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城濮之战?晋文公在这场战役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对城濮之战很感兴趣的小伙伴们,为什么小编带来详细的文章供大家参考。

  《左传》善于写战争,且叙述手法非常精妙,“篇篇换局,各各争新”。

  “城濮之战”是《左传》中为人称道的著名战役,很多《左传》的研究学者将其与“崤之战”“鞍之战”“邲之战”“鄢陵之战”并称为春秋时期的五大战役。之所以如此,不仅因为这场战役奠定了晋文公的春秋霸主地位,在历史上有重大的意义,更因为《左传》中对这场战役的描写,场面宏大、精彩纷呈,并且给后人留下了无限的想象和思考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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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城濮之战”的战前局势究竟是什么样的?是什么导致了这一战的发生?身处这场战役中的晋文公和楚成王,他们究竟有什么想法?战后的情况又是什么样的?

  带着这些问题,就让笔者来分析一下,“城濮之战”的前因、过程以及结果。  “城濮之战”的作战双方,主要是当时的两大诸侯国——楚国和晋国。

  首先,我们来看看楚国。楚成王击败宋襄公后,威势极盛,中原诸侯郑、许、陈、蔡诸国已经屈服,于是他打算在军事和外交方面双管齐下,先趁着齐、鲁交恶,齐国内部不稳之际,向东北进军,消灭国势日渐衰弱的齐国,控制黄河以南的区域;而后,再全力对付秦、晋两国。此乃“先弱后强、各个击破”之策。

  其次,我们来看看晋国。晋公子重耳由秦穆公援助回到晋国即位,成为晋文公,他重修政治,广用人才,仅用数年便成功整合了统治集团,并且增强了国势。晋文公用一系列的行动提升了和秦穆公的亲密度,拉近了秦、晋两国之间的关系,也借此让秦国成了楚国的敌人,为日后的联合行动埋下了伏笔。与此同时,晋文公尊王的行为,增加了中原诸侯对他的好感,也变相离间了诸侯们同楚国的关系,增加楚国逐鹿中原的阻力。

  此时的中原形势,在晋国强盛、秦晋和睦中渐渐有了变化,晋、楚两国之间慢慢有了旗鼓相当的势头,双方的战略模式也逐渐地明朗——开始针锋相对。由此可见,晋、楚两国之间的矛盾必定日益加深,最终的决战也一触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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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濮之战”中晋、楚双方的战略决策

  楚成王率军围宋,而宋国向晋文公求援,成了“城濮之战”的“导火索”。

  从晋文公的行为中可以看出,他其实是不想去救宋的。之所以这么说,首先,是因为此时晋国的兵力处于劣势,从战略层面看是不利的;其次,是因为此行路途较远,并且需要驰援,可以想到,这一路必然是舟车劳顿,从实际作战层面看是不利的;最后,是因为一旦出兵救宋,晋国的侧面和背面可能会受到曹、卫等楚国盟国的攻击,有可能面临顾此失彼的窘境。

  然而,晋文公又不得不去救宋。因为,宋国一旦被灭,他称霸中原的机会便会大减,而且好不容易建立起的“尊王攘夷”盟主形象,也会被随之毁灭。在这两难的境地之中,最终晋文公还是下定决心去救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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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文公将晋献公时代的二军编制,增加到了三军,而后他便出兵曹国和卫国。在笔者看来,晋文公起初的军事策略是想引诱楚军放弃宋国而北上,谁料楚国却加兵围宋,使宋国的局势更为危险。

  从战略上看,楚国没有驰援曹、卫,反而急攻宋国,说明了他们不愿落入被动的局面。反观晋国,晋文公虽然占领了曹、卫,解除了侧背的威胁,但是单凭一己之力是不行的,他们仍然陷入了以劣势兵力与楚国优势兵力相争的不智局面。

