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在战国时期输给儒家的原因是什么？问题出现在哪？

　　你们知道战国时期，儒家为啥败给法家?接下来为什么小编为您讲解

　　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但当时的政治生态还是比较公平的：对统治者有用，就会被采纳，反之就会无人问津。所以儒家输给法家，只有一个原因：不实用。

　　儒家与法家的目标一致，但操作方式相反

　　儒、法看起来势同水火，但他们却有着共同的目的：维护、强化君权。《史记·太史公自序》就对此进行过分析，儒家“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法家者“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由此可见，他们的目标出奇的一致：明确等级、强化君主至高无上的地位。

　　所以，历史上存在着一个看似荒诞却很合理的现象：我们所熟悉的法家代表人物，都曾拜儒家为师，李悝、吴起的共同老师是孔子的直传门生卜子夏，李斯、韩非子则都是荀子的弟子。

　　而法家之所以抛弃师门、自成一派，则是源于一个最关键的分歧：该如何达成等级分明这一目的。

　　儒家的思路是复古，即重拾周王朝的礼制，加强品德教化，让人们安分守己、恪守自己阶级的本分，自觉地规范自己的行为;

　　法家则走的是完全相反的一条路线：严刑峻法，以赏罚来逼迫人们按照规则行事。

　　如果说前者是培养自觉性，后者就是以威逼利诱胁迫。这体现了两大流派对人性的不通看法：儒家认为人性本善(荀子除外)，可以通过教化引导人们守礼节、知荣辱，就像三王(大禹、商汤、周武王)时期那样。

　　法家对此很不以为然：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早已不像上古时期那样淳朴，而是变得虚伪狡诈，商鞅说得很直接“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即：你是个好人，并不代表能让你接触的人都变成好人。而韩非子则更是点出了儒家理论的两大漏洞：

　　其一，儒家主张用贤人治国，但是每个诸侯国有几个贤人?

　　其二，儒家主张以仁爱获取百姓的支持，从而实现国泰民安。不过，人间最大的仁爱莫过于父母对孩子，但你看每个孩子都听话吗?有多少顽劣的孩子让父母束手无策?

　　对于不听话的孩子，暴打一次、饿两顿就会老老实实;同理，对于不守规矩的百姓，任命一个天赋并无特别之处的官吏、拿副镣铐就能摆平。

　　事实也证明确实如此。

　　改革实践：法家立竿见影、儒家劳而无功

　　战国时期的几大强国都进行过法家变革，而且无一例外的收到良好效果：

　　魏国李悝变法，让国土狭小的魏国，成为称雄中原半个多世纪的头号强国，一度将秦国牢牢压在关中;

　　楚国吴起变法，短短几年内让楚国“南平百越，北却三晋，西伐秦，诸侯皆患楚之强”;

　　齐国邹忌改革，则重点通过整顿吏治入手，实现了“群臣耸惧，莫敢饰诈，务尽其情，齐国大治，强于天下”的目标，齐国甚至通过桂陵、马陵之战，把魏国拉下头号强国的宝座;

　　韩国申不害变法，则也使弱小的韩国保持了15年的安定：“申不害相韩，脩术行道，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伐”。

　　当然还有划时代的商鞅变法，在此不再赘述。

　　而无论在春秋还是战国时期，儒家也曾获得过一展身手的机会，但最终结果都比较尴尬：

　　春秋时期，齐景公曾考虑过重用孔子，但很快在士大夫们的反对下不了了之;到了战国时期，魏安釐王也曾任用孔子的六世孙孔顺为相，按照儒家的思路进行改革。但孔顺在这个位置上待了九个月，不仅魏王不听他的“陈大计辄不用”，权贵们也极为反感，最终他就不得不无奈称病退位。

　　而儒家之所以如此式微，是因为其自身存在着明显短板

　　第一，过于繁琐，事倍功半。《史记·太史公自序》曾这样指出儒家思想的毛病：

　　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

　　儒家的理论过于繁杂，没几个人研究得透，所以说它“学说广博却毫无要领，费尽力气却收效甚微”。而在弱肉强食的战国时期，没有任何一个政权有足够的时间、空间来让儒家慢慢施展其治国之道。相反，与时俱进、极度务实的法家，则以见效快的特质受到了各诸侯国的一致青睐。

　　第二，一味复古，不能与时俱进。当初孔子在齐国时，晏婴曾劝齐景公不要重用孔子，他的理由是：

　　“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即儒生能说会道，没办法用法来约束他们;

　　“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他们高傲任性自以为是，不能乖乖的当臣子;

　　“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他们重视丧事，提倡厚葬，甚至不惜倾家荡产，如果形成风气将会浪费社会财富;

　　“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他们四处游说乞求官禄，像职业的政治掮客，不能委以重任、治理国家。

　　“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间”，时代发展到今天，早已礼崩乐坏，周王室都能衰弱，他们那一套还能用吗?

　　也就是说，当时的儒生，过于沉迷于古制与时代格格不入。

　　那么，为什么礼制在上古时期有效，在春秋战国时期却逐渐沦落呢?主要源于生产力的进步。夏商周时期，铁器还未投入使用，生产力低下、交通不便、社会资源极度有限，为了维持生存，各阶级遵守规则、循规蹈矩，是实现资源的最合理分配的有效管理模式。而到了战国时期，随着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提高，以及交通条件的大幅度提升，社会资源丰富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向少数人手中集中。求利是人的本性，为了攫取更多利益，人们早已摆脱了礼制的束缚，以智慧、力量、权谋去争取荣华富贵;而相比较之下，法家的奖惩理念，则能很好地适应时代的需要、人们的需求，并且可以将权力牢牢掌握在统治者手中，因此得到了广泛采用。

　　甚至到了西汉时期，一代雄主汉宣帝也曾这样批评儒生：

　　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可见，即使在这时，儒家仍有不合时宜、鼓吹古制、非议朝政的毛病;若思想混乱，则朝政自然随之动荡，这显然不符合统治者的要求。因此，汉代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过是给法家的务实内核披了层仁义的外衣罢了。就像汉宣帝所说的：“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要知道，当时的儒家思想已经经过了董仲舒等人的改良;由此可见，在数百年前的战国时期，儒家理念僵化到何种程度，这就是在那时它竞争不过法家的原因。不过法家也并非那么美好，它的最大弊端若归结为两个字，那就是“愚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