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历史上都是暴君吗?为什么会有“暴秦”这样的说法?

  下面由为什么小编给大家带来秦国的故事,感兴趣的小伙伴。

  秦国强盛以后,他们的军队被称为虎狼之师,国君被成为虎狼之君,意指秦国的凶狠。当然,这在当时肯定不是什么好的形容词,等秦朝建立后,又被贴上了一个“暴秦”的标签,那秦国真的只有“暴”没有”仁“吗?我们还是要弄清楚暴秦的由来究竟是怎样的,这次就准备和各位简单介绍下秦国历史上的仁君,以及为何在古人眼里秦朝最突出的还是这个”暴“字,想了解的朋友可以来看看。

image.png

  1、秦国历史上的仁君

  那篇让笔者不淡定的文章所及的秦国历史上的五位仁君,说的是:开国君主襄公、春秋五霸之一的穆公、倡导并遂行商鞅变法的孝公、鼎定战国后期霸主地位的昭襄王,和,最终实现大一统的始皇帝。

  襄公立国,但凡知晓相关历史,就会明白,那是通过战争手段实现的——西周末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独宠褒姒、废储另立,激出变乱,致宗庙崩摧;紧邻的“天子附庸”、“行政级别”仅为“大夫”(不是诸侯)的“秦邑”首领也就是后来的“襄公”,率本族子弟兵“勤王救驾”,又护送周平王东迁,周平王论功行赏、投桃报李,将其封为“伯爵”诸侯……整个过程中,“智”、“勇”,都当得;“仁”在何处,却不易察;非要拉扯,恐怕“忠”字会更贴切——对周王室的“忠”。战争、开国,就算能跟“仁”扯上关系,该也不在主流;用“仁”来形容任何一位开国君主,就我国历史而言,不敢说“谬”,但至少算不得“全面”,更说不上是褒扬。

  再说穆公——“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这是经典史籍《史记》借其后世之口对其人历史功绩的形容。平、霸……这样的词汇,跟公共认识的“仁”,能扯上关系?三置晋君,不管出于何等缘由,都肯定是“干涉别国内政”,且是即立君位这样的顶级干涉;何谈“仁”?秦晋之好,让一个女子为政治需要先后嫁给一对亲侄叔,简直有悖人伦,“仁”在哪里?还有,未必人尽皆知的——死后多达一百七十七人的殉葬!

image.png

  在“人殉”早已普遍成为“遥远历史”的公元前七世纪后期(秦穆公卒于公元前621年,历史上全面废除“人殉”最晚也是在四百多年前的周王朝建立之初)!这能叫“仁”?!

  孝公,就是用“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形容穆公的后世传人,或许相比前面两位,个性上更趋于“仁”;但其所着力推动、坚决践行的“商君之法”(商鞅变法),却是在史册上尽书血泪、当世乃至后世都谈之色变的“严刑峻法”!其在位二十余年间,倚仗这套令人发指的严刑峻法短期促发的国力、军力激增,多次对外用兵,攫取大片土地……战争!又是战争!还是战争!!战争与“仁”,是怎样的关系?能够怎样“辨证”?把战争换成亘古未有的严刑峻法及其铁血践行呢?或许,嬴渠梁,作为一个人,可谓“仁人”;但秦孝公,却很难对等地认为是“仁君”吧。

  昭襄王(宣太后之子),在位五十六年(纪年),以“会盟”为名扣押楚王(怀王),并长期囚禁,致其困死于秦国——使诈行强、破坏外交诚信、践踏别国尊严,说“耍流氓”都不为过,使秦国背上了“虎狼”之名……这叫做“仁”?长平之战,坑杀四十万俘虏,没有君主的允准或默许,哪个将领敢为之?这也叫“仁”?对打赢长平之战这么大这么决定性战役的将领(白起)一撸到底、诋毁迫害,及至逼死,也是“仁”?要说“就是”、“就是就是就是”,会不会觉得是脑子进水?

