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远交近攻战略?秦昭襄王为什么会对此言听计从

  催生秦国远交近攻战略的,为何是两个“外国人”?接下来为什么小编带你详细了解历史真相,一起看看吧!

  战国中后段、秦昭襄王执政后期,秦国改变了以往四面出击的打法,暂时搁置、拉拢距离较远的齐、燕以及拥有广阔纵深的楚国,重点打击、蚕食家门口的三晋(韩、赵、魏),这就是著名的“远交近攻”战略。直至嬴政时期,秦国按照韩、赵、魏、楚、燕、齐的顺序,如愿吞并六国。

  众所周知,上述战略的制定者,是投奔秦国的魏国人范雎:公元前270年,他以这个战略为敲门砖,成功打动了秦昭襄王,“平步青云”进入秦国的政治核心。

  但其实在公元前273年,为了阻止秦、韩、魏三国联军灭楚,楚国使者黄歇就曾向秦昭襄王提出了与此相似的概念;而秦王不仅立即罢兵,甚至迫不及待的与楚国恢复和亲。

  那么,这个战略为什么具有如此惊人的说服力,以至于让秦昭襄王言听计从?为什么这样一个关系到秦国国本的大计,提出者竟然是两个“外国人”,秦国朝野难道就没有战略家?

  我们先看看黄歇、范雎两人分别说了啥,再分析出现这一怪现状的背后原因。

  黄歇说秦:一文退千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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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280-277年,秦国举起屠刀,连续砍向南方大国楚国:

  公元前280年,司马错从蜀地攻占楚国黔中地区,楚军连败,不得不割让上庸、汉北地;

  公元前279年,秦国卷土重来,名将白起攻下楚国鄢、邓、西陵;

  公元前278年,白起再次下重手,不仅攻下郢都,还焚烧了历代楚王陵墓所在地夷陵,《史记·楚世家》哀叹:“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楚顷襄王不得不往东北迁都至陈;

  公元前277年,白起再度拿下巫、黔中地区,秦国设立黔中郡。

  由上图可见,经过这四年的割肉行动,秦国拿下了楚国几乎1/4国土。更要命的是,西部这些地区,是楚国数百年家业的根基所在;发源地都丢了,楚国一时间几乎只剩下半条命。

  不过更大的危机还在后面。公元前277-273年间,秦国转而重点伐魏,可怜的魏安釐王接位四年、被爆锤四年,不得不选择割地求和。公元前273年,眼见韩、魏先后被降服,秦昭襄王计划派白起协同这两国,以泰山压顶之势大举攻楚。

  三国大军正厉兵秣马之时,担心被一举灭国的楚顷襄王派出使者前往咸阳,此人正是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黄歇(后来的战国四公子之一春申君)。

  形势危急,黄歇到达咸阳后立即向秦昭襄王上书一封,其篇幅较长,但思路走向比较清晰:

  第一步,戴高帽、画大饼。对于秦昭襄王即位34年来的卓越成绩,黄歇不吝溢美之词。比如,秦王派盛桥前往韩国任职,不费一兵一卒得到百里之地,“王可谓能矣!”;派兵伐魏,轻轻松松夺下河内、酸枣等大片土地,兵锋直抵对方国都大梁,魏军却畏畏缩缩不敢迎击,所以“王之功亦多矣!”;二年后卷土重来,不仅打服魏国,甚至还让楚、赵两国惶惶不可终日,互相间不敢救援,“王之威亦单矣!”。

  这还没完,黄歇认为秦王还可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向夏禹、商汤、周武王三位圣主看齐,与春秋五霸相媲美,即所谓“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但有一个前提:断绝后患,避免物极必反。

  第二步,点出隐患。所谓的后患,就是韩、魏两国。为了证实这一点,黄歇列举了两个鲜活的案例:

  其一,当年吴王夫差听从越王勾践的建议,挥师北上,在艾陵全歼10万齐军;最终他却被自己信任的勾践逼死在三江之滨,身死国灭。其二,智瑶轻信韩、魏两家,率领他们一同攻赵;然而在胜利指日可待之时,韩、魏、赵三家却突然联手,将智氏灭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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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史为鉴,秦国如今若联合世仇韩魏、攻打常年和亲的楚国,极有可能会步夫差、智瑶的后尘;就算这两国无异心,但当秦楚两强相持、元气大伤之际,这两国若协同齐国趁机渔利,抢下江、淮一带的膏腴之地,届时秦国即使如愿灭掉楚国,也会养虎为患,面临更强大的敌人,即“有毁楚之名而无得地之实。”

  第三步,指出方向。黄歇认为秦国目前应与楚国亲善,转而深耕、消化正苟延残喘的韩、魏两国,如此一来,秦国力量自当倍增;其后,携平定两国之余威,往东夺取齐国的西部,彻底掐断北方燕、赵与南方齐、楚之间的联系,四国不能形成合力,自然对秦国俯首帖耳。(大概是下图这个意思,朋友们将就看)

  秦昭襄王愉快的答应了,立即命令白起停止军事计划,并让黄歇回国推进双方和亲事宜。第二年,黄歇陪同楚国太子芈完来到咸阳做人质。为了表示诚意,秦、魏、楚三国还联合攻打了一次燕国(公元前284年五国伐齐,燕国占了大便宜,需要被压压气焰)。

  楚国就这样逃过了一劫,得以躲在东边舔舐伤口。公元前270年,秦国先是在阏与跟赵国打了一架,却意外败给了赵奢;其后又长途奔袭齐国,夺取了刚、寿两地。也正是在同一年,魏国人范雎逃到了秦国,秦昭襄王的对外扩张战略再次得到升级。

  范雎入秦:魏国的亡命人,却是秦昭襄王的“及时雨”

  与黄歇一样,当时的范雎在魏国也是个小人物;不过与前者以辩才救国不同,同样口舌极佳的范雎却因自己的这一才华获罪、不得不装死保命,最终依靠秦国使者王稽逃到秦国。

  依靠王稽的推荐,范雎见到了秦王。正是这次见面,他提出了“远交近攻”的战略,迅速博取了对方的信任。他的逻辑脉络大致如下:

  首先,长途攻齐是极大的错误。为了证明,他也举了个案例。公元前285年,齐湣王携灭宋之余威,往南侵楚,虽然取得节节胜利:“破军杀将,开辟千里土地”;但却受制于地理条件,无法达成实际控制:“尺寸之地无得”;更糟糕的是,在齐国疲惫之际,第二年五国联军杀上门,齐王惨死、齐国几乎灭亡,最终韩、魏两国坐收渔利。

  因此,如今秦王应采取远交而近攻的方针,可以实现“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的目的。而实现这一战略的关键,正是家门口的韩、魏两国。从地理位置上而言,这两国位于中原核心区,是天下的中枢;而且经过秦国多年的打击后,早已无险可守。

  若彻底控制这两国,不仅可以控制中原的核心、将周天子置于自己掌控之下,还可以通过南北的通途长驱直入,打压楚、赵两国;楚、赵若归附,齐国必然六神无主;由此韩、魏两国则更沦为秦国的掌中之物。

  秦昭襄王大喜,将范雎任命为客卿(跟张仪当年的职位一样),负责策划对外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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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黄歇、范雎两人的思路为何被一眼相中?以我们如今“事后诸葛亮”的视角出发,自然很明朗;在当时秦昭襄王的的眼里,则是因为这俩人精准的戳中了自己的“痛点”。

  黄、范二策,殊途同归,却一致戳中了秦昭襄王的痛点

  从上文可知,范雎与黄歇两人的战略并不完全相同。

  共同之处:秦国的对外扩张,应落脚于韩、魏,而且原因也出奇的相似——这两国处在秦军的眼皮下,基本无险可守,具备一鼓作气拿下的可行性;以此为基础,秦军不仅无后顾之忧,还能以这两国便利的地势,向其他各国进军。

