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范仲淹为什么被贬？

　　1043年，内外交困的宋仁宗考虑改革。他想起了范仲淹。

　　几天后，范仲淹写出了《答手诏条陈十事》上交仁宗。在这个奏折中，范仲淹说出一个真理：“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

　　仁宗接到范仲淹的报告，极为高兴。经研究，除第七条军事建议外，其余九条，补充细则，陆续下诏，全国执行，时人称为“新政”，即后来所谓的“庆历新政”。其重点是干部制度改革，属于政治体制改革范畴，是个非常棘手的烫山芋。

　　宋代冗官太多，历史有名。当官的路子五花八门，科举考试当然最正宗。宋代科举取仕名额出奇的多。就取仕人数来看，唐代一次不过三五十人，元代只有六七十人，而宋代一次便录取四五百人，数量可谓空前绝后。但是，科举出身好歹要考一考，还算公正合理。更多的问题，出在“门荫”制度上。

　　“门荫”又称“恩荫”“荫补”，就是俗话说的“大树底下好乘凉”“朝中有人好做官”，是历朝通例。

　　除此之外，还有“纳粟”。政府扩充军备、疏浚河流乃至赈济救灾，富人出来交钱交粮，可以封个一官半职，这慢慢成了制度。

　　以上因素叠加起来，自然冗官太多，素质下降。时任谏官的欧阳修在郢州调研时发现，当地一把手王昌运又老又病，连走路都走不了，要两个人搀扶着才能办公，三年下来，州政大坏。接替他的刘依也已经70多岁，耳聋眼花，连当朝宰相的名字都不知道。欧阳修给仁宗写报告说，陛下想一想，这样的干部，能够治理好地方吗?

　　范仲淹对此深恶痛绝，他认为最关键的，首先是削弱“门荫”集团。因此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第二条就是限制干部子弟世袭当官。同时还打击了“门荫”的变种，就是一些大太监仗着大内威势，违反规定，私自占据首都一些地区很多肥缺单位的一把手位子，颐指气使，而且十几年不让位。

　　范仲淹、富弼和韩琦商量改革，第一步是把这些地区领导人的任期定为三年，不得私自请求连任;任期超过三年的，请皇帝下诏罢免，另择合格官员担任。同时，范仲淹派三个能干的官员明察暗访各级各地官员，发现和提拔有才干的官员，处置贪官庸吏。

　　范仲淹撤职不合格的干部时毫不客气，每看到据实调查的报告，他就大笔一挥，把贪腐官员的名字抹掉。富弼说：“一笔勾了他容易，可你知道不知道他全家都在哭!”范仲淹的回答成了历史名言：“一家哭总比一个地区都哭要好!”

　　一旦动真格重新进行利益分配，称范仲淹为圣人的就越来越少了，这就是人性。结果是相当一批大官僚、地方官和大太监开始暗中串通，组织力量策划铲除范仲淹。

　　一个办法是从经济问题入手。新政开始不久，甘肃地方官滕子京和张亢就被弹劾贪污挪用机要费。这两个人一向被范仲淹器重，是新政的坚决支持者。机要费是皇帝批给官员的一小笔机动钱，在使用上有模棱两可的余地。范仲淹见此，起而为他俩辩护。一个御史中丞认为对滕、张二人处理太轻，闹辞职，仁宗便再次将滕、张二人贬官。

　　再就是栽赃诬陷。两朝老臣夏竦反对革新，因而被名士石介指责为大奸。老夏喜欢书法，精于字形字体的研究，他身边一个丫鬟也精于此道。庆历四年，他唆使这个丫鬟模仿石介的笔迹，伪造了一封石介给富弼写的信，内容暗含着要发动政变把仁宗拉下马的意思。夏竦把这封信上交仁宗，算是重大举报。仁宗看了这封信，不太相信，可内心也不由得犯起了嘀咕。