  始皇帝,千古一帝、皇帝之始,持续十来年、死亡人数过百万的平灭“山东六国”战争的总指挥;对被征服国家的都邑及人口密集城市大规模、有组织屠城的决策人,跟“仁”字怎么“搭”?别说什么“历史必然”。历史的必然,指的是“大一统”趋势;但实现大一统,是否除了战争、屠城,战争加屠城,再无他法?血腥悲怆的大一统之上,透支民力、铁血压服、焚书坑儒,都是“仁”?除了“就是”和“就是就是就是”之外,还可能的另一个答案,恐怕也就是让《大秦赋》的“创作情结”洗脑了。

image.png

  2、暴秦的由来

  纵观历史,凭着今人的见识,品咂下来,觉得“暴秦”之“暴”,有两层含义:

  一是“现象层面”的,即形容作为诸侯国的“秦”和作为大一统帝国的“大秦”的军国式“暴性”——好战逞强、法令严苛、崇信武力、扩张野心,还有,很重要一点——敌视天下。由所有这些作用、化合而成的“国家性格”,就算非要结合所谓“历史局限性”和“大趋势”,以“暴”喻之,稍嫌刻薄,却也无论如何不能说是“仁”吧!

  “暴秦”之“暴”的另一层含义,可以说是只能从今人角度“审视”而见的“深切层面”或说“本质层面”,便是或许很多人不能接受而却铮铮存在的历史悲剧——野蛮战胜文明。顺着《大秦赋》的热度而涌现出的众多说法、论调中,就有人发出“野蛮战胜文明”的“异声”。

  其具体语境,大致是说《大秦赋》及其“背靠”的特大长篇历史小说巨著《大秦帝国》,因为这样那样的理据、情由,刻意把“秦”描画成“先进者”,甚至将其托高到华夏文明的“高峰”甚至“源头”,是在推崇“成王败寇”思想、“唯胜利论”,是本质的错谬和大大的误导;进而接续到“野蛮战胜文明”话题,举出蒙元灭宋、满清代明等实例,不无道理。

  那稍后就出现的秦国五位“仁君”的文章,或很多少含着之于这番“不无道理”的针对辩驳意味,无外乎想说“秦并不野蛮”或“秦不应归于野蛮之列”;进而又有说法称,后世,尤指秦朝紧后的汉代,更尤指西汉贾谊之辈,“暴秦”、“暴秦”地说,“天下苦秦久矣”地叹,是“余痛未消”之下,出于褒扬“汉”而刻意“妖魔化”秦的政治目的;细品品,还是“唯胜利论”——西汉胜利了,所以……

image.png

  贾谊那时候(汉文帝时期),秦、大秦帝国,在“官方政治语境”下,是不能提的,是禁忌;个中原因,多重而复杂,涉及汉王朝开立的诸多历史细节,绝非一言以蔽之的“窃取历史成果”,也并不是“抚天下恸、予民休息”这么冠冕堂皇;而在复杂且严厉的大环境下,贾谊的《过秦论》,一把揭开“黑盖子”,精到而生动地辨析当时还“热乎”着的历史,该是冒着被“封号”风险的,而不大可能是什么“为现实政治服务”。

  如果说,贾谊的“智勇”及笔者上述推想,不足信;那就再多看一眼《史记》。司马迁老爷爷,是宁受宫刑不改著述的“驴脾气”;怹老人家著书还有个后世所有史书都没有的特点,就是把怹认为相似度高的人物,打破年代甚至朝代界限,放在一块儿说;其中突出一例,便是《屈原贾生列传》——将屈原和贾谊这两位相隔数百年、既不同朝也毫无“乡里牵带”的人物,写在了一篇文章里,是因为这老俩位都是既睿智又“驴性”的“敢言者”。至少,司马迁是这样认为的。

  如果说贾谊“不可信”,那屈原呢?司马迁呢?都不可信?

