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辅张居正的死对明朝的影响有什么呢？
明神宗朱翊钧是明朝历史中在位最久的皇帝，明神宗在位期间，前十年奋发图强，中间十年由勤变懒，最后近三十年“万事不理”。由于明神宗后期的怠政，非但未能使中国跟上世界新潮流，迎来新时代的曙光，相反在他的手里把明朝推向绝境，加快了其终结的历史进程。
朱翊钧，明穆宗第三子，隆庆二年被立为皇太子。六年，穆宗驾崩，9岁的朱翊钧即位，次年改元万历，开始了从1572年到1620年长达48年的统治，这个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天子，死后被谥“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他有着不平凡的人生，有着常人不能体会的隐痛。他曾以四溢的才学和果毅的武略惊艳明史，最终却只能留给世界无限的苍凉。
初登帝位：励精图治的帝国新主
1572年7月5日，隆庆皇帝龙驭上宾，刚刚9岁的皇太子朱翊钧即皇帝位。父皇刚刚驾崩，年幼的太子即将坐拥大明的江山，这对不满十岁的小屁孩儿来说，不难想象是一个多大的挑战。所幸，这时小皇帝的身边，有着一些精明慈爱，又忠心耿耿的长者。他们运用自己的智慧和品格，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万历以后的执政路途。
慈圣皇太后有着宽仁的母爱，同时也有着处理内政的果断与强势。万历皇帝也深爱着自己的母亲。司礼监太监冯保同样是万历的得力助手，而且是小皇帝从小的伴侣。作为司礼监太监，在皇帝通过票拟决策的时候，冯保一定会在他身边进行协助，同时也会向慈圣太后报告宫内外皇帝本人的各种情况。
然而，对小皇帝要求最严，帮助最大，影响最深的，无疑是万历心中永远的“张先生”张居正。
张居正是万历的第一严师。1572年秋天之后，万历每天的功课就是经书、书法和历史。上午处理奏章，学习功课，下午依然还要复习功课，背诵经义。第二天，小皇帝就要战战兢兢地面对张先生，背诵前一天讲授的经书和历史。背诵流利会得到张先生的夸奖;倘若背得结结巴巴甚至念出别字，万历也会受到张先生的严苛的斥责。
张先生还亲手编制小皇帝的课本，有权调整授课的内容，在1578年害怕万历玩物丧志还删去了其最喜欢的书法课，这一举动让小皇帝恼怒了好半天却也无可奈何。
虽然万历少年老成，据说虚岁五岁之时就能读书，但毕竟年级尚小，对一些国家决策拿不定主意。在登基之初，万历相信也依赖张居正的政治才能，几乎每一件政事的处理都听从张先生的提议。张先生教导皇帝要节俭清廉，关心民生，选贤与能，事必亲为，在万历在位的前十年，这些施政纲领很好地约束了皇帝的行为。
万历也充分相信张居正的领导能力，让其在经济上实行“一条鞭法”，在政治上则整饬吏治任用贤臣，在防守方面则任用名将戚继光抵御沿海的倭寇，在水患上任命潘季驯四次治河，皆成效显著。
这种和谐的君臣关系，带来了十年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万历中兴”，也让年轻的皇帝在张居正去世之前一直对其充满信任和尊崇，对国家的建设充满了使命感和责任感。此时的万历雄心勃勃，仿佛即将创造大明王朝新的辉煌。但自从张居正去世，一切都变了。
首辅去世：童年信仰的彻底倾覆
张居正在朝廷的专断和权势，以及与皇帝的紧密关系，在万历眼中是国家大治的必要。但如此独揽的大权和可怕的私情，对于朝中其他文臣，无疑是巨大的威胁。
1582年，张居正突然离世，这让那些受到欺侮压制的官员彻底释放了压力。虚假丈量土地的行为被揭穿成为反张运动的导火索，他们开始大量揭发事实，煽动社会舆论，短短半年时间，张居正就彻底成为了一个结党营私，卖官鬻爵，欺君压民，居心叵测的大毒虫。
不光是舆论导向，大量真实的情况也不断让尸骨未寒的张先生脸红耳臊。他的私生活被曝光，种种奢侈的表现，与其生前的口口声声节俭持家的嘴脸形成恐怖的对比。而万历的大伴冯保，自然与张居正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在文官的重重压力和不断被揭露的事实面前，万历下诏宣布冯保有十二大罪，本应叛处极刑，姑念尚有微功，从宽发往南京闲住。这位大太监从此被软禁于南京孝陵，死后也葬于附近。
