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为什么会在乾隆时期开始由盛转衰呢？

　　乾隆皇帝开创了大清盛世，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发展鼎盛，达到了我国封建时期的最高峰。当然，历史并不只是光辉的、先进的一面，还有其黑暗、落后的另一面。大清恰恰也是在乾隆时代，由盛转衰、走向了下坡路。

　　乾隆朝人口膨胀，大大超过了耕地面积的增加，人均占有耕地数量迅速减少，加上土地兼并严重，社会财富被集中到少数贵族、官僚、地主的手中，并且连年干旱，灾荒频发，吏治败坏，阶级矛盾逐步尖锐化，广大贫民生计艰难，不得不铤而走险。

　　下层的反抗斗争从零星分散的抗租抗粮，逐渐走向竖旗建号的大规模、有组织的武装斗争。乾隆三十九年，山东临清爆发王伦起义，在运河沿岸，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上发难，打破了近一个世纪中原无战争的升平局面。

　　接着，乾隆四十六年、四十八年，有甘肃苏四十三和田五领导的回民起义;乾隆五十二年有台湾林爽文起义;乾隆六十年有贵州湖南的苗民起义;至嘉庆元年，白莲教起义爆发，声势浩大，斗争持久，形成了对清王朝一次强大的冲击波。

　　乾隆禅位之日，星星之火，已燃烧称燎原之势。此后，全国进入干戈扰攘、战乱频发的时代，历经嘉庆、道光两朝50多年，清廷顾此失彼，疲于奔命。这场社会大动荡一直持续到近代的太平天国起义。

　　乾隆执政时期，既创造了大清盛世，晚年又矛盾丛生，那么他在哪些方面存在失误呢?总结起来，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重满抑汉

　　清政权实质上是满汉地主阶级的联合专政，只占人口极少数的满族必须团结汉族地主和知识分子，才能保持稳定的统治，乾隆帝基本沿袭了这一传统政策。尽管他本人浸透了汉文化的熏陶，但他对汉族的警惕、防范几乎超过了清代其他帝王，他对汉族大臣和绿营兵很不信任。

　　杭世骏在乾隆前期批评当时天下巡抚满汉参半，而总督则无一汉人。终乾隆之世，情况大抵如此，出任总督的汉人极少。乾隆时期，当政的文武大臣，前有鄂尔泰、讷亲、傅恒、张广泗、舒赫德、兆惠，后有阿桂、和珅、福康安都是旗人，只有张廷玉、于敏中少数汉员，身居要职，而他们也仅是供奉内廷，述旨撰诏，相当于皇帝的秘书，不是实际的决策者。

　　当时，满汉矛盾虽然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但始终是影响政治的重要因素。乾隆帝致力于保持满族的文化习俗和尚武精神。他认为这是清王朝长治久安的保证，他说：“马步箭乃满洲旧业，向以此为要务，无不留心学习。今国家升平日久，率多求安，将紧要技艺全行废弃不习，因循懦弱，竟与汉人无异，朕痛恨之。”

　　尽管乾隆帝再三告诫，并采取了种种措施，可是事与愿违，八旗贵族生活骄奢、浸染汉俗、废弃武事的趋势愈演愈烈，竟不可遏止。而一般旗人，虽有额俸，但清廷禁其从事生产和经商，致使日益滋生繁衍的满族衣食无着，发生了严重的生计问题，可说是爱之适以害之。

　　其二，文化禁锢

　　乾隆朝有文化繁荣的一面，不幸的是这种繁荣并未导致思想在性质、内容上的飞跃，反而时常遭到风刀霜剑的凌逼摧残。乾隆朝的文字狱和禁毁书非常苛严，有人估算乾隆朝文字狱有130多起，比康雍两朝大大增加。且多属捕风捉影，硬加莫须有的罪名。

　　士子吟诗作文，用字不慎，即招飞来横祸，乾隆朝因文字得罪的多是下层知识分子，罪名大多是影射讥讪，触犯圣讳，措词不当，实际上并无鲜明的反清思想。

　　鲁迅先生对乾隆朝文字狱有个说法：“有的是鲁莽，有的是发疯，有的是乡曲迂儒，有的不识忌讳，有的则是草野愚民，实在关心皇家”。由于乾隆帝以文字罪人，民间互相揭告，往往以细微仇隙，陷人死罪，官吏们怕失察受责，故意罗织罪状，张大其词。

　　为什么乾隆帝中叶文网严密，文狱迭起?这实际上是统治阶层对下层人民反抗的预防性反应。当时，大规模武装斗争尚未展开，但零星的反抗已渐频繁，乾隆帝日益感受到来自下层反抗的威胁，企图加强思想统治，显示镇压手段，以防不测，以儆效尤。

　　这种预防性反应出自统治者谋求安全的心理，罪名的真实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用严厉的惩处使社会慑服，将达摩克利斯之剑悬挂在可能的叛逆者的头上。

