中以前者的数量更多，如刘巴是刘备入蜀时投降的原刘璋手下，王平是汉中之战时收降的曹魏将领，申耽、申仪在刘备进攻上庸时归降，诸葛亮南征时收降孟获、孟琰，第一次北伐时又在天水收姜维、梁绪、梁虔、尹赏四人，姜维北伐时期也有收降郭脩一事。

　　这些在战争中投降蜀汉的官员，除刘巴是势力灭亡而降的文官外，其余大多是掌管一定军务的中低层武将，这也是蜀汉中后期收降人才的主要来源。

　　另一类主动归附的官员同样也呈现出武将居多的特点，这其中既有魏延、雷绪这种早期携部曲来投的案例，又有马超、夏侯霸这种成名武将远投蜀中的例子。与前面的降将们不同，这种主动依附的武将级别往往会更高。

　　2.以武人为根基

　　蜀汉政权外附势力之所以会呈现出武将居多的特点，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政权本身所存在的武人倾向决定的。蜀汉政权的建立者刘备虽然是汉室宗亲，但其早年生涯艰辛更近乎于下层平民。这样的一个势力对世家大族出身的名士们吸引力不大，因此外附势力武人居多是有其先天因素的。

　　刘备虽然从客居荆州时期就开始有意识地调整人才方针，广交荆襄大族，但是当时中国主流的文化重镇在江北的中原大地，绝大部分的人才都聚集在中原，渴望为皇室正统效力。诸葛亮在隆中隐居之时，与石韬、徐庶、孟建相善，这三人也是在时任荆州牧刘表广招人才政策下客居于此的名士。

　　诸葛亮出仕刘备时，这三人并未一同为刘备效力。孟建“思乡里，欲北归”，徐庶、石韬二人也在曹操南下时“俱来北”。在那个时代的潮流下，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无疑是大部分世家大族的头号选择，其次是“招延俊秀，聘求名士”的江东孙家，最后才会轮到军旅出身的刘备阵营。

　　之后曹丕篡汉，绵延四百年的汉家皇室大旗轰然倒塌，新生的曹魏政权的政权合法性受到了广大士人的质疑，当时已经即位汉中王的刘备本已迎来人才争夺战中反败为胜的绝对良机。然而由于他不顾刘巴、雍茂等人的劝谏急于称帝，并且还“以他事杀茂，由是远人不复至矣”。

　　此后，魏、蜀、吴三国格局趋于稳定，各国基本上都只能在本国领土上招揽人才。领土最小、仅有一州土地的蜀汉人才选择面最为狭窄，于是在对外征战的过程中尽量俘虏、招降人才就成为了蜀汉仅有的扩大人才源的途径。由于在战争中能够收降的人才多是武将，这直接决定了外附势力多为武将的特点。

　　二、官爵颇高

　　1.千金买骨

　　由于蜀汉政权在吸引人才方面既没有名义上的优势，又在地理因素上存在先天不足，因此刘备、刘禅父子在人才引入上花了不少心思。其中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对于远投蜀汉政权的敌国文武，蜀汉方面不惜以高官厚禄来拉拢人心，颇有千金买骨的意味。

　　刘备在其执政时期，对于外附势力中拥有相当声誉的人士，往往会任命其为政权内部的高级官员，这其中最明显的两个案例便是马超与刘巴。建安二十年，马超刚刚依附便被任命为平西将军，四年后升左将军。刘备称帝之后，马超更是“迁骠骑将军，领凉州牧，进封斄乡侯”，并且还将马超之女配与安平王刘理，刘马两家结为亲家。

　　无论是升迁速度还是官职地位，马超都堪称刘备时期的武将第一人。刘巴虽然与刘备的关系并不非常融洽，但“才智绝人”被世人称为高士的他也仍旧成为了继法正之后蜀汉的第二任尚书令。

　　后主刘禅时期，蜀汉延续了之前的人才策略，继续以高官厚禄笼络降人。且不论王平、姜维这些才华出众的外附势力代表，在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与姜维一同归降蜀汉的功曹梁绪、主簿尹赏、主记梁虔等人，最后也分别官至大鸿胪、执金吾、大长秋。

　　此三人在史书之中并未见其他记载，也未见其有何特殊才干，但是却由魏国时期的佐吏身份最终成为蜀汉朝中两千石级别的中高级官员，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蜀汉高官厚禄的人才吸引策略。

　　2.人才换代

　　三国后期，各国趋于均势，蜀汉政权内部老一代出身于北方诸州的人才纷纷病逝，新一代人才只能局限于荆益二州人士，在人才的更新换代上出现了一定的断层，于是蜀汉对待降将的待遇就越来越高。

　　延熙十三年，姜维出兵西平，擒获魏西平中郎郭脩，据《魏氏春秋》所载，郭脩在降蜀之后“刘禅以为左将军”，郭脩由中郎骤升至左将军，这样的跨度着实令人感到惊讶。且左将军一职于蜀汉有着特殊的意义，刘备早年被汉献帝封为左将军，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世人言及左将军皆指刘备。

