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纣王的长兄微子启建立的宋国，为什么能在周朝时期称霸？
说到宋国，大家都会想到什么呢?下面为什么小编为各位介绍一下相关的历史事迹。
武王伐纣之后，纣王自焚而死，延续六百余年的商朝灭亡，但商朝灭亡不代表殷人断绝，实际上鲜为人知的是，西周初期纣王哥哥还建立一个诸侯国，在数百年之后的春秋争霸时代，此国还成了春秋五霸之一。
根据《史记》记载，纣王(帝辛)有一兄一子二个叔叔，兄长是微子启，儿子是武庚，叔叔是箕子和王子比干。纣王应该还有其他子女兄弟叔叔，可能因为默默无闻或地位低下，故而史书没有记载。
纣王荒淫无耻，引得天怒人怨，纣王之叔箕子官居太师，在商周政权交替与历史大动荡的时代中，因其道之不得行，其志之不得遂，“违衰殷之运，走之朝鲜”，商朝灭亡之后，殷商王族箕子不愿臣服于周，于是率领率五千商朝遗民北迁，在朝鲜半岛建立政权，史称箕子朝鲜，其流风遗韵，至今犹存。箕子朝鲜享国1800余年，西汉初期，燕王卢绾部将卫满灭掉了箕子朝鲜。
箕子应该是逃亡朝鲜半岛，但武庚与微子启却是被周武王俘虏了。不过，周武王并未杀死这两人，而是采取“以殷治殷”策略，将武庚封在商朝故地，管理还很庞大的商朝残余势力，于是商朝遗民大悦，因此可以说这时出现了一个叫“殷国”的诸侯国。与此同时，周武王担心武庚叛乱，又在“殷国”附近册封了三个兄弟，建立三个姬姓诸侯国，以监视武庚。但在周武王去世之后，周天子的这三位叔叔联合武庚发动叛乱，史称“三监之乱”，后被周公旦平定，武庚被处死，“殷国”灭亡。
周公旦辅佐周成王平定三监之乱，遵循“兴灭继绝”的传统，孔子的《论语·尧曰篇》曾记载此一原则叫做“兴灭国，继绝世”，于是在公元前1039年封商纣王的兄长微子启于商朝的旧都商丘，建立宋国，特准其用天子礼乐奉商朝宗祀。这种优待前朝的政治传统，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二王三恪制”，宋国地位特殊，被周天子尊为“三恪”之一。
所谓微子启，《史记·殷本纪》记载“帝乙长子曰微子启，启母贱，不得嗣”，被帝乙封于微地(如今山西潞城)，与箕子、比干在殷商末年齐名，并称“殷末三仁”，一直在朝廷为官。商朝将亡之时，多次劝谏纣王，最终无奈之下出走。
周武王伐纣时，微子启持祭器前往军门，袒身反缚请罪，武王释之，并复其位，微子启保住了封地。这一段历史记载的很有趣，微子启到底有没有成为周军的内奸，纣王惨败与微子启有无内在联系，史书上没有记载，但或许正所谓树倒猢狲散，商朝大厦将倾，微子启也在自谋出路。
由于微子启地位高，又识时务，及时投降了周武王，于是武庚被杀之后，他就成了周公旦“以殷治殷”策略的绝佳人选。
西周之初，册封了百余个诸侯国，但诸侯国的国君爵位却有高有低，根据历史记载，当时爵位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级。周初分封诸侯时，被封公爵的非常稀少，只有宋国(殷人后裔)、虞国、虢国少数几个，而我们熟知的姜子牙齐国、周公旦鲁国都只是侯爵，后来秦庄公才被封为子爵，楚国也是子爵，吴国被封伯爵，因此周朝封微子启为公爵，绝对是非同一般的礼遇。当然，周朝优待微子启，除了表明政治态度之外，更重要的是安抚商朝遗民。
《汉书·地理志》云：“宋地，房、心之分野也。今之沛、梁、楚、山阳、济阴、东平及东郡之须昌、寿张，皆宋分也。”宋国版图占据今天的河南东部、江苏西北部和山东西南部之间，面积约有十万平方公里，都是膏腴之地，国都商丘。
总的来说，周天子对商朝后裔待遇还不错，因此从西周到春秋时代，有十二个影响力最大的诸侯国，即鲁、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郑、燕，宋国就是其中之一，还经常干涉郑国、卫国的内政，是一个比较能折腾的诸侯国。
作为一个商朝遗民建立的宋国，为何能在周朝时期称霸呢?这与历史上宋襄公有关，如今很多人讥讽宋襄公顽固愚蠢，但实际上宋襄公称霸靠的就是“仁义”，历史上得到的评价非常高!