　　文字狱的恶劣影响，使得知识分子对现实，甚至对历史不敢议论，噤若寒蝉。龚自珍说：“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这正是乾隆时知识分子们共同心态的写照。

　　其三，闭关锁国

　　乾隆朝另一项政策失误，是变本加厉实行闭关政策。他虽然并不拒绝对外通商，但规定只开广州一口，制定了详细的章程，限制中外交往和贸易，并强化了作为贸易中介的行商制度，形成了对外封闭的严格体制。

　　乾隆五十八年英国政府派马戛尔尼使团来到中国，在热河觐见皇帝，提出扩大贸易的要求，但在觐见礼节上发生严重的争执，英国使团被拒。毫无疑问，马戛尔尼使团代表英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所提要求包含着侵略性的条款，一定程度上会给中国带来消极的影响。但当时的英国尚不能向中国发动武装进攻，只能采取和平谈判的手段，谋求进入中国。中国也迫切需要疏通外交渠道，进行经济文化交流，扩大视野，以了解世界的潮流，改变中国与世界的隔离状态。

　　然而，乾隆帝没有感到和外部世界加强联系和交往的紧迫性，他以天朝上国自居，轻视和蔑视外国，因使团的礼节不周，心中不快，砰然关闭了谈判的大门。

　　自大心理与愚昧无知蒙住了乾隆的眼睛，错过了认识外部世界的一次机会。中英两国如同两艘巨大的航船在逐渐接近，中国方面，从维护统治出发，希望与外部世界保持安静而隔离的局面，并力图取得外国表面上的臣服，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理。而处在产业革命中的英国却在全球寻找殖民地，开辟商品市场。两个国家的制度、传统、追求的目标完全不一样，一场大规模的冲突将不可避免。

　　乾隆帝作为18世纪中国最高的统治者，不但丝毫没有觉察，而且，他的政策堵塞了其臣民和后人去了解、探索外部世界的渠道，这反映了乾隆帝思想保守落后的一面，其影响深远，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恶果，应对历史负重大责任。

　　除了上面几点外，在评论乾隆帝的是非功过时，巡幸和土木两件事也是人们热议的话题。这里也有必要做一个简单的论述。乾隆帝一生到各地巡游，曾六次南巡，八次去山东、四次去盛京，五次西巡，一次到河南。至于热河避暑，木兰秋狝更多不可胜计。有人统计他一生的巡幸活动达150次之多。

　　乾隆朝国力强盛，财政充盈，故大兴土木。60年间，扩建和修建圆明园、清漪园、静宜园、静明园，加上康熙修建的畅春园，形成了“三山五园”的园林格局。他又大规模改建、扩建皇宫、中南海、北海以及寺庙、房舍、道路桥梁、城垣、兵营、官署。其规模之大、用工之精、耗帑之多以及艺术水平之高，为历代所不及。

　　巡幸和土木都要花费很多钱财，历代均视为劳民伤财的弊政。连乾隆自己都说：“工作过多、巡幸时举二事，朕侧身内省，时耿耿于怀。”但不管他人或是乾隆自己怎么看，平心而论，巡幸、土木应该一分为二进行分析。这里面当然有劳民伤财的一面，但如果转换一个视角，作为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的君主，重拱端坐，深居宫禁，虽然省钱省力，但是不接触社会，不了解情况，对运筹决策、用人施政是不利的。

　　历史上有很多从不出巡的皇帝，很多是昏庸之辈，而像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元世祖、明成祖、清康熙帝等雄才大略的君主却到处巡游。巡幸是封建君主与社会保持联系的一条渠道，虽然很狭窄而又间接，但对一个生长深宫与世隔绝的皇帝来说，保持这一点联系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乾隆出巡当然包含游山玩水的动机，但还有政治和经济的目的。如视察黄河、运河、浙江海塘，打围习武、训练士卒，考察官吏治绩、农业收成，风俗民情等等。

　　至于大兴土木，在乾隆自属欣赏享乐的浪费行为，客观上却又是进行城市建设、美化自然环境之举。那时候国家财力充足，在养兵给饷、军事征战、减免赋税、赈济灾荒、兴修水利等方面花费了大量的帑银之外，国库藏银仍多达每年财政收入的两倍。

　　乾隆时代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建设，不可能投资工厂、铁路或科学事业，富余的资金可能的流向是编纂图书的文化工程，以及建造园林、宫殿的环境建设。在各类工程修建中，普通的民众同样得到了实惠，清廷用工、用料不是劳役和征索，所谓“物给价，工给值，丝毫不以累民，而贫者转受其利。”

　　或许连乾隆自己也没有想到，他在大兴土木的时候，这些建筑如今都成了文物遗产和旅游资源。可以想象，假如没有乾隆，北京城将会是另外的样子。

　　作为后人，我们在评价古人的时候不能过于苛求，乾隆皇帝创造了盛世，这是应该肯定的一面，毕竟不是每个皇帝都有这个能力的。同时，在盛世时期爆发出的种种矛盾他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所谓是非功过任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