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是早有预谋的！商鞅变法的目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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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多年以来，历朝历代的改革，都绕不过对商鞅变法的参考。其改革的成功所带来的积极效果对整个中国的发展变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后世亦对其大加褒奖。不过，其意义再巨大，也不能超越其变法的实际功能，在今天来看，我们对于商鞅变法的认知，应该理性客观。
商鞅论政
从历史角度看，虽然当时秦国大力支持土地私有制和打击贵族，但是地主阶级并没有彻底取得政权，法治也没有对君权进行约束，反而疯狂支持君主专制。
与真正意义上的地主阶级改革和法治改革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的。所以，与其说商鞅变法是一场体制改革，不如说它是一场蓄谋已久的称霸计划。而这场计划在秦穆公之后就注定了它的必然发生。我们从历史的三个方面就可以观察出来。
一、商鞅变法的背景是早有准备的。
之所以商鞅变法可以如此成功，离不开秦国实际国情的天然需要，以及秦献公的励精图治。首先，穆公以后，秦国陷入多变之秋。国内贵族争斗，王位数易，百姓流离;对外败多胜少，东向割让河西之地，诸侯叩关而卑秦。颜面扫地，为天下笑。这一生死存亡加内忧外患的危机，就像一把锋利的匕首，缓慢地扎入大秦的胸膛。
若不改变秦国的艰难处境，不久的将来，新兴的地主阶级和贵族旧势力必将发生武装斗争，轻则动荡数年，重则国灭君死。且当时天下风云变幻，东方各大国相继变法称强，如不尽快解决大秦危机，大秦的末日也就不远矣。这种迫在眉睫的忧患逼迫着秦国必须寻求改变。
商鞅变法之前的大秦
其次，在这种历史形势下，身在魏国流亡的秦王子嬴师隰(xí)看到了希望。他提前做好了百姓的思想工作，又和魏国国君盟誓，然后逃回秦地，以其广为人之的为政风格和改变国家的强烈意愿，受到各阶层正义人士的拥护和爱戴。一路兵不血刃直达首都，杀掉了秦出公母子，取得国家政权。
献公即位，与地主阶级交好，改革殉葬，迁移国都，大力发展封建私有制经济，国力稍缓，秦地社会的地主阶级与奴隶主贵族之间的的矛盾得到了压制。同时，对外发动战争，谋求雪耻除恨。自穆公以来数百年的没落开始显现上升势头，生死存亡的危机也得以解决。
秦国再次走向强大
如果没有秦国天然的国情要求和秦献公的积极努力，即使到了秦孝公即位，商鞅得以入围，其变法也未必能成功开展。所以，后来的变法，要从实质上说，前期的准备是早就谋划好的，虽然献公之时无法发动大规模改革，但是他深信，自己的一番贡献，必然能为后代强国提供强有力的基础。
二、商鞅变法的策划是早有预谋的。
基于秦献公对于国家的大力贡献，秦国已经摆脱了生死存亡的危机，但是秦穆公时代的辉煌与今天秦国落后于东方的局面相差巨大，这种失落的状态，不仅使得秦国丢失了河西之地，又被东方强国联合欺负，这种耻辱可是一直未能消除的。所以，到了秦孝公这一任上，强国称霸的雄心在其推行变法之前就已经有了预谋了。
加之，他自己也想像他的祖先穆公一样，成就一番功业，为天下诸侯所敬。故而其主观上的要求，也就注定了商鞅变法在秦国的落地，也就决定了商鞅变法的称霸野心。
秦孝公
另一方面，没有卫鞅主观上的功名预谋，也不会有商鞅变法的推出。换句话说，卫鞅来秦国就是一开始自我策划好的，其对秦孝公的论政也是提前背好课的。这二人各自的预谋结合在一起，才成就了秦国的未来。
