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孝公将河西之地拱手让给了魏国？背后什么原因？

　　《大秦帝国·裂变》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少梁之战后，秦献公身中魏军公子昂的狼毒箭，不久去世，传位于公子嬴渠梁，即为秦孝公。下面为什么小编为大家带来详细的文章介绍。

　　秦国的危机悄悄来临，虽然在少梁之战中俘虏了魏国主将公叔痤，但面对魏国发起的六国灭秦之盟，秦国进入了灭亡边缘。

　　嬴渠梁为了秦国的生死存亡，以及为秦国争取时间，推行改革恢复穆公霸业。对魏国做出让步，放回魏相公叔痤，并且割让秦献公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河西之地，将秦魏的边界恢复到石门之战前。

　　这个是小说电视剧中的剧情，事情确实是有这么回事，但是发生的时间却有点张冠李戴了。其实秦孝公继位时的秦国，完全不是穷途末路的境遇，反而还有点欣欣向荣的迹象。

　　献公改革，秦国逐渐强盛，第三次河西之战，秦国收回部分失地

　　秦献公在魏国流亡时期，拒绝魏武侯的夺取秦国君位的条件。之后趁秦出子年幼，秦国内乱的机会，在秦国大夫的帮助下，回到秦国，夺得秦君之位。

　　秦献公即位后，锐意改革，意图提升秦国国力。先是割让部分土地，与魏国讲和，安定秦国边境。

　　对内学习魏国强盛的范式，废止人殉、迁都栎阳、扩大商业活动、编制户籍和推广县制。终于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秦国由弱变强，拥有收复河西失地的力量。

　　因为秦献公时期，秦魏和议的达成，魏国从魏武侯开始，就将用兵和战略重心转移到了中原的争霸中。

　　到了秦献公晚年，魏惠王执政时期，魏国和赵、韩的联盟关系已经瓦解，三晋内部为了中原的利益，矛盾重重。魏国和齐国、楚国也交锋不断，魏国深陷中原的战争泥潭之中。

　　因此，魏国在河西也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守，阴晋之战结束之后不久，随着吴起的出走楚国，魏国就开始在河西修筑长城，抵御秦军的反扑。

　　公元前366年，魏国在武城修筑长城，秦献公派兵击败魏军。同年魏韩联军进攻周天子的洛邑，秦献公以勤王的名义，出兵洛邑攻打韩魏联军，在洛阴击败联军。

　　公元前364年，秦献公发起规划已久的收复河西的战争，派遣秦将章蟜领军，进入河西，一路渡过黄河，攻入魏国的河东腹地，在石门大败魏军，斩首六万人。魏国获得赵国的支援，秦军才退兵。

　　公元前362年，秦献公趁魏国在浍水与赵、韩联军交战，再度发起河西之战，进攻少梁邑，在少梁之战中，秦军俘虏魏军主将公叔痤，占领繁庞城。

　　秦孝公继位后，延续献公收复河西的战略，持续对魏国用兵

　　少梁之战后不久，秦献公就去世了，秦孝公继位。孝公继位后，一面发布求贤令，寻求富国强兵的策略。

　　另一面继续对外用兵，继承其父遗志，收复河西之地。同年秦孝公向东发兵，围攻魏国的陕城，意图再夺河西要地。

　　结果此时魏国已经在浍水取胜，赵国、韩国向魏国屈服，赵、韩两国帮助魏国向秦国用兵，秦国不得不退兵，停止收复河西的步伐，但是已经占领的繁庞保住了。

　　从这里可以看出，秦孝公继位之初，并未出现小说中提到的危机重重的情况。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秦国的国力慢慢提升，已经不是魏武侯的穷国弱国了。

　　另一方面，魏国的战略重心转移到了中原，处在迁都大梁的时期，深陷中原争霸的泥潭中，跟各个国家都是和好一阵子，掐架一阵子，难以集中对付秦国。

　　秦魏和议，秦孝公让出攻占魏国的河西之地

　　公元前359年，秦孝公重用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先以《垦草令》拉开变法的序幕。第二年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在秦国国内推行第一次变法。