照理说，张居正的处置应该比冯保要更加严厉。但是“张居正”在万历心中多少年来都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词，是一个灵魂能够得到呵护的港湾，是今生今世能永远依赖的家园。而突如其来的打击，让这个张先生的学生实在无法接受。他不愿意面对现实，大喊张居正“侍朕冲龄，有十年铺理之功，今已殁，姑贷不究，以全始终”。
然而，郑贵妃和皇太后的劝告，高拱遗嘱的出现，满朝文官的压迫，无不让万历进退维谷。终于，万历对张先生仅存的敬意随着一件件接连曝光的丑事被消耗殆尽，他对这个曾经那么熟悉的世界感到陌生和绝望。最终，张居正死后两年被抄家，长子和仆人也相继自杀，他的弟弟和其他两个儿子被发配到边远地区。
失去张居正，或许对尚未染指真正权力的万历来说，是一个扩大政治权威的契机。但事实上，没有了张先生的万历，不但没有变得更加自主，反而愈发懒散怠政，人生轨迹陷入了另一个黑暗而绝望的泥淖。而这种令人惋惜的偏离，与当时文官集团的集体胁迫脱不了干系。
国本之争：影响深远的政治事件
在执政的前十年，万历与文官集团的冲突基本上以张居正为中心。而文官与万历真正的、不可调和的、彻底影响皇帝执政态度的冲突，是围绕着立储问题展开的。
张居正去世的那年，18岁的万历皇帝爱上了一个14岁的郑氏宫女，并且在郑氏生下皇三子朱常洵后，立马封其为皇贵妃。而皇后仅有一女没有儿子，长子朱常洛又是之前一王姓宫女所生。
万历有天酒后乱性，不小心与宫女发生了关系，而这个宫女也异常争气，没过多久就生下了一个男孩。万历在冷静下来之后一直以这个“私生子”为耻，对待王恭妃非常冷淡甚至厌恶。
根据传统，皇帝的嫡长子即为太子，若皇帝没有嫡子，则由长子继承帝位。朱常洛身为皇帝的长子，况且已经到了5岁，理应被立为太子。可是万历实在是不想让大明的江山落到一个自己不喜欢的儿子手中。于是面对内阁的上疏，万历以长子尚小身体羸弱为由，拒绝了大臣的请求，说等到常洛身体健壮之时，再立也不迟。
于是，一场腥风血雨的“国本之争”拉开了序幕。先是内阁对万历的此般托词丝毫不买账，认为册封太子与其身体健康没关系。之后户科给事中姜应麟率先上疏发难，指责皇帝师出无名。紧接着，吏部员外郎沈璟上疏，内容大致相同。万历皇帝不胜其烦，分别惩处了这两个讨厌的文官。
但一阵又一阵的冲击波不停地袭来，以申时行为首的内阁大学士以辞职来要挟皇帝。万历害怕他们一旦辞职就没有人敢接受这个首当其冲的职位了，于是妥协说，如果一年之内大臣不谈论立储之事，他就在1592年春立常洛为太子。
到了1591年底，工部一位官员开始筹备明年的立储，将预算报告呈给皇帝批准。万历于是借口有大臣违反了一年之内不提册封太子的规定，决定延缓立储。这一决策又迎来了文官们的联名奏请，希望万历信守来年春天立常洛为太子的承诺。
被立储之事弄得焦头烂额的万历又想出一招，同时封其三个儿子为王而不立太子，且借口说皇后还年轻，今后可能生嫡子也不一定。被惹急了的文官们坚决拒绝皇帝任何形式的借口，终于惊动了太后。在文官和太后的双重压迫下，万历无奈在1601年立常洛为太子，皇三子常洵仅被派往河南封为福王。
这场历时10年的国本之争，最后以文官集团的胜利而告终。但从此之后，万历的心逐渐变得冰冷封闭，对待国家的政事彻底丧失了兴趣。加之各种攻击甚至谩骂万历的官员络绎不绝，并且这些文官以勇于提出自身意见为荣。万历刚开始还有所回应，到后面就被骂的没了脾气，产生了习得性无助，干脆不加理睬，躲在宫中，开启了臭名昭著的“万历怠政”。
蜷居宫后 ：遗世独立的无奈之举
对于万历皇帝执政后期的30多年不上朝，很多人将原因归咎于其自身的懒惰。但稍稍分析便知，要是万历懒惰，他执政前期的种种励精图治亲力亲为的现象又从何解释?其实，万历皇帝的怠政，最大的原因在于他对文官集团的彻底失望。
朝廷的文官，都经过了科举考试的层层筛选，孔孟之道深深影响了他们的价值判断和选择。这些以道统仁义为箴言信条的文官们，这些想通过科举做官享受荣华富贵的儒生，自身从政的动机很可能就不干净，这样一来，文官集团就只能是一滩永远无法形成共识，永远都在争权夺利，还时常借助进谏这种冠冕堂皇的手段来为自己服务的臭水。
