侍仪司是如何设立的？元朝的侍仪司有何特点？
元朝(1271年—1368年)，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统治者为蒙古孛儿只斤氏。传五世十一帝，从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政权始为162年，从忽必烈定国号元开始历时98年。元朝退出中原后的北元政权一直持续到1402年。元朝商品经济和海外贸易较繁荣，与各国外交往来频繁。在文化方面，出现了元曲等文化形式，更加世俗化。接下来为什么小编就给大家带来相关介绍，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是“礼”，礼仪制度是古代政治文化的外在表现，历代王朝都十分重视礼仪制度。蒙古统治者也急于创建一个与大蒙古国习俗及汉地传统都有继承和联系的元帝国。
侍仪司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设立的朝仪管理机构，元代侍仪司具有自身特色，促进了元代朝仪礼乐制度的发展。
一、机构设置与掌管礼仪门类齐全
元代侍仪司在承袭金代建置的基础上，又扩充职官建置，并且设置法物库掌收礼器法物。侍仪司的职责范围十分广泛，涉及各项宫廷仪式，可谓是机构设置与掌管礼仪门类齐全。首先是机构设置齐全。元代侍仪司的职官设置齐全，包括正官、首领官、属官以及吏属。
根据侍仪司最终定制来看，侍仪司中的正官应为侍仪使和引进使知侍仪事，他们是机构的负责人，主持机构的工作，并且引导各项宫廷仪式的进行。“在官和吏之间的是首领官，他们的职责是统辖吏员，协助主管官员处理某一方面的政务”。
典簿是“元朝掌管衙门文牍簿书等事的首领官。多设于监、司级官署”。侍仪司设典簿一员，掌管侍仪司文书收发。侍仪司所设属官为承奉班都知、通事舍人和侍仪舍人，人员众多，加起来共三十一人。他们的职责类似，大致为掌管仪式唱引之事。
吏属有令史二人，译史一人，通事一人，知印一人。其中侍仪司令史掌本司事务，译史掌翻译，通事掌本司传达通报等事，知印掌本司符印。由此可见，侍仪司职官设置齐全，从官到吏，各司其职，各尽其责。不仅侍仪司的职官设置齐全，其属法物库也是如此。
侍仪司同郊祀署、尚供总管府一样，都设有下属机构法物库。对比其他法物库仅设官二员，侍仪司法物库设官相对较多，设有提点、大使、副使、直长四职，共五名官员，后来又增设法物库子，掌公服法服之藏。侍仪司法物库的首领官为提点和大使，掌管各种器物的保管。
秘书监丞王射曾担任法物库大使，据史料记载，“王射，字有志，至正十七年(1357年)八月上。朝请大夫，前侍仪司法物库大使”。佐贰官为法物库副使，佐贰的意思即副职之官吏。主事官为法物库直长。进士李之彦，至正年间登第，授侍仪司法物库直长，曾作《达实帖睦尔请孟思言代祀亚圣公记》。
侍仪司法物库的职能就在于保存礼器法物。劈正斧是仪式中最重要的礼器，由劈正斧官持之。“劈正斧官一人，由中道，近侍重臣摄之。侍仪使四人，分行左右”。
按照记载，劈正斧应该是位于皇帝队列器物的中心位置，伴随着皇帝出寝所一直移动，待皇帝和皇后坐于御塌，劈正斧向露台的东端移动，司晨的鸡鸣声响起，仪式便开始了。
由此可见，劈正斧的地位十分重要。而如此重要的礼器正是保存在侍仪司法物库内。除此之外，侍仪司还收掌众多公服法服，“九年冬至祭享，用冠服，依宗庙见用者制。其后节次祭祀，或合祀天地，增配位从祀，献摄执事，续置冠服，于法服库收掌。法服二百九十九，公服二百八十，窄紫二百九十有五。”这里的法服库应该就是侍仪司法物库。
其次是掌管礼仪门类齐全。侍仪司掌管的礼仪门类涉及元廷各个重大仪式，包括元正受朝仪、天寿圣节受朝仪、郊庙礼成受贺仪、皇帝即位受朝仪、册立皇后仪、册立皇太子仪、太皇太后上尊号进册宝仪、皇太后上尊号进册宝仪、太皇太后加上尊号进册宝仪、摄行告庙仪以及国史院进先朝实录仪等。
《元史·礼乐志》中虽未涉及外交礼仪，但是《元史·百官志》中明确提出侍仪司掌外国朝觐之礼。根据侍仪司在其他仪式活动中的职能，可大体判断侍仪司负责导引各国使者觐见之事。在各项礼仪活动中，侍仪司贯穿整个仪式过程，起到布置陈设、引导仪式的作用。
