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灭亡真的与胡亥有关吗?历史的真相是什么
秦朝(前221年~前207年)是由战国时期的秦国发展起来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
秦王嬴政先后灭韩、赵、魏、楚、燕、齐,完成统一大业。前221年,嬴政称帝,史称“秦始皇”。为什么小编为大家带来相关内容,感兴趣的小伙伴快来看看吧。
有人说秦朝灭亡的原因是二世昏庸,对,也不对。
二世的责任只有两方面:其一, 继位手段不正,给予他人造反的一个借口;其二,
在关东起义造反之后没有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也就是说,二世只是造反的借口,也只是应对不力,但造反并不是他造成的,至少95%以上的原因和二世没有关系。
二世为他人背了太多的锅。当然,也并不是说二世问题不大,二世昏庸无能没错,但是他的昏庸从时间上来看还来不及造成任何坏处,要知道陈胜起义是在二世元年,就算是二世是撒旦下凡,他也没能力这么快就搞得全国水深火热。
那么这个责任要谁来担呢?两个人!一个,秦始皇!他具有无可推卸的责任!另一个,商鞅!
这就要从秦国商鞅变法及法家思想来说了。自从《大秦帝国》这部剧火了之后,很多人对秦国这个国家的认识简直是调转了540度,对法家思想也大肆吹捧。甚至很多人认为法家思想是法治的启蒙。
然而,先秦的法家不但和今天法治有天壤之别,甚至和两汉之后的法治也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严格来说,所谓法家,他的核心思想可以说甚至和“法”这个字都没有多大关系,法家的核心思想不是“法”,而是“军”,法家的核心理念是:一、如何打造军国主义的政府和国家,供国君调遣;二、如何高效地攫取民力,以充军实。
战国乱世,谁的枪杆子硬,谁就是老大,商鞅变法正是针对这个目标而施行的。所谓法家,最根本的行为只有两个:消灭君主的政敌、从老百姓那里攫取到最大的资源和力量。军功爵、废井田都是出于这个目的。所谓“法”,只是因为所攫取的力量来源是老百姓,而要攫取他们的力量必须赋予他们劳动的权利和资本,而要赋予他们一定的权利,只能是从贵族手里抢,这才使得“法”这个概念产生出来。
所以说先秦的法家所谓的平等法治,只是因为要从贵族手里夺取利益才这样说,和我们今天所谓的平等完全是两码事。甚至为了能最大限度地攫取民力,法家需要民众像机器一样只会干活,不会思考,这也是法家愚民思想的成因之一,我们可以从商鞅、韩非、李斯多人的理念中,发现法家思想是要禁锢老百姓的思想,他们只能干活。
这样的制度,的确可以迅速地提升自己的军事力量,然而,另一方面,这样的制度实际上是在透支自己国家的经济力量。很多人说,商鞅变法刺激了经济发展,没错,从某些特定方面来讲,的确是这样,商鞅变法在攫取民力的同时,确实也提升了民众的生产能力。但他所刺激的经济非常单一,只有两方面,粮食和桑麻,其他方面则因为商鞅变法基本归零,而且粮食桑麻这些方面也是生产处一些产品立即就是被国家拿走,无法形成资源积累,扩大生产,这就是这种经济不可持续的原因。
然而,很多人会问,秦始皇有六世余烈可以奋,没有看出什么透支国力的兆头啊?的确是这样,秦国富国强兵之后不断的打击六国(所谓富国强兵中,强兵是真的,富国实际上只做到富国君),从六国处不断地压榨土地、金钱、人力,自己国家老百姓所透支的力量,全部可以由掠夺来补给。然而,灭了六国之后还能这样吗?
