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达开在天京事变后有路可走吗 石达开最后为什么选择这一条

  还不知道:石达开选择的网友们,

  如果说杨秀清在太平天国的军事才能第一,那石达开能排在第二。石达开是太平天国名将,永安封王时被封为翼王。在太平天国五王时代,石达开就以骁勇善战著称。在天京事变后,石达开更是力挽狂澜,迅速诛杀了秦日纲、陈承瑢等人,稳定了局面。

  石达开一世英雄,但也不免兵败大渡河,最终死在清廷手里。实际上,石达开原本有三条好路可走,但他却选了最差的一条,一直走向全军覆没。那么,石达开在天京事变后有何选择,究竟那条路才是相对最好的选择呢?主要有四条路:

  石达开

  一、帝王之路:天京事变后诛洪自立,南面称帝

  天京事变之后,石达开成为了唯一能够与洪秀全分庭抗礼的人。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等后期太平天国的顶梁柱,都是石达开的部下。洪秀全为此对石达开颇为猜忌,为牵制石达开独掌大权,洪秀全安插了他的两个草包哥哥红仁发、洪仁达在石达开身边,洪家兄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石达开有虚名无实权,多次受到洪家兄弟刁难,处境尴尬危险。

  洪秀全

  在此危局下,石达开的亲信谋士张遂给石达开进言,张遂告诉石达开,此时的他“身负震主之威体兼高人之德,而势在人臣之位”则“虽欲效股肱之力,竭忠贞之节,其可得乎?”所以还不如“废天王于深宫,诛诸洪于列朝,然后请旨上帝……南面称制”,以架空进而取代天王洪秀全。

  谋士张遂的建议可谓一针见血,但石达开却拒绝走这一条路,他告诉张遂和众部下:“予惟知效忠天王、守其臣节”。石达开骨子里不愿意对洪秀全取而代之,他一心只想效忠天王,为洪秀全守节尽忠。成大事者,既要有菩萨心肠,又要有霹雳手段。杨秀清、韦昌辉等人先后被诛杀,血迹未干,石达开未能从中吸取教训,错失了一次自立的机会。

  太平军进军路线

  二、霸王之路:北上联合捻军,打下北京城

  石达开对洪秀全始终抱着希望,宁肯为天王尽忠死节也不反叛,但洪秀全却不这样想。1857年5月,石达开离开天京,府中殿将和家属亲信数千人跟随出城。石达开从苏皖交界处的铜井镇渡江,途经无为州,于6月中旬抵达安庆。石达开抵达安庆之后,南京城内的部队才陆续出走,从南京城中奔赴石达开的人数多达五六万人。

  石达开离开南京后,洪秀全一面假仁假义呼唤石达开回城,并送去“义王”金牌一面,但一面又派蒙得恩一路追杀,昼夜不停息。咸丰七年五月二十五日(1857年6月16日)清将何桂清奏:“传闻本月十一日,翼王石达开已由铜井渡江逃往江北。洪逆令蒙贼(蒙得恩)、禾贼追之,禾贼亦乘势逃去。足见该逆自相残害,众叛亲离。”

  杨秀清

  1857年7月,江南大营钦差大臣和春、提督衔漳州镇总兵张国梁率军向天京进逼,形势非常危急。石达开坐镇安庆,吸引着清军数万人马,为天京城减轻被围压力,给天京争取时间。此时石达开手中掌握的都是太平天国的精锐,后面又有捻军张洛行(乐行)部来援安庆。

  捻军来援,石达开兵力大增,击败外围清军之后。石达开没有坐拥大军,割据一方,他立刻将主力派往南京,解洪秀全的围。咸丰七年九月,清军将领都兴阿奏:“又抄得石逆由安庆寄与洪逆伪章一纸,内有令贼党李寿(秀)成会同张洛行领数十万贼分扰下游,又调贼党陈玉成、洪仁常、洪春元、韦志俊、杨来清等各率贼数万及五、六千不等,概回金陵,并欲赴援江西,窜扰浙江等语。”

  都兴阿笔记

  这张奏折说明了什么?石达开在安庆形势好转之后,立刻将主力李秀成、陈玉成加上捻军张洛行部悉数去救洪秀全。为了天国大业,石达开真是倾尽心力。石达开若不分兵去救南京,以陈玉成、李秀成兵分两路北上,联合捻军一起向北京进逼,再来一次北伐。当时两淮地区都在捻军手里,石达开只要能顺利从河南渡河,打下北京指日可待。

  然而,面对洪秀全的猜忌、追杀;面对清军江南、江北大营的围困;面对天京的被动局面。石达开依然将最精锐的部队分兵去救,精锐被一次次的战斗消耗殆尽,最终手里无兵,安庆空虚。不久后,清军趁机围攻安庆,石达开被迫西走江西,从此一路吸进,再也没有回头。

  石达开若能集中主力北上,凭陈玉成、李秀成、张洛行之能,加上北方捻军数十万兵马的支持,迅速渡黄河攻击北京,很有可能趁清军围攻南京时打下北京,问鼎天下。退一步讲,就算打不下北京城,数十万大军退回两淮裂土封疆自立,也能成为一代霸王。可惜的是,在这种大战略上,石达开并未去思考,他一心维护天国,一心想为天国死节尽忠。在这方面,石达开不如杨秀清有野心。第二条霸王之路,就这样被抛弃了。

  太平军

  三、诸侯之路:东进苏杭,联合列强,雄踞一方

  太平天国后期,李秀成为何要频繁对东南沿海用兵?主要的原因在于东南沿海地区是经济中心,上海又是国际中心。打下东南一带,军马、钱粮、人口就有了,石达开退出天京城后,手握数万精兵,又有捻军来援,占据安庆要地。石达开若能集中兵力东进苏杭之地,早日拿下东南,也能效仿三国东吴故事,雄踞一方。

