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宗法制?古时候嫡、庶之间的差别有多大吗？
嗨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为什么小编带来了一篇关于宗法制的文章，希望你们喜欢。
嫡庶有别、长幼有序，几乎是我国古时候宗法制度的核心。而这一体系的最主要特征，就是近乎冷酷的森严等级。
所谓的宗法制，用学术的语言来说，就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共同的祖先为旗帜，在宗族内部严格区分尊卑、长幼，并对继承顺序、地位、相关的权利和义务进行明确划分的一套体系”。
说的直接点：人们既希望家族枝繁叶茂、人丁兴旺，但又担心规模过大后难以管理、影响和谐，于是便形成了宗法观念，既要以血缘维护亲情，又要划分鲜明的等级，从而保持家族和谐;而每个家庭和谐了，整个国家、社会也随之获取稳定的运行秩序。
因此，这一体系不仅是家庭伦理层面的规则，也是维护古时候政治的基础理论;这一制度形成于先秦时期，随着大一统王朝的确立而不断演化、稳固，下至民间家庭，上到皇室王族，都按照这一规范实现有序运作。
从“嫡庶有别”，我们就能管窥宗法制的基本运作逻辑。
何谓嫡庶?其实是对妻妾以及她们所生后代的严格划定。严格来说，中国古时候的婚姻制度并不是一夫多妻制，而是“一夫一妻多妾”制。真实历史上妻、妾之间的差别，比那些影视作品中体现出来的残酷得多。
古时一位男子，在同一时间内只能有一个妻子，可以称之为正妻、嫡妻。在名义上来说，夫妻的地位是在一个水平线上的，在服制、礼仪等方面享受同等规格;但从实际上而言，在“夫为妻纲”的夫权理念下，夫妻的地位并不对等，他们之间是尊卑、主从的关系。
比如，男子在娶妻之外，还能以繁衍家族为名光明正大的纳妾;妻子过世后，男子可以续弦。而女子一生只能服侍一位丈夫、坚守自己的贞洁;在大部分时期，即使丈夫过世也不能改嫁，否则将遭受严厉的法律、道德惩罚。
此外，丈夫对妻子还着控制权，他可以对妻子的行为做出要求，对家庭的财产拥有完全的所有、分配权。同时，女方的姓氏也必须跟随男方，要么改随夫姓，要么在本姓前面增加夫姓。
不过，特殊情况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任何时代都出现过怕妻子的丈夫，比如一代雄主隋文帝、隋朝四大名将之一的杨素;在很多朝代，守寡的女子是可以另寻夫家的，人们也不介意迎娶结过婚的女子，比如我们熟知的曹丞相父子。
相比较之下，妾的处境才真的惨。妾与妻的差别，是全方位、无孔不入的的：
第一，迎娶的方式不同;
对于古人娶妻，有两个我们熟悉的词语：明媒正娶、门当户对，由此可见，这是一件极其严肃的大事。一男一女要成为夫妻，讲究、程序非常多，比如首先要看双方父母的意见，要经由媒人撮合，还要占卜生辰八字，有一个环节不对就不能结为伉俪。
即使两家看对眼了，结婚的程序也非常复杂，古时候有三书、六礼的说法，前者是聘书、礼书、迎书，后者指的是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只有全部程序都具备了，这才叫做明媒正娶，无论从法律还是道德上来讲都是完美的。
此外，男方要准备可观的聘礼，女方则要回以丰厚的嫁妆;结婚当天，要披红挂彩、锣鼓喧天，在所有亲戚朋友的现场见证下，双方三拜九叩、祭祀祖宗，其后隆重地把女方大名记入族谱。
而妾则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首先，不讲究什么门当户对，那些愿意让女儿给人当妾的人家，要么身份低微，要么家境贫寒，甚至还有些原本就属于奴仆之家。
