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后，秦国的宗室贵族还有特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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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国中期，法家思想在理论和实践基础上已经逐步发展完善，所以列国在法家的指导下，开始了新一轮的变法。

　　但是面对着不同的政治环境，各国变法发展极不平衡，有共性也有个性。在变法运动中， 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两种派系的倾向：

　　李悝、吴起、商鞅算是一派，而申不害算是一派。他们解决现实问题的手段并不相同，一个靠的是法，用法的权威性和公平性来削弱贵族，发展国力。

　　一个用术，以君主的手段来限制贵族，使国君的权力最大化。而随着时间有先后、规模大小、程度深浅，当然收效也不相同。

　　商鞅入秦，怀揣着魏国强大的秘密，但到底这一套在魏国看来行之有效的东西是否也符合秦国的国情，到底哪一种才是秦国和秦孝公需要的呢?

　　秦孝公在《求贤令》中明确表示希望能够“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但是三晋趁着秦国内乱，夺取河西，“诸侯卑秦”，所以孝公想的是“强秦”，收复河西地，开疆扩土，他求的是有强国之术的人才。

　　商鞅从自己极其渊博庞杂的学识中取出了“霸道”，这才是秦人最感兴趣的。至于如何能够实现霸呢?
商鞅认为是法。那么应该如何运用呢?商鞅对于以前的李悝、吴起两人的经历和教训，应该是有所研究的。在对二人的研究中，商鞅结合秦国的实际，提出了一套创新性的治国方略。

　　我们从文献中可以看到，商鞅首先通过“南门徙木”，使民众相信政府的法令是言出必行的，
这样就为以后法令的出台和实施铺平了道路，其后出台的法令，基本原则都是从李吴二人之处学得，但是我们又可以看到商鞅的创新，他不拘泥于前辈的经验，而是创造性地将其发挥。
特别是对于宗室贵族的打击。

　　西周时期实行世卿世禄制，这些世袭贵族，“出则乘车马衣美裘以为荣华，入则修竽瑟钟石之声而安其子女之乐”，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实质上并没有什么治国才能，完全是靠祖先的荫恩。

　　而那些出身阶层比较低的有才能的知识分子却进入不了统治阶层。这种现象在战国时期已经比较突出，成为当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而要想以才举人，就必须对世卿世禄制度加以批判。

　　战国时期，东方诸侯国都在变法过程中对准亲亲传统和世卿世禄制开刀，魏国首先变法，在改革中“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淫民即世代享有政治经济特权、“无功而食”的旧贵族，这些人的存在势必会扰乱乡里秩序，破坏社会风气，要变法革新必须对这些势力和不劳而获的现象予以打击，夺其禄以予有才能之人。

　　历史实际证明，那些靠荫恩出仕的旧贵族，不再见于当时魏国的政治舞台，而一大批出身较低的士人，如李悝、吴起、西门豹等却因有功于国，而获得高官厚禄，成为政坛显宦。但是这并没有固定下来成为一种制度，故只能奏效于一时。

　　吴起在楚国变法时规定“废公族之疏远者”，“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对旧贵族的政治经济特权进行了限制并逐步取消，剥夺了旧贵族的部分特权，这是李悝上述措施的翻版，虽然有了一定的制度性的规定，但还要照顾三代一百多年的时间，很容易丧失发展的良机。

　　秦国继踵而后，后来居上，在打击血亲贵族方面采取了最彻底的措施。孝公时期，任用商鞅进行变法改革，商鞅有先见之明，在打击宗室贵族方面不遗余力，采取直接打击的方法，并以法令的形式固定下来。

　　秦国由于其历史进程的特殊性，宗法制比较薄弱，但是如果不加以限制，可能秦宗室也会象六国的世家大族那样发展壮大，从这一方面来看，商鞅对宗室贵族的打击是很有预见性的。

　　商鞅规定“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将秦宗室一下子从特权者打成平民，要想有特权有爵位，就必须立有军功，与平民同，不得例外。相对于东方六国的变法而言，是比较彻底的。这是对世卿世禄制度最为彻底的否定，改变了自春秋以来卿大夫世代把持国家政权的局面，有效地防止了宗室贵族专权。

　　商鞅变法后的秦国，宗室贵族始终未能形成一种同君权相抗衡的力量，没有出现象六国那样宗室贵族长期专权的现象，相反在战国后期形成了布衣将相的格局，与这条法令的实施不无关系。

　　太子犯法，刑其傅黥其师，以此为契机，法的公正性公平性得到了民众的首肯，为在全国推行新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收到了“明日，秦人皆趋令”的显著效果。“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这在秦国是确实推行过的。

　　最终，战国晚期的韩非将两者统一起来，并加入了势治的内容，使得法家的思想得到完善，虽此思想未践行于韩国，却受到秦君嬴政的大力推崇，并由其同学李斯运用在了秦统一后的政治建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