二、官员文化素养较高
忽必烈为藩王之时便尊儒揽士，与汉人儒士的关系卓异于一般的蒙古贵族。儒士许国祯、赵璧、李微等人皆博通经史，向忽必烈讲述儒道。忽必烈也正是在刘秉忠等人的影响下，下令制定朝仪礼乐制度，并且设立专掌朝仪的侍仪司。
刘秉忠引经据典建议设执礼官，忽必烈听从了他的建议。由此可见，儒臣稽考传统古典，制定元代朝仪制度，又由地位较高的蒙古宿卫士学习朝仪。因此，元代侍仪司在元廷制定朝仪礼乐制度的过程中设置而成，设置初期的官员也大多是参与制定朝仪的儒生及亡金故老。
此后的侍仪司官员也大多出自勋贵之后及国子学，“干戈既辑，治化斯兴，而勋臣世族之裔，皆知学乎诗书六艺之文，以求尽夫修身事亲致君泽民之术”。
他们经过比较严格的训练，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虽说“官吏文化素质下降，这是元朝自始至终存在的普遍问题”，但是由于侍仪司职能的特殊性和专业性，需要负责各项礼仪活动，侍仪司的官员文化素养相对较高。
忽必烈居潜藩之时，己酉年在和林西召见赵秉温，因其“仪观修整，应对详明”便命侍奉左右，跟随忽必烈征大理、云南，济江伐宋。此外，赵秉温还参与了营造两都、作朝仪、制历象等事。侍仪司设立之后，赵秉温任礼部侍郎兼知侍仪事。
至元八年秋八月天寿节之时开始行新礼，“自是每元旦受朝贺，冬至进历日，册立皇后、皇太子，建国号，上徽号，宣大诏令，诸国来朝，合行典礼皆公所论著也”。由此可见赵秉温在制定朝仪过程中的贡献之大。
赵秉温侍奉世祖左右四十余年，深受赞赏。仁宗在位之时，追念至元旧臣，使图厥像置于禁中，各询其行事，至公则曰：“是非起朝仪赵某耶?”这也说明了赵秉温地位之高。赵秉温之孙赵时勉，曾任侍仪通事舍人。朝廷耆旧推荐时勉入朝为官，起为承事郎、侍仪通事舍人。
供职不久，遇到佞幸除为侍仪官者，认为不可与其共事，便称病辞官。赵氏家族乃名门望族，建学家塾，礼师儒，精通礼仪典制，为侍仪司培养了众多不可或缺的人才。引进使知侍仪事史杠，太尉、中书左丞史天泽第四子。不仅有赵秉温和史杠二人兼任秘书监官，还有许多侍仪司官迁转调任为秘书监官。
例如秘书监丞王射曾任侍仪司法物库大使，秘书监管勾严毅曾任侍仪舍人，秘书监辨验书画直长李黑厮曾任侍仪司通事舍人。这些人都从事与文化相关的工作，自然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除了兼任秘书监官职的官员外，还有在元廷“起朝仪”过程中作出贡献的人任职于侍仪司。
尚文，字周卿，任右直侍仪使。他幼时便十分聪颖有悟性，负有奇志。张文谦宣抚河东时，参政王椅荐其才，遂辟掌书记。不久，西夏行中书省复辟之。
至元六年“起朝仪”之时，礼仪等诸多事宜都由尚文参与掌管，可见其习熟礼仪，备受重用。刘执中，字仲和，任侍仪司引进使。刘侯少负志节，种学绩文，并且精通医术。
他的同僚，周之翰，字子宣，任侍仪舍人。之翰为翰林学士承旨王鹗的外孙，左侍仪使周铎之子。元初的制诰典章皆由王鹗进行裁定，深受世祖重用。王鹗“无子，以婿周铎子之纲承其祀。之纲，官至翰林侍讲学士”。
“君与侍讲早岁皆以儒名，侍讲以朝命出继文康公后，君次当荫父官，推让从兄之干。久之，擢侍仪舍人，满考，再为之”。周之翰曾任侍仪舍人、法物库直长、侍仪通事舍人等官。之翰为人温厚和平，以礼义自守。“独在侍仪明习礼文之事，尝述《朝仪备录》五卷、《朝仪纪原》三卷以进，蒙赐币帛，命以其书藏史馆”。
结语
综上所述，侍仪司官员有的同时兼任秘书监官，有的曾为朝廷制定朝仪，还有的曾经为太子说书。他们都是博学多识、德深望重之人，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这也说明侍仪司是一个文化机构，由德望素著之人为官，促进了侍仪司的完备以及元代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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