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嘉庆时期苗民叛乱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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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六十年(1795)至嘉庆元年(1796)发生的乾嘉苗民起义(清代官方文献称之为“湖贵苗变”)是清中期的军事历史事件，不仅有很多历史资料的记载，而且随之产生了一批文学作品。在这次起义中，石柳邓、石三保、吴八月、吴天半等苗民领导者密切配合，在湖广、贵州交界的崇山峻岭间与清廷作战。先后占领了乾州等城镇，与清兵血战两年余。
乾隆、嘉庆两任皇帝先后派出福康安、和琳“二大帅以七省官兵挞伐二载，而未底定”。福康安、和琳先后病殁前线，镇筸总兵明安图、贵州提督花连布等大小将佐二百余人丧身苗疆战场。“乾嘉苗民起义”虽然最终失败了，却触动了清王朝在湘黔两省的统治秩序，促使朝廷重新调整了对待苗民的相关政策。
1985年由湖南省历史学会等单位联合发起纪念乾嘉苗民起义190周年纪念会暨学术讨论会，参会代表提出：第一，这是一场有汉族人民参加的反抗清王朝封建统治的阶级斗争。第二，具有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双重性质。第三，是一次反抗清王朝封建统治阶级的民族歧视、压迫和剥削，争取民族平等、自由和发展的武装斗争。
一、乾嘉苗民起义的历史背景
清初的“改土归流”，对于苗区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康熙四十二年(1703)清政府以礼部侍郎席尔达和湖南巡抚赵申乔、提督俞益漠等统大军进攻湘西镇草地区苗族，半月之内，屠杀苗民数千人，以其地设乾州、凤凰两厅，不久，又废除凤凰厅五寨长官司。
雍正五年(1727)，永顺宣慰司被迫纳土，改永顺司为永顺府，设永顺、龙山二县。雍正六年(1728),废桑植、保靖二土司，设桑植、保靖两县，归永顺府管辖。雍正七年(1729)，清廷用兵威逼湘西上六里苗族“编户输租”，设永绥厅(今花桓县)。雍正八年(1730)，清廷又派兵进攻铜仁府“坡东、坡西”苗族，设松桃厅。雍正十三年(1735)，川东酉阳土司献土，设酉阳直隶州，接着邑梅、石耶、地坝、平茶四长官也被迫献土，设秀山县，属酉阳直隶州辖。
以上从1703年到1735年，大约三十年多一点的时间，在有土司管辖的苗区均已改土归流”,在无土司的苗区也已设官建制。从此，湘西一带苗区就完全纳入清王朝统一的政权直接管辖之下，这一变化不能不对苗区政治经济文化带来重大影响。
“改土归流”对于原来土司辖区，废除土司的封建领主所有制，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和出租，有些地区还允许农民自由占田。龙山县农民自由占田达二百九十多顷(每顷合一百亩).对于原来地主的田地，由官府发给执照，确定“有产之家，永为世业”。“改土归流”废除了这些地区的封建领主所有制，促进了封建地主制的发展。
至于原来没有土司直接管辖，或虽设过土司，而土司势力实际没有深入的苗族聚居区。如永绥、乾城、凤凰，松桃的坡东坡西等地，在设厅县以前，是以什么所有制为主，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根据当时封建王朝的规定：永顺土司“担承镇苗，保靖担承草苗”。但是，土司实力并未深入苗区，连封建统治者也认为“毫无实效”。所以，还不能说是封建领主制占居了统治地位。清王朝在这些地区实行所谓“改土归流”时就采取了有别于土司统治区的特殊措施，即用武力镇压或威胁而设厅县。
