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顺治时期最严重的舞弊案 主考官死后家属也得发配到宁古塔
还不知道：清代处罚最严厉的科场案的网友们，
科场案在封建时代并不少见，这是体制内固有的弊病，很难避免。考官收取贿赂或受人请托这种事不说每科都有，但几乎是十有八九。这种科举舞弊现象给国家选才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也有损朝廷的威望。因此，对于科场案的处罚力度也较为严厉。
明洪武时期，就曾发生了南北榜案，11名高官被凌迟处死。而清代顺治时期，发生的江南乡试舞弊案更让人骇人听闻，20名考官，除一人病死狱中外，其余全部死于这次科场案，参与舞弊的考生也受到了最严厉的惩罚，最后只有91名考生获得举人资格，而且还考了三次，这在中国科举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一
顺治十四年(1657年)，顺天乡试出现了考官卖关节舞弊案，子哦啊南京的江南乡试也发生了一起严重的科场案。我们知道，顺天、江南乡试是全国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的乡试。两处都出现了舞弊，这让顺治帝非常恼火，那么他又会如何处理呢?
这一科江南乡试放榜后，大家感觉很不正常。因为不少优秀的考生名落孙山，而很多平日里游手好闲、不学无术的考生竟然榜上有名。这让落榜者火冒三丈，他们将心中的怒火发在这次主持考试的考官身上，甚至还出现了追打考官的情况。
龚勋，进士出身，是这一科江南乡试的同考官，原职是安徽舒城县令，被临时调来阅卷。因为久在安徽任职，很少有机会来到南京，他乘着放榜之后便想领略以下六朝古都的繁华和秦淮河的风骚。
可是龚勋这一次游玩很败兴，途中被落榜考生认出，有的责骂，有的还动起了手，要不是跑得快，他可能被这群愤怒的考生们打得遍体鳞伤。更多的考生则是到南京夫子庙中跪在孔子像前嚎啕大哭，说这一次考试不公平，希望孔夫子能显灵为读书人出一口气，申一次冤。
事情越闹越大，社会舆论很快假如到声讨行列中来。很快矛头便指向了主考官方犹、副主考官钱开宗，认为他们收受贿赂，只看给钱多少定名次。有人还根据这一次的考题“贫而无谄”题写了一首诗，词牌叫《黄莺儿》，词曰：
“命意在题中，轻贫士，重富翁。《诗》云、子曰全无用。切磋欠钱，往来要通，其斯之谓方能中。告诸公，方人子贡，原是家殖家风。”
这首词很快风靡南京城，也向读书人传达了一个重要信息，如果没有钱送给主考官，你水平在高也考不上。如果你送钱给主考官，那么文章写得再差也能上榜。词的意思很明显，是讽刺方犹、钱开宗贪得无厌、营私舞弊。
追打考官、孔庙请愿、撰写诗词各种形式都有了，但南京的舆论觉得还少了一把火，他们又写了一本小册子，叫《万金记》，里面描述了两位主考官是怎么舞弊的，怎么收钱的。满腔怒火的考生们拿出了看家本领，将其描写的非常生动，因为传播速度很快，一时洛阳纸贵。
二
《万金记》很快传到了京城，并被呈到了顺治帝的御前。工科给事中阴应节感觉事态严重，于是在顺治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上了一道奏折，折子里说：“江南主考方犹等弊窦多端，榜发后，士子忿其不公，哭文庙，殴帘官，物议沸腾。”
阴应节请求顺治帝立案调查这次江南乡试存在的各种舞弊行为，顺治帝非常重视，马上下谕说：“方犹等经朕面谕，尚敢如此，殊属可恶。”
原来顺治帝希望通过这次江南乡试为国家选拔出一批贤能之士，方犹和钱开宗出发之前，他还特意召来谈话，叮嘱他们江南地区历来人才济济，你们一定要公平主持考试，一定要慎之又慎。没想到，谆谆告诫成了耳边风，这激起了顺治帝的暴脾气，马上发布谕旨采取了几项措施：
首先，将方犹、钱开宗革职，然后将其押解京师，与此次乡试有关的考官也尽快押解入京;
其次，根据舆论所说的情况展开调查，并让两江总督郎廷佐主持全面的调查;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肯定是要拿出个结果的，而且还得让皇帝满意，让天下读书人满意。两江总督郎廷佐经过仔细调查和审问，有了一些线索，向向顺治帝汇报说，有8名考生有重大的舞弊嫌疑。
这8名考生马上备抓起来审讯，有考生承认他们确实向考官行贿，以通关节(通关节即考生和考官事先约定的暗号，按此录取考生)的方式进行舞弊。顺治帝得知这一情况后，雷霆大怒，他下令将此次参与江南乡试的全部考官全部抓起来严加审讯。
因为出现了重大的舞弊情事，这次乡试的结果也让顺治帝非常拿不准。作为皇帝，重新举行乡试只不过是一道圣旨的事，而对于那些刚刚考中举人的考生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如果再复试中发挥不好就意味着到嘴的鸭子就要飞了。不用怀疑，新科举人的心情自然是非常忐忑，前途难料。