张居正一死，大臣们无处施展自身的“才能”，皇帝便立即成为他们攻击的目标。他们批评皇帝贪图享乐，奢侈懒惰，更有甚者对于一些天子本就拥有的特权进行讽刺和抨击，颇有一种吃不到葡萄吃葡萄酸的架势。
在万历皇帝看来，当朝的谏官玩命的上疏讽谏甚至破口大骂，并非是考虑社稷江山，而是所谓的“讪君卖直”。他们通过严苛的批判，把自己摆在道德的制高点，将自身的正直当成一种商品，以博得政治上的威信和更大的权势，其本质还是一种自私自利的行为，只不过包上了一层正义的外衣。
在他们看来，皇帝的主见并不重要，甚至越优柔寡断越好，这样他们就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为所欲为。但万历自身并不是一个没有主见没有能力的人。张居正死了之后，万历渴望能够自己掌权处理国家大事。
细细追究，万历蜷居宫后这30多年的时间，要是以“怠政”一词以蔽之还是有欠妥当。我们甚至要怀疑，上朝这种表面上看很有效但实际上形同鸡肋的议政手段是否就是必要的。
万历在位期间，上朝基本上成了文官们明争暗斗的场所，正经的国家大事被放在一边，充斥全廷的都是诽谤和责骂。万历不上朝，是为了眼不见心不烦，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行政效率。
在万历执政后期，还有过“万历三大征”这样的丰功伟绩。平定蒙古人哱拜叛变的宁夏之役，抗击日本丰臣秀吉政权入侵的朝鲜之役，以及平定苗疆叛变的播州之役这三大战役上，明朝廷都获得了巨大的胜利，如果万历皇帝在深宫之中完全贪图享乐不管国事，这些硬仗想要获胜是很难的。
所以不能否认，万历其实一直都在批阅奏章安排相关事宜，不上朝不是懒，只是想避开那些婆婆嘴的文官罢了。“选择性放弃”可能是对万历朝后期情形的更好的概括。
可悲的是，万历索性对文官的不理不睬，完全超出了他们的预料。长时间不过问人事使得万历朝后期的官吏系统彻底瘫痪，文官们的意见被置若罔闻;长期呆在一个职位的官吏越来越多，而他们甚至连尸位素餐榨取利益的机会都没有;官场注入的新鲜血液越来越少，百姓的怨声也一浪高过一浪。
万历此时已然明白，他这个皇帝的名声已经好不到哪去了，于是干脆破罐子破摔，对朝事更加漠不关心。史料记载，万历无聊之时，宁愿在宫中掷钱游戏乱跑乱跳也不愿上朝接受百官觐见，可见万历并非懒惰之至，而是满腔热血无处施展，充足的活力不能提供有利的创造。这不光是万历皇帝的悲哀，更是明朝历史的悲哀。
盖棺定论：遗臭万年还是千古一帝
万历朝前十年，皇帝与张居正一同进行变革，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万历中兴”创造出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张先生去世后，万历亲政，出现了早期的资本主义萌芽;“万历三大征”的胜利，一定程度上稳固了大明的江山。
但与之同时，文官集团的争斗耗尽了政治的元气，努尔哈赤的女真族趁虚而入，阶级矛盾也不断激化，明朝的命数正不可扭转的走向灭亡。有人说，明神宗是千古一帝，创造出了辉煌的成就，甚至可以与康熙相提并论。也有人说，明神宗是千古罪人，“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
1586年，万历皇帝主持殿试，试题的内容被其命为“无为而治”。可以说，万历之志在于“治”，而后期政治环境的恶化，让丧失生活乐趣的万历只能选择“无为”。万历曾经拥有过雄心与壮志，在张居正时期也尝试到了作为明君的快意。
《万历十五年》中说：“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晏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后期令人沮丧的朝廷政治，被过度生产的孔儒之道，使得最终的结局，是如此地令人绝望而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