湘西苗区设官后，另一重大变化，就是流官客民大量拥入苗区，打破了苗疆的封闭状态。满汉官吏和地主奸商用放账的方式残酷剥削苗民。一般说来，官兵大放其“营账”，客民大放其“客账”。结果，“苗人穷苦居多，其田土大率为民家所盘剥”。据不完全统计，仅永绥、凤凰、乾州三厅，从康熙到乾隆的百余年中，满汉地主官吏侵占苗民的田地就达四万多亩，除了苗疆边沿地区以外，在苗疆的中心区全部是设立厅县之后才被兼并的。
永绥城外的土地，原来均为苗民所有，设厅后六十余年，“尽占为民地”。结果造成“客民之侵占日见其多，苗疆田地日见其少”和“苗众转致失业，贫困无度者日多”的现象。这就是说，“改土归流”之后，满汉封建地主和官吏成了深入苗区的直接统治者和剥削者。这种发展趋势是导致产生乾嘉起义的直接原因。无怪乎一部分无力与满汉地主官吏竞争的苗族百户寨长也在“逐客民，复苗地”的口号下参与起义斗争了。
“改土归流”和苗区设厅县之后，在经济文化上是起了很大变化的。首先是客民大量流入苗区：永绥从雍正十一年(1733)至乾隆十六年(1751)的不到二十年的时间，新增客民一千九百一十四户。其他苗区也新增了很多客民，客民大量流入苗区，不仅增加了大量劳动力，改变了地广人稀的状况，而且使劳动者的素质逐步发生变化，特别是客民带来的先进工具和生产技术，对于促进苗区生产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据记载：永保苗区原只知种杂粮，稻米主要仰给外市，山中水田也很少种稻，偶尔种点，也耕作粗放，不太讲究耕褥，收成极差。客民大量进入后，不仅水稻种植面积增加，而且耕耘技术也不断改进，故收获大增，产量赢内地一倍。
古丈苗区稻谷产量也有很大提高，好田亩产毛谷已达四石，与附近汉区差别不大。水利设施也有很大改进，有条件的苗区已广泛使用水筒车、手摇式“娱蛤车”灌溉田地。永顺、龙山地区还使用了“冲筒”、“水礁”、“水磨”、“水碾”。开垦的熟田地也大量增加：永顺、龙山、桑植。保靖已有熟田一千零一十七顷;古丈的田土，己有非常之三是水田，非常之四是熟地。
手工业和商业也有发展。据记载：“苗民入市与民交易，驱牛马，负土物与杂粮、布绢诸类以趋市场，易盐，易蚕种，易器具，以通有无。”
综上所述，湘西一带苗区在乾嘉起义前正处于“改土归流”和设立厅县之后，经济文化教育正在开始发展，阶级关系也正在发生变化。但由于满汉官吏地主深入苗区、大量掠夺苗民田地，又使广大苗民与满汉官吏地主的矛盾日益尖锐，这就是乾嘉起义爆发前苗区的基本情况。
二、满人官场文化对战争带来了哪些负面影响?
所谓官场文化，就是调节官员群体相互间、以及官员群体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成文规则体系与潜在规则体系的总和。其中的潜在规则体系大多数时候是在行政中为维护利益平衡，由各种政治派别在政治运作中逐步创制出来，是通过集体无意识形成的。一个军队的战斗力，除了与军队所拥有的官兵人数、素质、武器等有关，还与他们背后的官场文化有着紧密关系。
满人入主北京之后，经过一百多年的经营，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一个快速反应的军事指挥与反应体系。这是从前的历代政府所望尘莫及的浩大工程。清朝的“六百里加紧”奏报驿递体系，已经覆盖全国绝大部分地区。从而保证了中央王朝对全国各地的快速指挥与决策。
以湘黔边苗疆来说，这里历来号称边远，明朝虽然在此建立了严密的军事防御体系，但是驿递还是相对落后。清朝却在此建立了快速通信系统。从苗疆发往北京的战报，四千多里路程，启用“六百里”加紧快递，只要七天即可到达。湖南巡抚姜晟，于乾隆六十年二月初六日，从沅陵县拜发的六百里加紧奏折，二月十三日就到了在北京皇宫的皇帝手上。