  不反对怀疑。甚至不反对“抬杠”。可借着上述五位“仁君”来怀疑,来抬杠;拿一部满眼“不可知细节”、充斥“唯胜利论”以及至少也可以说是“有欠考究”的乡土情怀的当代文学作品来怀疑、来抬杠,就……怎么说?不说了吧——说粗话不好。

  至于“野蛮战胜文明”,诸多原因、禁忌,也不多说,只提两点:

  一,历史的“胜负”,无论如何,都是“必然”和“偶然”相遇、相合而成。

  二,从来就没有绝对的“文明”和“野蛮”!过去、现在、将来,皆然!

image.png

  3、仁与君的悖论

  仁君,作为我国历史对某些君主的形容,早在国人的认识中成了“惯用词”;并由于国人普遍的思维与认识模式,长久以来,具备了相当的甚至是颠簸不破的合理性。但细究起来,这可以说是个逻辑悖论——仁、君,仁慈、仁爱、宽容,和,君主、帝王、执国者,作为两大“组”概念,本身相互间是缺乏契合性的,可以说,不宜这么去组合。

  仁,是咱们汉语独有的字眼、词汇。按笔者浅见,其意,有两个层次,即“个性”的层次和“社会”的层次。

  其中“个性”层次,应该主要是指善良、温和、公允、悲天悯人之类的品格、秉性,更倾向“天赋”、本真,但并不属纯然天性,须后天引导、塑造。亦即:仁,作为个体的一种品性特征,既须遗传这类生物性本源,也须后天主体环境和“大环境”的作用。好像用词重复了——后天主体环境和“大环境”——主体环境、大环境,有什么区别?

  有区别。

  往清楚说——对于一个简单自然人的个体而言,后天的主体环境,想要指代的是其自幼生长的、密切的,周边小环境,比如:家庭、最亲近长辈和共同成长者(兄弟姐妹、玩伴)、启蒙教育,等等。相对应,大环境,更指诸如所处时代的主流社会特征、所属族群和局部区域的公共性格特征、所处国家或较大地域的社会总体状况,等等,其实已渗透“个性”层次与“社会”层次的界限;对普通人来讲,所谓“社会”层次,大抵也就到这程度。

  君,在这儿是指独裁或具有明显独裁特征的集权统治者,不涉及“君子”之类其他指代含义;是“天地君亲师”的“君”,不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君”。

  为“君”者,大抵两类人——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的强者,和,他们的血亲后代。强者、开拓者、创立者、侵略者、投机者、掠夺者、权谋者……必定与众不同,无论角度、侧重、善恶;其后代,多多少少会从生物学意义上继承其类似特性,而其中,关于“仁”的因素,不能说没有,但该不是“显性”的、主流的。就是说,凡为“君”者,骨子里,都不太可能会“仁”字当先。

  至于“后天”,上述“主体环境”里,即便有“仁”,也多半会显得刻意、做作——自古帝王家,教育子女时,大多总体会往“仁”、“逊”、“礼”的方向倾斜,而针对众多子女中既定的唯一继承者,则会在“适当时候”,施以特别的教育和示范;而那些特别的教育和示范,诸如“帝王术”,跟“仁”一毛钱关系都没有!表面化、刻意化、说教式的“仁”,在“双重标准”下,配以与表面刻意灌输的那些截然相反的周边现实,但凡有点儿志向和相应才具的“君”或其圈定的“储君”,只要不向“昏”的方向滑,再“仁”能“仁”到哪儿去!

  可见,所谓“仁君”,最多只是寄望、愿景般的形容或以偏概全的“盖棺定论”。

  历史上,谥号里带“仁”字的帝王,多出现在封建社会中期和晚期,虽不乏其例,但真正称得上“有做为”的,却乏善可陈。中古以前以至上古,因为“大环境”相对更险恶、“君家”的“主体环境”尚不健全以及“盖棺定论”还比较诚实等情况,被誉“仁”字的君主,几乎没有。

  或许,历史长河中,有过不少波的“仁政”,但基本都是阶段性、非本质、出于特定政治诉求的,跟“君”的品性,并无直接的、贯通式的关联。

  简单而武断地说,“君”的“本质”是“不仁”。在此基础上,“仁君”,就是不成立的概念。即:“仁”与“君”之间,存在逻辑性的相悖特征,实事求是的话,是不能放在一起的。

本文由程序自动从互联网上获取,其版权均归原作者所有,文章内容系原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对观点赞同或支持。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