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的崛起离不开司马错,为什么他的名气却很低呢?

  说起秦国强大的原因,我们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商鞅推行的变法,这个固然没错,但是秦国还有另一个人才,他的贡献并不亚于商鞅,这个人就是司马错。

  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司马错曰:“不然。臣闻之:‘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贫,故臣愿从事于易。夫蜀,西僻之国也,而戎狄之长也,而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诸侯不以为贪。今攻韩劫天子,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不如伐蜀之完也。”

  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既属,秦益强富厚,轻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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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国策 秦策一》

  文章有删节

  公元前316年,商鞅变法二十多年后的秦国,面临着往东走还是往西走的战略定位问题:往东走,挺进战略核心地段,夺取战略中心高地;往西走,取得丰富的资源,补充强国所需的能量。

  鬼谷子的弟子张仪提出往东走,打击韩,削弱楚魏,控制战略中心地段:周王朝。秦国要当老大,就得往竞争最激烈的地方发展,占领天下的制高点,张仪打的牌是“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要在最显眼的地方争名利,简而言之就是“争名利”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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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大需要能量补给

  而司马错站出来反对往东走,他提出“西进”。他用三个“务必”来解释“西进”的必然性:想要国家富裕,务必要有广阔的土地资源作为物质供应基础;想要国防强大,务必要有足够的国民财富作为军事产业支撑;想要成就王业,务必要有健全优良的管理品质。

  而秦国的战略劣势恰恰是“地小民贫”,国土狭小,国民贫困,说白了就是身子骨还弱,这点家底无法支撑起强大的国防,要获得物质支撑和能量补给,那就得“西进”。

  司马错进一步分析西进的可行性,巴蜀地域广阔,资源丰富,人口稀少,而且管理混乱,力量弱小,军事上容易征服,打起来就像豺狼追逐羊群,不用多大的伤亡就能把它拿下来。投入少,赚取却大:领土立即会大面积增加,财富立即就会海量地增加。

  更重要的是风险低,这么一块宝地不和东边六国接壤,是“西僻之国”,把它打下来在诸侯国之间不会引发有多大动静,不会导致其他国家的干涉。拿下一块含金量极高的宝地,却无任何风险,不用付出大多代价,按照现在的说法,秦国可以廉价“并购”西部。

  相反,如果向竞争形势紧张的东部诸侯国推进,就会顶着侵略韩,劫持周天子的恶名,蒙受道义上的压力。东方诸侯的游戏规则已经很成熟,道义往往和利益捆在一起,丧失道义就是丧失利益。所以东进是一项高风险高成本低收获的投入。

  对比之后,秦惠王选择西进,当年十月出兵征服西蜀。有西蜀作为物资供应基地,秦国硬朗起来,变得“强富厚”,从此更不把东方诸侯当成一回事。司马错打出的是“强富厚”战术。

  后商鞅时代的秦国固然有先进的体制,但如果没有司马错提出“西进”的战略,就难以获得足够的能量补给,从而只会成为一个地区性强国。如果听从张仪往东方冒进的战略建议,甚至很可能就死在东进的血腥之路上了,若干年后出现的可能不是秦始皇,而是齐始皇,楚始皇………从这一角度而言,司马错的功劳不在商鞅之下。

  战略要地未必存在于竞争最白热化的地区,有时候存在于那些看似边缘化的地带,它们显得无关紧要,却含金量高,投入少,收获大,风险低,又能培育你的战略优势,成就你的强大。读《司马错论伐蜀》,当作如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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