　　蜀汉立国以来，被封为左将军的官员中可考的共有五人，除郭脩之外其余四人分别为马超、吴壹、向朗、句扶。这四人中马超、吴壹是久经沙场的名将，句扶是能够与王平相提并论的益州大将，向朗则在诸葛亮去世后一度代理过丞相一职。郭脩虽然“素有业行，著名西州”，但是一朝之间位居要职，蜀汉外附势力归附以来地位之高，可见一斑。

　　三、朝中话语权有限

　　虽然以马超、刘巴、魏延、姜维等人为代表的外附势力在蜀汉政权内部官爵颇高，但他们在朝中却未拥有与他们官爵相匹配的政治话语权。外附势力多为敌国降将，为了表现出礼贤下士、渴求人才的态度，刘备、刘禅父子愿意给予高官厚禄的物质封赏，但是具体到实际政治权力上，外附势力则没有太多插手的空间。

　　像马超这样“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且“信著北土”的前割据军阀，对刘备势力而言形如鸡肋。马超若肯安心为其所用，对于刘备的民族战略大有裨益，且马超代表的西凉马家也算是一方豪族，能够极大程度提高刘备阵营的知名度。

　　但由于马超素有反复之名，因此刘备并不敢放手任用马超，他只是将其置之于殿堂之上，徒借其名而已。杨修形容汉中的那句“弃之如可惜，食之无所得”用在马超身上也很是贴切。

　　与马超相比，同时期的刘巴并没有马超那么大的威胁，但是作为蜀汉开国以来的第二任尚书令，我们几乎没有看到刘巴在这一要职上有何表现，刘巴在任时的所有工作似乎只有撰写“诸文诰策命”。

　　在刘备执政时期，由于君主不信任加之元臣宿将俱在，外附势力根本不具备争夺政治话语权的条件。此后的魏延、王平等人，虽然都坐镇于汉中战场一线，掌握一定的军权，然而他们都属于社会出身较低，毫无政治威胁的纯军事型人才。

　　即便时人多以为魏延会成为诸葛亮去世之后的接班人，但他当时也只是在军事层面上有些许权力，在朝中却毫无影响力可言。直到诸葛亮去世后，蜀汉政权面临着人才断代的问题，以诸葛亮弟子身份在蜀汉朝中平步青云的外附势力代表姜维才终于加入到了蜀汉政权内部的最高决策层中。

　　可是“大将军姜维虽班在祗上，常率众在外，希亲朝政。祗上承主指，下接阉竖，深见信爱，权重于维”，常年征战在外的姜维难以顾全朝中，以至于影响力远不及前人。外附势力尴尬的定位决定了他们难以在政权中获得足够的权力，在蜀汉这样一个地域狭小的国家内，旧有的权力结构就更加难以打破，此时留给外附势力的权力就很有限了。

　　四、政治斗争能力不足

　　主要以武将为主的蜀汉外附势力在复杂的势力之争中肯定不如在战场上厮杀那般得心应手，外附势力应付政治斗争的能力普遍不足。这里所说的政治斗争能力不足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主观意识上不愿意参与政治斗争，二是本身能力不足以应付政治斗争能力。

　　前者主要是像刘巴、马超这样名望颇高的文武官员，他们因为其自身原因有着各种顾虑，因此更愿意明哲保身而非加入到荆襄势力与东州势力的政治斗争之中。更多的外附势力属于后者，这其中又以魏延、姜维尤为典型。

　　诸葛亮北伐时期，魏延是蜀汉军中的头号大将，他常常希望能够代替诸葛亮率军北伐，但他性格高傲，导致“当时皆避下之”。此外，他还与属于荆襄势力的杨仪势如水火，这些无谓的争执不断地败光了自己的政治资本。

　　魏延最致命的失误在于诸葛亮逝世时，他面对诸葛亮中意的二号接班人费祎说出“丞相虽亡，吾自见在。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为什么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

　　这番话一来表露出魏延试图把持军权而丞相府旧臣必须放弃军权回朝治丧的意思，二来得罪了其他敬仰诸葛亮的中立人士。不经斟酌的一番言语，最后导致杨仪在诬告魏延谋反时“琬、允咸保仪疑延”。朝中没人为他说话，而掌握蜀汉大军的又是长久以来的仇敌杨仪，魏延离三族被夷的下场也就不远了。

　　曾与魏延一起并肩作战的姜维在自己爬上大将军的高位后也陷入到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与魏延不同，姜维从性格上来说并没有像魏延那样明显的性格缺陷，他的为人反倒得到时人不少的赞许。姜维在这样的情况下仍陷入政争漩涡之中，很大部分的原因在于其所处的时代正是蜀汉政权中比较尴尬的一段时期。

　　结语

　　在蜀汉最后的岁月中，第二代荆襄、东州势力代表纷纷离世，新一代接班人试图抢班夺权，益州本土势力蠢蠢欲动，而这一切影响因素都集中作用于姜维身上。姜维虽然屯田沓中躲过了黄皓等人的暗算，但是黄皓姜维交恶、主力大军远屯沓中的结果最终还是反噬了蜀汉自身，姜维这仅有的一次错误直接影响了蜀汉最终的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