齐桓公是春秋第一霸主，曾将公子昭托付于宋襄公，公子昭在宋国得到礼待，与宋襄公关系很好，于是宋襄公有意扶持他作齐国国君。于是，在齐桓公去世之后，宋襄公通知各诸侯国，要大家发兵一道送公子昭回国接替王位。
不过，宋襄公威望不高，只有曹国、卫国、邾国三国助阵。宋襄公带领四国人马向齐国进发，齐国大臣见四个国家的兵马打来，就大开城门，迎接公子昭即位，这就是齐孝公。齐国本是诸侯的盟主国，宋襄公帮助齐孝公登位，就此萌发了取代盟主的雄心。但还是回到原来问题，宋襄公威望不高，响应者极少，于是宋襄公不顾大臣反对，绝对拉拢楚国，借大国的声威去压服小国。
公元前639年，宋襄公向楚成王、齐孝公发出邀请，请他们于那年的农历7月在宋国的盂(今河南睢县)召开诸侯国会议，讨论订立盟约的事情。
宋襄公赴会之前，兄长目夷劝他多带一些兵马，防止楚王不怀好意，但宋襄公却说：“那怎么行，我们开会就是为了不打仗，带那么多兵马干什么”。
盟会之间，为了争夺盟主之位，宋襄公和楚成王争论不休，最终被楚成王带来的将领抓了过去，后经鲁国与齐国在一旁劝解，同意楚成王做盟主，才放了宋襄公。
回来之后，宋襄公非常痛恨世仇郑国，因为郑国支持楚成王做盟主，于是宋襄公决定征讨郑国。公元前638年，宋国出兵攻打郑国，郑国向楚国求救，楚成王带兵直攻宋国，双方爆发了泓水之役。接下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宋襄公坚持春秋时期战争原则，不肯半渡而击、不肯乘人之危，坚持等到楚军全部过河并整理好队伍，结果没想到的是，楚军不顾当时战争规则发动突袭，一举大败宋军，宋襄公中箭逃亡，这就是“宋襄之仁”。
从这一段历史上看，宋襄公看似并未成为货真价实的霸主，但为何史书上又将宋襄公列为春秋五霸之一呢?
其实，如今很多观点批评宋襄公愚蠢、迂腐，但却看不到他讲仁义绝不是“空谈仁义”，而是切切实实的行动。
按照周朝礼仪和道德要求，很多地方都极为讲究，即便在军事战争上，比如我们熟知的“五十步笑一百步”，就是只要敌方逃过50步远，就不准再追杀了，因此50步是一个安全距离，不需要逃到100步之外。还有春秋前期的诸侯战斗，都是要下战书约定时间地点，双方带军队双方列阵完毕，然后堂堂正正对决，类似于“决斗”这种形式。而绝非春秋末期到战国时代，为了胜利双方无所不用其极。
宋襄公正是遵循周礼，等到楚军渡河后再展开决斗，正是宋襄公的老贵族风度，胜之要武，让中原诸侯心服口服。楚国两次依靠蛮力欺负礼让的宋襄公，给中原诸侯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埋下了城濮之战被晋文公击败的伏笔。
更为重要的是，在春秋时期，诸侯争霸不是要消灭其他人，而是要让诸侯臣服、号令诸侯，由此宋襄公才会成为历史上的春秋五霸之一。而楚成王虽然一度成为盟主，一度击败宋国，但却不是公认的霸主，直到二十多年之后，楚庄王一改“野蛮”作风才成为公认的霸主。正因如此，唐朝司马贞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索隐》中评价：“以讨伐为会盟主，政由五伯，【索隐】：伯音霸。五霸者，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也。”
武王灭商，周朝本该是宋国之仇人，春秋乱世到来，宋国正是不择手段一展身手的大好时机，但有趣的是，宋国几乎偏偏成了最讲“仁义”、最讲周礼的国度，先后出了宋襄公、孔子两个“求仁”之名人，其中《孔子家语》记载“孔子，宋微子之后”，说明儒家至圣孔子是商朝遗民。宋襄公之后，宋国王族后人的孔子极力维护周礼，追求“克己复礼”。
之所以如此，或许与他们商朝遗民的独特身份有关，当时诸侯特别喜欢地域黑宋国，比如守株待兔就是嘲笑宋国人，就是因为宋国身份高贵、又占据膏腴之地却是“前朝余孽”，在这种政治氛围之下，宋国人想要融入诸侯，反而更需要维护周礼、维护贵族礼仪以获得诸侯认同。但天下大势已变，周礼已经不符合时代发展，所以宋襄公战败，公元前286年宋国被灭，孔子生前备受诸侯冷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