  不同之处:黄歇的思路是先韩、魏,其次齐国,赵、楚最后,这可以理解,毕竟他是楚国人;但这个思路存在两个隐患:战线过长,尤其要提防军事强国赵国的南下截击;可能会刺激齐国与南北合纵,增加秦国的压力。而范雎的顺序则是韩、魏,其后赵、楚,齐国放在最后(打酱油的燕国直接被无视了);如此一来,战线几乎是往外平推,而且避免过早刺激齐国,更加稳妥。

  因此,与黄歇相比,范雎的思路更像是强化版。前者虽客观上对秦国有利,但实际出发点是为楚国争取恢复的时间;范雎虽然有报复魏国的私心,但其策略更加稳扎稳打,完全契合了秦国当时战略定型的需求。

  而秦昭襄王看似轻易被二人打动,实际上自有其深思熟虑:

  第一,以连横杜绝合纵。

  秦国虽横行天下,但仍惧怕一个局面的出现:六国合纵。如在公元前296年,楚怀王客死咸阳后,同仇敌忾的东方各国曾出奇的团结,联军甚至杀了到函谷关,秦昭襄王不得不割地退兵。

  因此,当黄歇以智氏的覆灭为例时,无异于提醒了他:韩、魏两国本来就是背后捅刀子的惯犯;并且“王无重世之德于韩、魏而有累世之怨”,再加上东边急于恢复实力的齐国,秦国攻楚之日,也许就是各国联手复仇之时。

  而范雎则将秦国的短期目标进一步缩小到到韩、魏两国,拉拢正专注于休养生息的齐国,这一思路本质上正是以连横击破合纵。

  所以,秦昭襄王看似耳根子软,实际上是以清醒的头脑、遏止秦国轻敌冒进的苗头,定位于依靠雄厚的国力军力、辅以各个击破的连横之策,由近及远、从易到难,逐渐吃下各国。

  第二,要灭国,更要吃独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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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273年,如果秦王坚持原计划,楚国真的有可能面临灭国之灾。甚至连黄歇都描绘了这一场景:

  魏氏将出而攻留、方舆、铚、湖陵、砀、萧、相,故宋必尽;齐人南面攻楚,泗上必举

  当时的韩、魏两国常年被割肉,急需宰羊自补;而齐国不久前几乎被五国掐死,也需要输血养神,而庞大、肥硕的楚国无异于是他们的理想对象。因此,若秦国自西线进攻,韩、魏由北至南,齐国在东线趁火打劫,楚国必定凶多吉少。

  但这也有一个副作用:韩、魏、齐三国也会实力大增,秦国等于宰了一只肥羊、却养大了三只恶狼,况且这三只狼很有可能联合起来反咬自己一口。

  所以,如果自己不能独吞楚国,那就暂且稳住它,将精力转向消化现成的肥肉韩、魏;至于鞭长莫及的齐国,姑且让它在东边自娱自乐。

  第三,远交近攻的客观前提:齐、楚对秦国已难以构成威胁。

  齐、楚两国,曾是东方的两大传统豪强,也是秦国的主要竞争对手;但在此时,它们已经今非昔比。

  楚国硬生生被秦国打残,这里无需赘述。齐国则是另一番经历:公元前288年,齐国的实力正处于巅峰期,秦昭襄王甚至向齐湣王提议两人并称东西二帝;但其后齐国连续灭宋、攻楚、讨三晋,对外过于奔放,以至于引起了五国联合伐齐;公元前284年,除了即墨、莒城之外,齐国全境均被燕国占领。后来,齐国虽侥幸复国,但实力早已与几年前不可同日而语;更重要的是,经过这次浩劫后,齐国不仅与东方各国已心存芥蒂,甚至失去了争雄天下的决心,一直专注于闭门养疴。

  因此,暂时搁置齐、楚两强,避免它们“狗急跳墙”,对秦国而言是最合理的选择。

  第四,确立新战略,有利于秦昭襄王全面收回权力。

  见到范雎时,秦昭襄王已在位36年。在这期间,秦国大杀四方、威风八面,扩张事业蒸蒸日上、形势喜人,但这对他个人而言,并非全是好事:

  36年前,在母亲宣太后(即芈八子)及舅舅魏冉(太后同母异父弟)的主导下,年幼的秦昭襄王嬴稷继位,但大权也随之落入了外戚之手,史书称:

  王少,宣太后自治事,任魏冉为政,威震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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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后秦国虽对外大杀四方,但大部分是秦王母亲一系的功劳,甚至连头号名将白起也是魏冉一手提拔起来的,所以范雎声称:“臣居山东时闻秦有太后、穰侯,不闻有王”;若要立事、须先立言,秦昭襄王要收回权力,必须先敲定属于自己的战略思想、创立自己的业绩,这样才能服众;而黄歇与范雎两人提供的思路,无异于为他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

  综合以上考虑,秦昭襄王敲定了“远交近攻”的对外战略。公元前268年起,他将火力集中在韩、魏两国身上,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渐除掉了宣太后、魏冉等人的势力,将秦国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公元前262年,因抢夺中原的制高点——韩国上党地区,秦国与东方头号军事强国——赵国之间爆发了长平之战,并依靠国力的碾压,一举摧毁了对方的核心军力。从此,东方的军事脊梁彻底被打断,秦灭六国就成了时间上的问题。

  值得玩味的是,在秦、赵对峙之际,一旁的韩、魏分身乏术,远处的齐、楚则坐山观虎斗,四国眼睁睁看着赵国被打趴,却不知“唇亡齿寒”,沉迷于一时的安稳。这正是“远交近攻”战略的成效的体现。

  那么,如此英明的战略,为什么由黄歇、范雎这两个异国人提出?后来的韩非子给出了答案。

  远交近攻,解决了秦国君臣利益不一致的困局

  公孙鞅之治秦也......赏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劳而不休,逐敌危而不却,故其国富而兵强;然而无术以知奸,则以其富强也资人臣而已矣。

  这是《韩非子·定法》中对于商鞅变法的点评。在公孙鞅的变法体系下,秦国各阶层的功名利禄与农战功绩绑定,有效打破了贵族政治,赏罚明确、令行禁止,激励着秦人对内疯狂生产、对外嗜战如命,秦国迅速被打造成虎狼之国。

  但万事皆有利弊,商鞅变法的诀窍若归结为两个字,那就是:名利;秦人之所以如此搏命,并不是出于爱国,而是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按照秦法,立下相应军功,就能加官进爵、获取封地;虽然“羊毛出在羊身上”,相应的利益主要从抢来的土地上榨取,但客观上会带来一种怪现场:秦王利益的增长率,跑不赢麾下的臣子:

  昭襄王即位,穰侯越韩、魏而东攻齐,五年而秦不益尺土之地,乃城其陶邑之封。

  公元前284年五国伐齐,秦国的主要战利品是夹在齐、魏之间陶邑,并将它封给了魏冉;其后,魏冉常常借着对外征战之机,扩大自己的封地,秦国的利益却没有随之增长;范雎甚至说:“战胜攻取则利归于陶,战败则结怨于百姓而祸归于社稷”,即好处全让魏冉占了、风险却让秦王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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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这样理解,魏冉主政期间,秦国虽然威风八面,但由于战略不集中、四面开花,所取得的利益大部分并没有落到秦王手里,而是被臣子们瓜分,而且还会因冒进带来隐患;而采取远交近攻之策,将主要精力集中于蚕食、消化家门口的三晋,就地设立郡县,则可以“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这才更加契合秦王、秦国的长远利益。

  但与三晋稳扎稳打,属于灭国战争,对方势必会玩命抵抗,可能会让秦国当权者们血本无归,从长平之战对秦国带来的巨大战损就可见一斑;

  而四处投机倒把、见机行事,则可以一本万利、赚得盆满钵满。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人才济济的秦国朝廷里,没人先于黄歇、范雎提出“远交近攻”的战略,毕竟对秦国、秦王有利的,并不一定受臣子们欢迎;实现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一致,还得靠黄歇、范雎这种光脚的外来户来实现。

  说到这里也许我们会明白,为什么在战国时期,对秦国战略发展贡献最大的臣子,都是来自它国(公孙鞅、张仪、范雎、李斯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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