　　第一次变法实施后，秦国国力大增。此时魏国深陷与东方各国的争斗中无法自拔。公元前354年，秦孝公趁魏军围攻赵国邯郸之机，派出秦军进攻河西，在元里大败魏军，攻占少梁。

　　公元前352年，秦孝公派商鞅率军从繁庞城东渡黄河，进入河东，包围魏国旧都安邑，魏军投降，攻占安邑。次年商鞅又率军包围并占领魏国河西重镇固阳。

　　但是桂陵之战的失败，并没有令魏国元气大伤，战国第一强国的实力仍然存在。在邯郸，魏国迫使赵国签订城下之盟，魏惠王与赵成侯在漳河结盟，魏军从邯郸撤回。

　　与赵国结盟之后，魏国联合韩国，在襄陵大败齐宋卫等诸侯联军，齐国、楚国向魏国求和，魏国的霸业得以延续。

　　魏国解决完中原诸侯的纷争之后，调集军队，向秦国发动反攻，于公元前350年，夺回河东安邑，并西进包围固阳。

　　在魏军的咄咄攻势下，秦孝公被迫与魏惠王在彤地会盟修好，归还此前占领的魏国土地，缓和两国的关系。

　　从秦惠文王时代的第五次河西之战的情况来看，秦孝公被迫归还的土地包括少梁和繁庞，两国回到了石门之战前的领土边界。

　　秦孝公为何要割让辛辛苦苦打下的土地呢?

　　其实说句打脸的话，秦孝公不割让也不行，不割地的话，魏军也会自己再打回来。

　　公元前350年的秦国，虽然经过了第一次变法的加持，国力提升巨大，但是与第一强国的魏国相比，还是不够看的。

　　此前夺取的河西之地，都是因为魏国在中原与别国纠缠，被秦军偷袭夺取，并未与魏军主力交锋。

　　公元前352年，秦孝公已经任命商鞅为大良造，计划推行第二次全面的变法行动。同时秦国也在规划迁都咸阳，没有太多精力与魏军征战。

　　在推行第二次变法的关键时期，秦军经不起失败，眼看魏军夺回安邑，围攻固阳。秦军很难在河西与魏军主力的交战中取胜，一旦秦军在河西遭遇大败，有可能会招致贵族的反扑，那么秦孝公有可能步秦出子的后尘。

　　所以在这个关键时刻，索性不如与魏国议和，交出一些不太重要的利益，换得国内的稳定和安宁。变法成功后，提升军力，有的是机会再拿回来。

　　麻痹魏国，避免成为那只给猴子立威的鸡，魏国围攻赵国邯郸，本想把霸业推向高峰，结果被齐、楚敲了闷棍。虽然在襄陵找回了场子，但是这明显不是魏惠王想要的。

　　魏国接下来肯定还会找一只鸡来杀，秦国此时推行变法，最重要的就是安全的环境，如果不像魏国割地示弱，还梗着脖子硬挺，估计继赵国之后的另一只鸡，就是秦国没跑了。

　　正是因为秦孝公的巧妙运作，适当地向魏国示弱，让魏惠王感觉秦国没有威胁，所以才把目标定为正在轰轰烈烈搞变法的韩国。这才是秦孝公和商鞅高明的地方，如果这步走错了，秦国就是第二个韩国了。

　　最后，其实此时的魏国比之前更加可怕，桂陵之败前的魏国，可谓是跟各国都有点梁子，谁看它都不顺眼，都想干一仗。

　　但是襄陵之战后，魏国与赵国、韩国、齐国、楚国先后结盟，山东各国进入短暂的蜜月期。如果秦国这时候跳出来和魏国硬杠，真就说不定出现了《大秦帝国》开头的那一幕了，对秦国将是毁灭性的灾难!

　　所以秦孝公适时地服软，割地求和，让魏惠王满足了面子，这是极高明的政治手段，令秦国躲过了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