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仅存在了15年，跟法家有什么关系？
秦朝仅存在了15年，跟法家有什么关系?下面为什么小编为大家带来详细的文章介绍。
“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贾谊的《过秦论》，一直被公认为对秦国灭亡原因的最经典论述。因此有很多人这么认为：法家使秦国变强，但也使其灭亡。
这个观点显然有失偏颇，秦国的强大确实源于法家变革，但它的灭亡却是特定时代环境下、偶然与必然因素的共同作用，该背锅的并单单不是法家。
秦国的强大起于商鞅变法，不过在随后的上百年中，秦国的法家体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现实的变化不断进行完善。到了战国后期，基本上接近韩非子汇总的“法、术、势”三者相结合的状态。
法，就是将君王的意志、政权的诉求以法律条令的形式体现出来，代表了国家的利益所在;它取代儒家所主张的仁、德等治国理念，成为界定秦国人行为的唯一标准，从而高效地实现了思想的统一，让秦国成了上下一致的精密机器;
术，可以理解为驭人之术，帝王想要国家机器中的各级官员不打折扣地落实、贯彻法令，需要有套路地驾驭群臣。法家为此提出了很多方法，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翻看《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
而所谓的势，就是帝王手中的权势，“势者，胜众之资也”，这倒跟儒家“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的主张大同小异。
法家的体系看似复杂，实际上背后的运作逻辑非常简单粗暴：利用人性的弱点。他们认为，人的本性都是趋利避害、追求物欲的，所谓的道德标准在这些动物性面前不堪一击;最直接有效的，莫过于以奖赏为诱惑、以惩罚来逼迫，双管齐下、促使人们按照秦国统治者的意愿行动。
比如秦国的军功爵制，就是以爵位与金钱的赏赐，激励人们奋勇拼杀;同时，他们还主张轻罪重罚，以实现“以刑去刑”的目标，即以严酷的刑罚阻吓人们犯更大的“错”。
而“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指的是什么呢?
最大势，也就是当时的形势。吞并六国、统一天下后，秦国原本以奖惩支撑起来的严密体系一下子失去了敌人，严苛的法律随之丢掉了产生效力的土壤，客观上亟需改进，但当时的统治着却抱着旧皇历无动于衷;
另一个势，就是掌握权势的人变了。法家体系要求帝王具备相当的素质，而当秦始皇驾崩后，同样高素质的公子扶苏未能如愿接班，秦二世、赵高这号人掌握了权力，秦法就沦为了纯粹的恶法。
这么看来，秦国的灭亡，法家确实是罪魁祸首。但对这个问题，我们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
第一，秦灭六国后的一些做法，其实已经违背了法家的主张。
法家能够在战国时期产生巨大威力，并不单单由于严苛、刻薄，他们的很多主张其实完全契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韩非子·亡征》中，列举了很多可能导致国家灭亡的红线，秦朝皇帝们触碰的有这些：
“凡人主之国小而家大，权轻而臣重者，可亡也”，臣子的封地、权力比君王还大，国家极可能亡。显然，赵高就是这种臣子;后世两千年的封建时代，凡是权臣鸠占鹊巢的王朝，基本也好不了;
“好宫室台榭陂池，事车服器玩，好罢露百姓，煎靡货财者，可亡也”，君主喜好修建宫殿楼阁池塘、爱好车马服饰玩物，总是让百姓疲劳困顿、压榨挥霍百姓财物的，国家可能灭亡。这一点就更明显了，秦始皇、秦二世都犯了这种错误，秦朝无视民力、毫无止境的浩大工程，等同于给秦朝自掘坟墓。
“太子未定而主即世者，可亡也”，还没立太子、皇帝就死了，国家很可能亡。这说的不就是秦始皇吗?如果他早点立扶苏为太子，哪会让胡亥攫取大权?
“狠刚而不和，愎谏而好胜，不顾社稷而轻为自信者，可亡也”，帝王如果凶狠暴戾不随和，自以为是，拒绝劝谏、不顾国家安危的，可能灭亡。秦始皇被后世儒生称为暴君，但从史书中记载他对待尉缭、李斯的方式以及对韩非子的评价来看，对于人才，他是比较“随和”的，而且颇能纳谏。而胡亥就是完全相反的状态了。
“挫辱大臣而狎其身......怀怒思耻而专习则贼生，贼生者，可亡也”，君主折磨污辱了大臣而又亲呢他，这些人心怀不满、耿耿于怀，那么劫杀事件就会产生，国家可能灭亡。秦始皇对待赵高的方式，显然就犯了这个错误：赵高曾经犯下大罪，蒙毅原本要依律将其处死，可惜秦始皇却因看重赵高的能力能力而赦免、重用了他，后来果然因此害了蒙氏兄弟，更坑死了自己的王朝......
(其他的就不在此一一列举，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翻看《韩非子》。)
第二，继续沿用法家机制，其实没问题;问题在于配套措施出了问题。
当初秦国推行法家变革为啥没灭亡、反而更强大?轮到国土更大的秦朝时就不行了呢?熟读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当初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时，遇到的抵制也不小，不仅朝中贵族纷纷反对，民间前去都城表达不满的人也不在少数：“令行期年，秦民之国都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数”。
但依靠秦孝公的支持，商鞅拿犯法的公子虔开刀、确立了威信，随后辅以残酷的杀伐，保证了变法的顺利开展。
万事开头难，到了十年后，秦国变成另一副模样：“行之十年，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也就是说，变法推行十年后，人们从中得到了实惠，纷纷改变态度、对变法大加歌颂。
而在统一六国后，要将变法推行到全天下，难度显然比当初更大。但此时的秦朝犯了两个错误：
秦朝统一天下、并实现大一统的直接管理，这是开天辟地、前无古人的壮举，面对的抵制、阻力自然非同小可，客观上需要做好应对准备。但当时的秦朝却重外轻内，军事部署重心在长城与岭南，同时还正往北方大规模输送物资，准备提高与匈奴的战争规格，对内疏于防范，以至于大泽乡起义爆发后朝廷调动兵力不及，给了东方各国贵族后裔一窝蜂复辟的机会;
对于春秋战国数百年的战乱，秦始皇认为原因在于分封制：“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因此他无视丞相王绾等人在燕、齐、楚等远离关中地区设立藩王的建议，推行了最为彻底的郡县制。这当然是高瞻远瞩、魄力的决断，但也许太过于理想化、节奏太快了。到了后来，果然是这些地区首先爆发了反秦起义。西汉建立后，刘邦吸取这一教训，采取了郡国并行制，正是吸取了这一经验。
概而言之，秦朝的灭亡，并不单单是法家的问题，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实后来的西汉在制度上与秦朝相比并无多大不同，区别就在于他们有针对性躲开了秦始皇、秦朝掉进的坑，通过适当变通、循序渐进的模式，促成了大一统格局的落实;通过数十年的恢复，当历史推进到汉武帝时期，我们可以发现他的很多举措跟当初的秦始皇大同小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秦朝是在给汉朝探路而已;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如果没有它的灭亡，也许很难有汉朝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