而且他当时为秦孝公提供了三套方案，分别是帝道、王道、霸道。这就非常明显的表明，卫鞅是早有准备的，不然是不可能有系统、有逻辑、有顺序的一一为秦君道来。再次，正因为他有所准备，在他对孝公论政时，才会有先后顺序的将强国方案推出来，且既然有霸道之术，也知道秦孝公是个实干家，为什么不一开始直接说霸道呢?所以，这里有猫腻，他之所以不立马推出来就是想以帝道王道为棋子，试探秦公。
商鞅
当秦公没有直接轰走他的时候，他就明白了，秦公其实也在试探他，秦公也知道他为什么一开始就推出帝道王道，所以只是不欢而散，事后对人吐槽卫鞅。孝公对于帝道王道的拒绝，一方面表明了孝公真心等待卫鞅的实际方案，另一方面也验证了卫鞅的想法，使得卫鞅更加确信秦公对于霸道之术的饥渴索求。
最后，霸道之术一经推出，卫鞅和孝公立马开怀畅谈，之后二人食同席寝同榻，共同展望大秦之未来。
秦孝公能最终选择霸道，不单单是比之于帝道王道更加实用，而且更满足他的野心。正如其所言：“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两代三代才能成功的帝王之路根本就不切实际，一是太过长远，二是不易操作，也只有霸道之术，既简单有效，又快速易成。所以，日后的商鞅变法之局限也就在秦国一统天下后显而易见了。商鞅变法并不是为了一统天下而制定的，是以在分裂的周天下称霸为目的的。
三、商鞅变法的目的是以称霸为结果的。
由于秦孝公时期面临的实际国情和他个人的主观意愿，商鞅变法的主要目的就成了强国称霸，在解除内忧外患的统治危机之时，又能一雪前耻，恢复秦穆公之时的霸主荣耀，进而成就秦孝公个人的功绩要求。
而且，商鞅变法的本质并不是一场纯粹的地主阶级变法改革，其中所采取的联合地主、打击贵族、强化中央集权、发动全民对外作战的思路，仍旧没有跳出秦国数百年所坚持的先军战略。这一先军战略，又是秦室一以贯之的既定国策，这种一致性大大激发了秦君的改革欲望。变法最终的果实还是被秦君占有。
商鞅主持变法
商鞅变法在法律上确立了土地的私有以及土地买卖自由。并奖励开荒和耕织，对赋税和度量衡加以统一。而对于贵族，不仅废除了分封和井田，还废除了世卿世禄制，招徕外民来秦耕种，全国推行军功爵制度。
这样一来，君主的权力通过扶助地主阶级打击贵族集团得以加强。又因为承认土地私有、奖励耕织、统一赋税，奖军功爵，使得秦军拥有了巨大的兵力来源和物质基础，进而秦国得以建立一支纪律严明、战斗强悍的精锐部队。大秦的最高军权和最高统治权最终全部落入秦君手中。
秦昭襄王时期大秦之极限
秦法的成功实施，使得秦王的战斗意志可以畅通无阻的从殿前直达前线，令秦军上下一心，团结一致、凶猛无畏、战如虎狼。整个秦军俨然犹如一台高效的灭国机器。一经试炼，山东诸国必无人不为之惧，天下诸雄必无人不为之惊。而其结果最终也是可以预见到的，自孝公开始以及其后世的君主，整个大秦持续实行商鞅之法，东取河西、南并巴蜀、北击义渠，削韩魏、攻齐楚、战长平，威震天下。为将来嬴政的一统天下扫清障碍。
商鞅变法虽然是一场称霸计划，但是其本身的多种优秀，使得后世任何都难以超越。
相比于北宋的庆历新政、熙宁维新，明朝的张居正改革，满清的洋务运动，商鞅变法的彻底性、成功性始终都未被超越。因为商鞅变法摸索出了封建时代中原农业文明中兴强国的标准模式。对于农业文明的国家，不发动全民对外作战，不改革官僚体制，不支持新兴产业，都不可能改革成功。也只有商鞅式的变法，才适合中国，莫言因为爱好和平，就觉得中国不能发动对外作战，这本身就是一种自我摧残和自我矮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