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里的故事真的发生过吗？有没有杜撰呢？

　　喜欢历史的朋友肯定都有读过《史记》，《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上到黄帝时代，下到汉武帝初年，整整跨越了3000多年的岁月。不过《史记》中记载的内容都是真正的历史吗?答案是否定的。司马迁也没办法活3000多年，不然他就能把自己看到的一切都给记录下来。实际上《史记》中也有很多杜撰的内容，在历史上并没有真实的发生过。但就算这样，《史记》依然是一部伟大的历史作品。

　　说到《史记》，大家一定都不陌生，从小学的《将相和》开始，我们就与它耳濡目染。作为二十四史的老大，又与《资治通鉴》成为史学CP，《史记》的成就和影响自是毋庸置疑的。

　　该书的作者司马迁更是因《史记》“一书封神”，从此咸鱼翻身，成了后世无数历史学家的祖师爷。不过，就客观性而言，《史记》是否真的就是一部完全真实可信的史书呢?

　　《史记》的戏说高于史实

　　在《史记》中，最为精彩的要数鸿门宴这一段了，司马迁依次介绍楚汉阵营的人物。最后，司马迁专门提了句“亚父者，范增也。”在鸿门宴之前的《范增列传》中，我们都已经知晓范增与项羽的关系，这里为什么还要专门介绍呢?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场景，一群人在一起寒暄，项羽恭维刘邦看起来胖了，刘邦吹捧项羽看起来帅了，范增看看刘邦身边的张良，打着小算盘。

　　那么，他们由寒暄到各自落座，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司马迁专门介绍“亚父者，范增也”，是给读者勾勒了一个鸿门宴之外的场面，让读者的脑海中有一段恰当的留白，不至于一开始就陷入紧张的情绪。但是亚父授意项庄进来祝酒，所言“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亦拔剑起舞”，这两句没有加上项伯“见事紧急”之类的话语，又让人感到事情急迫，让项伯来不及想。

　　这样层层递进，一步步制造紧张气氛，最后让人身临其境的套路，跟说书人如出一辙。

　　读《史记》，就好比司马迁作为一个说书人，既要旁白，还要融入进剧情，必要的时候甚至要表演，我们就好比观众，听着司马迁声情并茂地“戏说”历史。

　　烽火戏诸侯、荆轲刺秦王都是假的?既然是“戏说”历史，司马迁在某些历史的记载上，投入的感情色彩就比较浓厚。

　　拿“烽火戏诸侯”来说，周幽王得到了美人褒姒，这位褒姒是个冰美人，蒙娜丽莎的2.0版。周幽王不爱江山爱美人，你不笑是吧，“待我拱手河山讨你欢”，他点燃了烽火台，戏弄了诸侯，褒姒看了果然哈哈大笑。

　　幽王很高兴，因而又多次点燃烽火，这事让诸侯们丧失了对幽王的信任，也就渐渐不来了。结果犬戎一来，周幽王再点烽火，没人理他，犬戎攻破镐京，杀死了周幽王。

　　这“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司马迁写得跟亲眼见过似的，但是西周哪来的烽火制度?再说了，即便有，请问在山东的齐国如何能看到陕西的烽火?任他斗转星移，竹简也不会说谎。

　　在2012年发现的一组战国竹简中，发现了周幽王被灭的古文字记载。据竹简记载，周幽王废掉了申皇后，她的老爸申侯很不爽，上书进谏，劝诫幽王不要重蹈夏桀和商纣的覆辙。周幽王听到臣子将自己比作亡国之君，当时就怒了，主动出兵攻打岳父申侯，申侯联合缯国以及犬戎和周幽王大战，最后周幽王战败被杀，西周灭亡。

　　再来说说荆轲，司马迁把他刻画为武艺高强、重情守诺的刺客。但荆轲刺秦，是在燕太子丹满足了荆轲所有的要求，荆轲一直推诿，不得已才动身的，荆轲算不上报答太子丹的知遇之恩。就连刺客安身立命的武艺，荆轲也很一般，相比较聂政从一堆人身边杀出重围，荆轲刺秦的动作实在是笨拙。

　　在刺客史上，荆轲之所以比聂政有名气，在于聂政刺杀的人不如荆轲刺杀的人有分量，而荆轲刺的对象是嬴政。而反抗秦国的暴政就更谈不上了，果真如此大义凛然，又何必在太子丹多方催促甚至威胁下才动身。只能说，荆轲牛皮吹大了，想不吹都不行了。

　　如此的例子林林总总了，首先司马迁对于刘邦就不够尊重，把刘邦说成是刘邦的母亲与神仙生的，这就硬生生得给刘太公戴了有颜色的帽子不说，还把汉家帝王搞成了统统是来路不明的货。

　　对于自己的老板汉武帝，司马迁也毫不客气，汉武帝所作的驱逐匈奴这些事被淡化了不少，却着重写了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祸。

　　司马迁为啥要“骗”我们?

　　说到底，司马迁也是人，再严谨理智的知识分子，也只是尽可能在态度上保持中立，而不可能像机器一样完全客观。他们必须以自己的思想为依托去记录事件，而遭受的经历和时代的局限不可避免会对其有着根生蒂固的影响。

　　因为替李陵辩护，司马迁被汉武帝处以极刑。你在身体上摧残我，我就在名声上搞臭你，不仅搞臭你，还要搞臭你祖宗。司马迁已经很克制，但是这种情绪还是表现出了端倪。同时，司马迁对于那些悲剧英雄，如项羽还有飞将军李广，还有敢于刺杀皇帝的荆轲，溢美之词就很多，这也是由于代入了自己的情感。而褒姒为西周的灭亡背锅，则在于司马迁认为褒姒开了帝王废嫡立庶的先例，没了规矩，国将不国。

　　加上此前太子刘据冤死，司马迁又目睹了其他皇子争夺皇位的血腥，在修史的时候，必然会对第一个带头破坏宗法制的褒姒厌恶至极。在司马迁看来，这种恶劣的影响会延续数千年，所以，明贬褒姒，其实是同情刘据，那么矛头最后还是指向了处死刘据的汉武帝。除了主观情绪的影响，在资料搜集方面，司马迁也难免会有所遗漏，而且先秦文学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多有佚亡，他只能走南闯北听当地人的讲述，但这些资料来源有真有假，很多也是道听途说的戏说。

　　所以，很多的历史，司马迁只能凭自己的想象并结合民间的说法去写。但这都不能忽视司马迁和他的《史记》的价值，把自己的态度写入历史，瑕不掩瑜，因为历史并不单单是一种由死人积累的知识，也是一种由活人塑造的体验。这种人生体验和超越生命的渴望，乃是贯穿于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历史的共同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