我们可以看到,秦商鞅变法之后,所有的动作都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在战国乱世,的确是这样,所以我们不能否认商鞅变法的正确性。因为商鞅所想做的,的确做到了,秦国很快拥有了最强大的军事实力。然而这种制度在战乱时期是可以的。到了和平统一时期,却会为国家带来灾难。当然,这我们也不能怪罪商鞅,因为商鞅可能根本就没有想过秦国统一之后的事情。
那为什么法家思想会为和平时期的国家带来灾难呢?这我们就说说这位秦始皇了。商鞅也许没有责任预料统一之后的事情,但是秦始皇却不能推卸这个责任,统一之后该采取什么样的国策,是作为一个合格帝王必须考虑的问题。
秦始皇没有意识到这个时候,是需要更改国策的时候了,这时候商鞅的制度已经不适合这个庞大帝国了,这时候需要采用的是老子的治国理念了,然而长期的法家熏陶使得秦始皇不可能意识到这种变化,法家思想的禁锢不单单是禁锢了老百姓。
秦始皇的做法是延续法家治国的方式,两个特点:其一、继续愚民,这也就是为什么会有焚书坑儒,虽然焚书坑儒的真相是什么,焚的什么书、坑的什么人争论很多,但是一点是没有的洗的,不管怎么明面上说原因,实际上的动机都是要限制思想和言论,焚书坑儒看似是秦始皇的个人行为,实质上这受法家思想的延续。
其二、
继续集中力量办大事,可以说秦始皇已经习惯了六世祖宗攫取民力干大事的习惯了,在统一之后,仍然是这样,实行法家思想的必要条件,是要有外部的敌人,所以才用了法家思想的秦始皇有敌人要干,没有敌人创造敌人也要干,所以有了修长城、造宫殿、征南越。甚至开句玩笑的说,由于长期的集中力量干大事,导致秦始皇在统一之后攫取了民力不知道该干什么,只能去找些事情干,当然不是说这些事情不重要,而是这些事情并不像战国时代那样迫切和要命,不干立马就死。
商鞅和秦始皇都没有意识到,这种透支国力的行为在战争年代可以考掠夺来补充,然而在和平年代,却无法持续,因为民众无法承担这样的压力。其实压力还是那些压力,只是以前秦国民众有的掠夺、有的补充,现在的秦帝国百姓只能陷入“内卷”。于是秦国不堪重负,这是秦帝国爆发动乱的最根本的原因,有人说秦朝灭亡是因为秦始皇死得太早,我只想说,秦始皇死得越晚,秦帝国的动乱威力越大,因为这个动乱就是他自己造成的。
刘邦真正出色的地方,正是他不但看到郡县制的好处,还看到了法家思想的弊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历来王朝国力上升的时期,基本上都是无为而治(相对的无为,并非啥都不做),汉的高惠文景、唐的太宗高宗。但是,黄老之治是无法令君王满意的,虽然这样的制度其实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因为轻徭薄赋让老百姓有了更多的生产资源和选择,只有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源积累在老百姓的手中,他们才能进一步扩大生产能力,形成不断创造新的资源的循环。
但这样的制度无法把力量集中到政府手中。于是汉武帝又想起了法家思想,然而对于秦朝灭亡心有余悸,所以他需要对法家思想进行一下包装,所有有了董仲舒所谓的儒家,所以说汉朝的儒家,是加上是外儒内法,所谓霸王道杂之,实际上王道只是说一说,真正袖子的藏着的是刀子。即便有儒家的包装,汉武帝时期仍然走向了实质上的法家,所以汉武帝仍然没有逃脱汉朝国力由盛转衰的极值点。
其实,诸葛亮才是真正意识到了这样的法家制度只有靠外来的资源来补充,才能弥补国家对于百姓的过分攫取,所以诸葛亮才不断地提出北伐的口号。一来,明确告诉这些利益被剥削的益州本土阶层,我们的都城在长安和洛阳,全天下的资源都是我们的,我给你们画饼,你们别闹。
二来,我也却确实北伐,但是抢资源就是吃柿子捡软的捏,我打陇右,给你们抢一些容易的资源,虽然不是来自长安的资源,但是确确实实也给你们抢到了资源,饼虽然不是老字号的,但总归是有一点,还是你们别闹。当然,事实是,陇右这个资源也没抢到,好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