  为了扭转劣势,晋文公又用了“使宋赂齐、秦”这一计,把齐国和秦国拉入了战争的漩涡,如此一来,形势发生了全面的改观。此时,晋、宋、齐、秦四国联军约十万人,楚国联军约十一万人,可见两方兵力上的差距可以忽略不计。

  对于楚国来说,没有尽力去争取齐、秦两国的中立,是其战略上的最大失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此时楚军的战线延伸得太长了,一旦开战,非常容易形成腹背受敌的局面,十一万大军很可能一夕间就灰飞烟灭。事已至此,颇有军事才能的楚成王也作出了相应的调整,他下令缩紧战线,同时自己率军回撤,防止后方失守。

  这样的战略可谓是相当高明,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样的回撤一方面避免了楚军在不利的形势下决战,保存了实力;另一方面也可以等待晋国联军内部分裂,进而提高胜算。然而,楚成王在下了这一步好棋后,步步皆是昏招。我们从子玉请战开始进一步的分析。

  子玉向楚成王请战,究其原因,不仅是因为他严重低估了晋国联军的实力,还因为他耳闻楚国国内有说他“指挥无能”的流言,于是企图打一场胜场来提升自己的威望。此时,楚成王犯了第二个战略性错误,就是产生了欲冒险而侥幸求胜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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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在避免决战的前提下,将牺牲降到最小就是最大的胜利,即使有人请战,也应当想办法避免分出太多的兵力。笔者猜测,此时的楚成王或许是认为后方已经稳固,全部的军队都在,不趁机会捞点战果说不过去,这才同意了子玉的请求。

  笔者认为,这是造成楚军最后失利的一大关键所在,因为战与不战是需要去全面考虑的,如果不战,就要放弃任何战机,全面固守;如果求战,就应该将所有兵力集中,以优势兵力给敌人毁灭性的打击。反观楚成王,他步步迟疑且摇摆不定,这就让晋国联军有了“将军”的机会。

  晋文公见机不可失,就答应楚国的交涉,使曹、卫复国,这一做法解除了宋国之围。与此同时,晋国暗地里唆使曹、卫两国离楚亲晋,又扣留使者激怒了子玉,使其主动求战。果不其然,楚军北上,并且摆出决战的态势,而晋文公却下令全军“退避三舍”。

  笔者认为,晋文公退避三舍的理由,不单单是为了报恩,还起到了“给己方一个开战的借口”和“提振军心、提高士气”的作用;同时在战术上,晋文公屡次引诱楚军行动,不但消磨了楚军的锐气,也把楚军拖入了疲惫的泥潭。

  楚军一意孤行,全军一路尾随晋军到达了城濮,他们的左、中、右三军与晋国的上、中、下三军列阵相对,然而,晋军精心布置的阵型和战略,胜了楚军一筹。晋文公先是用下军瓦解了楚军的右翼,紧接着,又用上军伪装溃败而逃,诱使楚军左翼深入追击。就在此时,晋文公用中军从侧面拦腰攻击楚军左翼,上军再调头夹攻,于是楚军左翼也溃败了。

  楚军见左右两翼皆败,为了免于全军溃败的命运,只能下令收兵。至此,“城濮之战”大势已定,晋国以压倒性的优势击败了楚国,并且获得了中原霸主的地位,称霸诸侯长达一百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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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人对“城濮之战”中晋文公的评价

  后人给晋文公的评价是“谲而不正”,这是对“城濮之战”中晋国用一连串狡诈谋略和军事方针取胜的总结。然而笔者认为,这样的评价是有失公允的,我们拿管仲来举个例子。

  管仲是优秀的政治家,但他绝非是一流的军事家,甚至可以说,有相才者不见得有将才。在召陵之盟中,他“按兵修礼”的行为,虽然给中原地区带来了和平,但是在兵家眼中,没有抓住时机进攻,等于白白浪费了一手创造出来的战机,是管仲战略上的失策。

  《孙子兵法》有言:兵者,诡道也。晋文公能够灵活运用谋略并取得最终胜利,就说明他是有军事才能和战略眼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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