其次，相比大张旗鼓的娶妻，纳妾是偷偷摸摸进行的，连正门都不能走，只是用一个小轿子从侧门送进家里。当然了，没什么媒婆，也没有三书六礼，更没有迎亲队伍，聘礼、嫁妆则可以忽略不计，纳妾现场顶多只是邀请几个近亲喝个酒、做个见证而已。
看过小说《曾国藩》的朋友，也许会对曾国藩纳妾的情节有些印象。彭玉麟在民间物色了一个穷人家的姑娘陈春燕，送给身边没人照料、因牛皮癣彻夜难眠的曾国藩为妾。而纳妾的程序，仅仅是请幕僚们吃了顿便饭而已;后来陈春艳因病去世，没有安排正式的葬礼，棺木连夜被人运到尼姑庵念经超度、悄悄地掩埋，曾国藩的总督衙门没有受到一丝的影响，这一幕让人情不自禁的心生怜悯。
第二，在家里的地位、职责不同;
妻确实要听命于夫，但除此之外，她就是家里的最高首脑：她统领家庭的内部事务，负责管理、指挥妾及其他仆人，甚至可以视情况对妾进行惩罚;妻可以光明正大的被列入家族的族谱，不能被降为妾;丈夫不能无理由休掉妻子，除非严重触犯了“七出”之罪(即“无子，淫佚，不事舅姑，口舌，盗窃，妒忌，恶疾”这七罪);
而且，即使妻子涉嫌触犯七出，但只要符合“三不去”之一，就不能被休掉。所谓“三不去”，指的是：经历或主持过公公婆婆的丧礼;男方当初娶妻时处境一般，但后来逐渐显贵;妻子娘家败落、散亡。
妾能被升级为妻吗?可以，但前提是正妻已死，或者被休;妾升妻，在一些朝代还必须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手续。
而妾除了要服侍丈夫外，还得伺候正妻、干家务乃至种地，处境也就比家里的仆人高那么一点点;妾无法被收入族谱，除非她生了儿子，才能在儿子的名字旁标注一下。
第三，双方所生的子女地位悬殊。
这一点是最直观的。正妻所生子女为嫡子女，妾的后代则是庶出子女(那些非婚生育的孩子也被归为庶出)，他/她们虽都是家里男主人的亲生孩子，但待遇、身份的差距令人发指：
每个家庭只有一个继承人，第一人选毫无疑问是嫡长子，排在其后的是嫡长孙、其他嫡子;如果嫡子嫡都不在了，这才会考虑庶子。
在任何朝代，庶子的地位都低于嫡子，在一些时期前者甚至还要做后者的家臣。我们熟知的袁绍与袁术，前者就是庶子、后者则是嫡子。因此，即使袁绍混的风生水起，也饱受袁术的鄙视，兄弟俩人势同水火。
同理，嫡女也比庶女的地位高得多。庶女被视为身份卑贱，一般的人家娶妻时，压根就不考虑这类女子。
在很多王朝，甚至由政府立法禁止以庶乱嫡，规定立嗣必须选嫡，无嫡才能轮到庶。比如李渊那么多儿子，有资格继承皇位的只有建成、世民、元吉三兄弟;李世民的诸子争储，绕来绕去也只是在李承乾、李泰、李治三人间选择;即使抛开隋炀帝外孙的身份，优秀的李恪理论上也不存在当太子的可能。
“嫡庶有别”看似无情冷酷，但它是古时维护社会稳定、强化凝聚力的有效制度，是中国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特有的历史印记。不过，在一定时代背景下，凭出身定终生、立嗣以长而不以才，并不利于维系家族、社会的稳定发展，很多王朝正是因为坚持“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才眼睁睁的看着昏君上位，导致整个社会不可避免的走向没落，最典型的就是西晋的司马衷了。
而在一些大争之世，“嫡庶有别”时常被打破，并产生了一些积极的影响，比如战国时期的秦国，秦惠文王的正妻是惠文后，我们熟悉的芈八子则只是姬妾。惠文后所生的嫡子秦武王举鼎而死后，诸弟争立，庶出的嬴稷在母氏一族的支持下获胜，并且带领秦国走向新的巅峰。
此外，秦国正是因为宗法制不怎么严格，在使用人才方面才免去了一些无谓的束缚，他们能够毫无阻碍的任用外来杰出人才，而非像其他诸侯国一样拘泥于任用宗族内的公子，由此强化了君主制、打造起一支碾压东方各国的人才队伍，这也是秦国统一天下的重要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