复试的谕旨很快下达，江南官员马上召集这次乡试录取的举人，通知他们尽快到京城参加复试。对于这些举人来说，其京城参加复试是一种巨大的身体和精神的折磨，当他们紧赶慢赶到了京城后，已经是精疲力尽，然而他们的苦难才刚刚开始。
三
新科举人到达京城后，顺治帝下旨将复试时间定在次年，即十五年(1658年)三月十三日，地点是太和殿。此次参加复试的举人共114人。同时，为了显示这一次复试的绝对公正公平，顺治帝吧考场布置的向刑场一样。史料记载说：“堂下列武士，锒铛而外，黄铜之夹棍，腰市之刀，悉森布焉”。
此外，复试的监考方式也很奇特，史料记载说：“是时每举人一名，命护军二员持刀夹两旁，与试者悉惴惴其栗，几不能下笔。”
在这样的环境下，那些没有见过大场面的考生哪里还有心思写文章。心理素质差一点的，更是紧张发抖，笔都抓不住，更谈不上写文章了。其中有一个叫吴兆骞的新科举人竟然交了白卷。其实他还是一个颇有才学的考生，只不过因为紧张过度，而无法作答。
七日后，复试结果宣布，其中一个考生叫吴珂鸣，顺治帝对他非常满意，并破格允许他不需要参加乡试，直接以举人身份参加殿试。可以说，以举人身份参加殿试的，有清一代仅此一人。
此外，还有74名考生复试合格，保留举人身份，24人基本合格，也保留了举人身份，但是不能参加接下来的两次会试，也就说要到七年以后才能参加会试。剩下的14个人结局就不妙了，一次复试就丢掉了举人的资格。
应该说，这次复试的结果是可信的，绝对不存在舞弊行为。可是十一个月后，即顺治十六年(1659年)的二月，顺治帝又颁下谕旨，说复试合格的考生，还要到京城去参加一次复试，也就是第二次复试。
地方官员和举人们得知这一消息后，觉得事态严重，可能比上一次更凶险。但是再凶险也得去，抗命不遵那是要掉脑袋的。第二次复试的考生除了上面提到的吴珂鸣已经考中进士外，剩下就是98名考生了。
所幸，这次复试比预想中要好一些，有90人保留了举人资格，8人不合格。这一批举人可以说是大清朝最合格的举人了，他们前后参加了三次考试才获得，在这中国科举史上绝无仅有。
至于顺治为何举行第二次复试，原因不明。但可以说明顺治帝显然是有些矫枉过正了，这对于考生来说确实是一各严酷的考验，而对于被淘汰的8名举人来说，也是不公平的。不过，在皇权时代，没有绝对的公平，接下来，顺治就该处理舞弊的考官了。
四
江南乡试科场案考官，是在顺治十四年十一月五日被举报的。但是，到了顺治十五年的十一月十九日，过了整整一年，负责案件审理的刑部仍然没有拿出具体的结果。顺治帝下旨严厉斥责，限令办案大臣“拟罪具奏”。
刑部官员接到谕旨后，顿感事态严重，于是突击审讯。十天之后，刑部向顺治帝提交了判决建议：“正主考方犹拟斩，副主考钱开宗拟绞，同考官叶楚槐拟遣尚阳堡，举人方章钺等俱革去举人。”
按惯例，刑部在定罪量刑是往往偏重，然后将其建议交给朝廷，皇帝往往会减轻一些，以此来突出皇恩浩荡，这是套路。但这一次顺治帝一反常态，认为刑部的处理太轻。他认为方犹、钱开宗敢把自己的话当耳边风，必须严惩以儆效尤，他说：
“方犹、钱开宗差出典试，经朕面谕，务令简拨真才，严绝弊窦。辄敢违抗面谕，纳贿作弊，大为可恶，如此背旨之人，若不重加惩治，为什么儆戒将来?方犹、钱开宗居者即正法，妻子家产籍没入官。”
至于其他18名同考官，顺治帝认为也该论死，“俱着即处绞，妻子家产籍没入官”。对于考生舞弊中的典型方章钺，则处于流放宁古塔，家产籍没的处罚。
至此，江南乡试科场涉案人员的处理结果全部出来了。史书对其评价是：“是役也，师生牵连就逮，或就立械，或于数千里之外锒铛提锁，家业化为灰尘，妻子流离。波及二三大臣，皆居间者，血肉模糊，长流万里。”惨烈程度前所未有。
顺治帝如此处置应该也是过了，可以肯定的是，除去正、副考官之外，剩下的18名同考官绝不可个个参与了科场舞弊。他们中不少是被冤枉的。那么顺治帝为何一定要处死他们，还要将他们的家属都流放宁古塔呢?其实原因也不复杂。
第一，这次江南乡试科场案影响巨大，在南京已经是民怨沸腾。顺治帝必须将要严惩涉案人员，才能给江南考生，天下读书人一个交代。基于这一点考虑，弃车保帅，无可厚非。
第二，顺治帝在开考前亲自召见了方犹、钱开宗，结果他们把自己的话当成了耳旁风，自己作为天子，脸面、威信何在?正是受了这样的刺激，所以在没有调查出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仍然大开杀戒。可以看出，一旦涉及皇帝尊严，遇神杀神，遇佛杀佛。
但话又说回来，乡试是国家抡才大典，是为朝廷选才，最重公平公正。科场舞弊行为的可恶程度超过一般的犯罪，其危害甚大。所以，即便是顺治帝误杀了几个考官，也情有可原，毕竟这有力地维护了科举制度的公正性，让那些胆敢伸手者望而却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