  当时东南空虚,石达开若能亲率主力东进,集中兵力打垮清军,一路东进江浙,极有可能成事。这样也不用等到三年以后,李秀成再率兵攻打苏州。三年时间,对战争来说这是多大的战略机遇期?李秀成都能打下苏州,石达开占据天时地利人和,更不成问题。

  石达开若能在1857年左右东进江浙,一路招兵壮大队伍、开辟根据地,以杭州为中心建立政权,集东南地利为己用,逼迫洪秀全禅位合流,再举兵与清廷决一死战,这是可取的一步棋。再者,攻下苏杭之后继续进逼上海,还可以争取获得列强扶持。

  李秀成

  当时有没有这个可能呢?答案是肯定的,1853年列强曾派人到天京与洪秀全结盟,结果被洪秀全拒绝。若石达开能与列强结盟,获得列强支持,那上海列强的军械、钱财和兵力将全力支持
石达开,石达开的成功更加容易。

  事实证明,列强与清廷结盟后,列强大量军械直接支援清军,又帮助清廷建造兵工厂,甚至派出洋枪队阻击太平军。太平军腹背受敌,单靠劫掠各地的物资来作战,又无根据地为依靠,最终成了流寇主义,败亡也就不奇怪了。

  北进、东进、自立都是三条不错的出路,可是石达开一条都没有选。他选择了西进,选择了去四川想效仿三国蜀汉故事,以汉中之地为根据地、出兵四扰。可惜西进之路艰难,属于最差的一条路。

  李秀成击败洋枪队

  四、流寇之路:西进四川,处处碰壁,兵败身死

  1853年,太平天国在南京建都,南京被改名为天京,成为太平天国的“小天堂”。然而,尾追而来的清军迅速在天京上游、下游建立江南江北两大营,开始了对天京的长期围困。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太平天国与江南江北两大营进行了长期的拉锯战,清廷用两大营消耗了太平天国大量兵力、财力,太平天国最终被湘军所灭。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潜在的危机马上就显露出来。1854年,由于上游粮道被清军截断,太平天国陷入第一次粮食危机。为了节约粮食,洪秀全下诏“军民一概食粥”,“禁吃饭,犯者立杀”。由于粮食缺乏,天京城内不少人饿死。1860年,太平天国爆发第二次粮食危机。这次危机因为李秀成及时来援,打通被堵粮道才得以缓解。1863年,太平天国爆发第三次粮食危机,洪秀全只得下诏全体军民共同“食甜露”,甜露就是野草。平均两三年一次粮食危机,太平天国如何能久持?

  赖裕新

  石达开为何要兵进四川?早在1853年,石达开就提出了“先行入川,再出四扰”的战略。在天京事变后,石达开率部走江西、入湖南、回广西、窜云南、最终进入四川。石达开兵进四川,主要还是想打通太平天国上游粮道,开辟西部根据地解救天京。

  但是西进比北进、东进艰苦得多,也困难得多。石达开西进之后,平日战无不胜的他却一路兵败,处处碰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石达开在湖南撤往广西时的三次失败:

  太平军在广西

  第一次是1860年3月,石达开猛将石镇吉部在百色战败。石达开手下除了陈玉成、李秀成外,还有赖裕新、石镇吉、陶金汤三人最能打。陶金汤在攻打修仁(荔浦)时被叛徒张高友杀害,石镇吉在围攻百色的战役中,3万多太平军围攻百色一个月都没打下来。最后清军使出反间计,石镇吉部内讧厮杀,石镇吉被杀。

  第二次是1860年5月,石达开在庆远等地的失败。在庆远,石达开的手下大肆屠戮当地的少数民族,拆毁百姓房屋烧火做饭,激起当地土司和百姓反抗。当地团练坚壁清野,处处截杀石达开部,石达开无法在当地立足,于是只得进入广西。在广西平阳、里兰、河里一带,石达开部因筹粮失败,导致部队离心溃散,石达开手下大将彭大顺、朱依点投降清军,石达开数万大军退到宾阳后兵马只剩下了一万多人。

  第三次是1861年初,石达开率领仅剩的一万多人进入贵州贞丰、兴义一带转战数月,最后在清军的压迫下又不得不放弃独山根据地,再次从贵州边界进入广西三江地区。在广西融水,石达开部遭到当地土司、团练袭击,石达开手下将领余成义、张顺叛变。三次惨败,导致石达开手中精锐尽失,无法在广西立足。石达开被迫兵分三路借道贵州、云南边界进入四川,准备攻下成都后整合兵力粮草,建立根据地。

  石达开被俘

  1863年3月,石达开手下大将赖裕新作为先锋军抵达大渡河,不料在中州坝一带遭到大量清军伏击。先锋军被击溃,大将赖裕新牺牲,先锋全军覆没。赖裕新死后,石达开继续坚持抢渡大渡河。

  数月之后,石达开在大渡河紫打地被当地土司围攻,由于大渡河洪水暴涨,石达开部抢渡失败,最终全军覆没。石达开被俘,最后被凌迟处死。由此,石达开兵进四川的战略彻底失败,一代英雄自此陨落。

  大渡河绝地

  石达开一世英雄,他原本有三条成王成霸之路,最终却选择了一条最差的路。这是他的性格使然,也是战略失误使然。石达开之败,真是令人扼腕可惜。

  参考文献:

  《金陵癸甲纪事略》

  张德坚《贼情汇纂》

  涤浮道人《金陵杂记》

  清·佚名《避难纪略》

  牛树梅.省斋全集[M].同治甲戌年成都石刻本·卷 2-5.

  骆秉章.骆文忠公奏稿:卷六[M].北京:中华书局,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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