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晚唐时期大量的民变和叛乱？过度的削藩所导致的

　　很多人都不了解大唐，接下来跟着为什么小编一起欣赏。

　　859年12月，大唐江南东道的浙东一带，发生了以裘甫为首领的农民起义，这也是大唐王朝历史上第一次真正而又完全意义上的农民起义，而起义的目的则是推翻唐王朝的统治。由于浙东的兵力严重不足，朝廷不得不从邻近各道与河南调集军队，最终在860年6月将起义镇压下去。

　　868年夏，桂州驻军(总数3000人左右)由于超期服役集体哗变，在军官的率领下全副武装自行返回家乡，朝廷由于在该地没有充足的军力来应付，不得不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批准了驻军的要求。然而，当哗变军队回到徐州(该部派驻桂州之前的驻地)时，被节度使拒绝入城，哗变军队随即采取了武力，演变成了叛乱，由于此处是驻军的家乡，自然很快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同样的，当地军队无法胜任镇压的任务，朝廷不得不从其他地方调集军队，甚至于从西部边境紧急调派了3000名沙陀骑兵，花了几个月时间才将叛乱镇压下去。

　　上述两起规模较大的叛乱事件，再加上同时期发生在浙东、湖南、江西等地的，朝廷任命的观察使、节度使被当地驻军和百姓赶跑的事例，不难看出，彼时的朝廷、地方政权和军事机构已经极度虚弱，完全不能应付愈演愈烈的民变和叛乱，这也是稍后爆发的“黄巢起义”能够形成气候的直接诱因。

　　众所周知，在“藩镇割据”时代，虽然朝廷和藩镇之间屡屡发生冲突和对抗，但民间的形势却相对平稳，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影响到王朝命运的转变呢?

　　答案是，大唐朝廷对藩镇制度的矫枉过正!

　　唐高祖、太宗执政为典型代表的前唐时代，大唐推行的国策是中央高度集权模式，军事方面采取则是以府兵制为核心构建起来的“虚外实内”的部署方式，朝廷手中掌握着最精锐的部队和最能干的将领，然后再凭借强大的国家实力，从容征调军队，发动战争来扩张领土和影响力。

　　玄宗朝开启的中唐时代，大唐的疆域版图扩张到了极限，漫长的国境线需要配备大量的精锐部队来守卫，于是乎不得不采用“虚内实外”的战略，加强边境兵力，将军队职业化，并同步的加强了节度使的权力，这一趋势在“安史之乱”终结后达到顶峰，从而开启了所谓的“藩镇割据”时代。

　　整个晚唐时期最能干的皇帝宪宗，经过15年的不懈努力，加强了朝廷的权力和威信，并从财政制度上最大可能的削弱了藩镇的经济实力。宪宗之所以能够重塑朝廷威信，除了灵活多变的策略之外，还有朝廷直属的精锐部队神策军的威慑。

　　然而，由于继任者的目光短浅，完全没有看到问题的核心，仅仅在表面上延续宪宗的政策，藩镇的收入被持续性的削弱，而朝廷又一味的强调税收，并以此作为升迁的主要政绩，于是乎当节度使们发现难以满足朝廷的税收要求之时，必然采取紧缩开支的政策，军需和粮饷便成了最容易下手的目标，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兵力减少和素质降低，以及严重的不满，至此，藩镇已经失去了控制辖区的能力。

　　与此同时，被宪宗视为核心打击力量的，朝廷直属的武装力量，规模庞大的神策军，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来确保其忠诚和战斗力，反倒是仅仅通过丰厚的赏赐来进行笼络，于是乎整个军队从上到下，不可避免的陷入了腐化堕落之中，战斗力直线下降。

　　不同于前唐的“虚外实内”和中唐的“虚内实外”，晚唐时期，以藩镇为代表的地方军队被严重削弱，中央直属军队又只剩下个空架子，整个大唐王朝的精锐部队，仅仅剩下数量很少不能轻易使用的边军，典型的“内外皆虚”，可想而知，如何去应付此起彼伏的民变和叛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