　　特殊利益集团还有一个致命的阴招，就是告范仲淹等人暗中结党，搞非法组织。

　　副宰相贾昌朝、夏竦等大官僚暗中串通，指使谏官向皇帝告状，说范仲淹拉帮结派、结党营私、扰乱朝廷，他们推荐的人，多是自己的朋党。凡是他们一党的，竭力保护张扬;不是他们一党的，一概加以排斥，置之死地。

　　这一告，触到了北宋最敏感的政治痛点。

　　宋太祖在九月，以唐朝牛、李党争造成很多后患为鉴，曾下诏书说：凡是及第的举人，严禁称主考官为恩师，也不许自称为门生。宋朝统治者最害怕的是大臣之间结合成派系或朋党，发展成皇权的一个离心力量，他们要把互相牵制的原则充分运用到官僚人际关系中。太祖之后，太宗、真宗及仁宗都在这方面表示了决绝的态度。仁宗就曾多次下诏指示朝官“戒朋党”。所以，这实际上成了宋初以来一条家法、一道底线。收到指控结党的小报告之后，仁宗想听听范仲淹的说法。庆历四年四月的一天，仁宗向各位大臣问道：“过去小人多为朋党，君子难道也结党吗?”胸怀坦诚的范仲淹竟回答说：“物以类聚，自古以来，在朝廷上，正、邪也有两党。陛下只要用心体察，就可以分辨忠奸。假如结党做好事，那对国家有什么害处呢?”仁宗对这个回答当然很不以为然。

　　未曾想，就在朝廷中朋党之争甚嚣尘上、范仲淹逐渐失去仁宗信任的情况下，37岁的欧阳修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写了一篇《朋党论》的政论呈交仁宗，并在朝官中传阅。

　　欧阳修的文章，对派别问题不但不稍加避讳，反而承认大伙的确都在结党。有小人以利益相交的“伪朋”，有君子以“同道”结成的“真朋”。欧阳修提出，做皇帝的应当辨别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

　　这就等于宣布，我们已经结成了一个朋党派系，同时也是在挑战仁宗的底线。从北宋皇帝极深的避讳和忧虑来看，如此理直气壮地宣告结为朋党，对庆历新政来说，就等于自杀。

　　果然，此文一出，特殊利益集团弹冠相庆，政治局势急转直下。此文成为庆历新政决定性的转折点，因为对宋仁宗来说，这是一个极为敏感、极其严重的政治问题，再加上朝堂内外反对改革之声连成一片，仁宗下决心将范仲淹逐出朝廷。

　　十一月，仁宗下诏强调“至治之世，不为朋党”。次年正月，宋仁宗罢免了范仲淹参知政事职务，任命他为陕西安抚使，范仲淹被迫离开京师。朝廷中的反改革势力趁机猛攻范仲淹，仁宗全面动摇。同月，仁宗罢免富弼枢密副使职务，贬官到山东郓州;罢免韩琦枢密副使职务，贬官到江苏扬州;罢免积极支持改革的杜衍的宰相职务，贬官到山东兖州，理由是杜衍“支持朋党之风”;接着，又找理由将杜衍的女婿、支持新政的大文学家苏舜钦罢官;欧阳修则被贬官到安徽滁州。

　　之后不久，新政大部分措施陆续停止执行，幸亏包拯等人还尽力为抑制“门荫”等措施说了一点儿好话，否定新政的步子才延缓了一点。庆历新政仅一年多就失败了，等到20多年以后王安石变法，庆历新政的部分建策才又以新的面目出现。

　　后来王安石总结庆历新政的得失，说仁宗性格上有毛病，耳根子太软，从善如流，从恶也如流。开始时对范仲淹的确很信任，但对改革阻力估计不足，遇到滔滔反对之声就缩回去了。首鼠两端，终致无所建树。其实，还有重要的一条，如果改革触到了皇帝所守的底线，就必然会中途失败。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无愧地做到了。不过，在长期的传统社会中，这样的仁人志士，总笼罩着悲剧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