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期的崇文门到底有什么特殊的存在 为什么会被百姓称为鬼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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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清朝时期，北京内城有9道城门，即朝阳门、崇文门、正阳门、宣武门、阜成门、德胜门、安定门、东直门、西直门。和珅大人任职过的“九门提督”，指的就是这9道城门。

　　在这9道城门里，崇文门有些特殊，它被老百姓称为“鬼门关”。

　　这是怎么回事呢?

　　崇文门位于今天北京东城区崇文门内大街南口，在正阳门往东约3公里处。崇文门修建于元朝，历经元朝、明朝、清朝三代。在元朝时期，崇文门是漕运船只进入终点积水潭的必经之地。到了明朝，由于通惠河堵塞，漕运船只不再经过崇文门，崇文门转而成为南方各省北来粮货以及官商人等进出京城的重要关口，自然而然地变成了征收商税的绝佳场所。

　　1485年，明朝在崇文门正式设立税关，向官商人等征收商税。

　　清朝入关后，继续以北京为都城，崇文门税关也得到延续。并且，为了增加税收，清朝在京城9道城门都收税，统一归于崇文门，“京师九门，皆有课税，而统于崇文一司”。由于清朝时期，北京人烟稠密，客商往来频繁，崇文门税关的税收逐年增加。在明朝末期，崇文门税关每年还只有近9万两银子的税收，到了乾隆年间，这里的年收税就暴增到30万两银子以上。到了光绪年间，崇文门税关的年收税更是达到了90万两银子。

　　小小一座城门，就能贡献这么多的银两，因此朝廷非常重视，往往派遣朝中高官、皇族亲信直接管理崇文门税关。乾隆皇帝的大红人和珅，慈禧太后的弟弟桂祥，庆亲王奕劻的女婿那彦图亲王，都做过崇文门税关的监督。

　　俗话说：“雁过拔毛。”崇文门税关监督经手如此巨额的银子，当然要趁机大打捞一笔。和珅曾多次担任崇文门税关监督，他的管家刘全因帮办税务搜刮了20万两银子。桂祥只当了一年崇文门税关监督，就有钱将府邸翻建一新，剩下的钱还足够他下半辈子衣食无忧。那彦图两次出任崇文门税关监督，捞了20多万两银子。

　　蒙古学者崇彝做过崇文门税关的帮办委员，他在《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一书中写道：“余充崇文门税关帮办委员，岁约可得四五千金。据云派委所入视此不止倍蓰，监督岁入亦不过数万金。彼时视此差遂为京官最优者。”一名帮办委员每年都能赚到这么多钱，崇文门税关监督的收入就可想而知了。

　　放眼天下，什么样职位的油水能这样丰厚?因此，崇文门税关监督名列“京师十大优差”，让官员们趋之若鹜。

　　当然，崇文门税关监督要想捞到更多的钱，就得拼命在过往客商头上搜刮。

　　清朝时期，北京内城一律禁止烧锅酿酒，所有酒类都必须从外地运来，交给朝廷指定的酒商出售。朝廷一共指定了18家酒商，统一收售，统一在崇文门纳税。由于酒税很高，一般的酿酒小作坊根本就承受不了。

　　怎么办呢?为了生存，这些酿酒小作坊的伙计不得不铤而走险，将私酒装进猪尿泡里，挂在胸前，等夜深人静时，悄悄翻越城墙，用这种方法来逃避税收。翻越城墙稍有不慎就会掉下去，摔得粉身碎骨。所以，老百姓将崇文门税关称为“鬼门关”。

　　除了盘剥过往客商，崇文门税关对进京办事的官员也极为刻薄。

　　陈康棋在《郎潜纪闻》里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吴江陆中丞以山东布政使陛见，关吏所索过奢，公实不能与，乃置衣被于外，携一仆前行，曰：‘我有身耳，何税为!’既入，从故人借衾褥，事竣还之而去。”

　　这位可怜的山东布政使进京觐见皇帝，也被崇文门税关的官吏敲诈勒索。他拿不出钱来，只好将行李放在外面，只身进入京城，找朋友借衣服被褥，等觐见完毕后再归还衣服被褥，从容离去。

　　【参考资料：《清史稿》《旧京遗事》《郎潜纪闻》等】请选中你要保存的内容，粘贴到此文本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