这在当时，差不多是最快的速度了。战争爆发时，位居北京的皇帝可以利用这条高速通信系统直接指挥前线军事。我们将这条通信系统称之为“快速作战反应系统”。清朝皇帝对这个系统厚爱有加，也非常自信，也就频繁使用。但在苗疆战争中，乾隆皇帝与军机处的大臣阿桂与和珅等人，对布置在苗疆的十数万大军频频发号施令。
没有军机处的上谕，前线的将军常常不敢轻举妄动。否则，一不小心犯了错误，就会招来杀身之祸。这在某种程度上，压制了前线军官的积极主动性。战场上瞬息万变，前线指挥员却没有最终指挥权。一旦投入战斗，无论这个系统反应多么灵敏迅速，都是赶不上战场上的变化形势的。过分强调最高决策机构的指挥权，影响了战斗在第一线官兵的主动性。身处前线的将军们，常常为等皇帝的新指示而贻误了大量战机。
必须指出的是，对快速作战反应系统的自信，只是从技术上来说。从战争指挥权来说，这也反映了满人官场文化中，已经将皇帝在行政上的至上正确性转移到军事上，即认为皇帝及其智囊团具有绝对正确性。这样的领导体制，对于战争是否完全适合?从苗疆战争实践来看，这是比较失败的。
比如，到底是采用“剿”还是采用“抚”，最高指挥者是摇摆不定的。就乾隆及其智囊给福康安下达的指示来说，就发生过多次反复。前线将军们也就常常摇摆不定，不知如何措置。这就是清朝在指挥系统设计上的缺陷。整个战争的统一指挥权集中到北京皇宫的军机处，战场上不同省的军队之间只有一种柔性的“节制”权，北京鞭长莫及，来回半个多月的信件指挥，错过了无数战机。
三、苗民战争中的文学色彩
“乾嘉苗民起义”中，最让乾隆皇帝痛惜的是两大重臣兼宠臣福康安与和琳的去世。他们是身赴苗疆前线的总督，也是统兵大帅，却先后在苗疆病卒。这一点，满洲贵族的笔记小说、苗族民间故事，乃至汉民族文人的小说都有直接或间接的描绘。
按照清廷官方史料记载，福康安的死因是：“为苗疆水土恶劣，福康安于积劳之后，猝患时症，调理不愈”而“溘逝”的。而和琳之死在《钦定平苗纪略》中也有详细记载，他由风寒转成痢疾，仅十余天便病死了。
乾隆皇帝为悼念自己的爱将，作了《闻贝子大学士福康安在军营病故诗志悼惜》，诗曰：“到处称名将，功成勇有谋。近期黄阁返，惊报大星流。自叹贤臣失，难禁悲泪收。深恩纵加赠，忠笃哪能酬?”表达了对福康安功勋的肯定与痛惜之情。而福康安也有对自我的肯定，他曾而福康安也有对自我的肯定，他曾在铜仁重修了东山寺，后来他在奏疏中写道：“余亦仰赖神庥……从此苗境肃清，封疆绥靖。俾此方之民，成得安其土，乐其业，永享太平之福。”福康安自认为是为朝廷效力的功臣，安抚了一方，但却没有获得苗民的认可。
在苗族民间故事《吴王显圣》中，将福康安的死描述为死于吴八月的阴魂显圣：“(八月)把关刀一摇，千把万把刀子，劈得清兵三股死了两股，吴王一望，还活着一股，于是又吐了一口气，化作一阵暴风，把狗官兵刮下千丈悬岩，粉身碎骨。恶贯满盈的福总督抛尸燕子岩，打后，清官吏改为贝子岩，我们呢?叫死猪岩。”
而和琳的死，竟然与在乾州厅和石而和琳的死，竟然与在乾州厅和石柳邓等起义将领谈判时受到粘粘法惊吓有关，苗族故事中二人皆死于非命，与官方的记载完全不同。二人之死的传闻对征苗队伍的总体战略、军心和士气都产生一定的影响。
福康安与和琳之死也被汉民族文人屠绅委婉写入了征苗小说。“乾嘉苗民起义”之时，屠绅恰好历官滇黔，他创作了文言小说《蟫史》，这部小说的主人公甘鼎的原型便是总理苗疆边务道员傅鼐，金大都督可能影指福康安。
在《蟫史》卷九中，青苗大帅鲜椰在《蟫史》卷九中，青苗大帅鲜椰子用法术变化出癞牛病马，一牛咬金大都督的脚趾，斩断牛头，牙齿都不脱落，金大都督被送回大营就死了。在这段叙事中，金大都督之死的设置是为了引出“佩金刀”等相关情节，增添以报仇雪恨为目的的斗法内容，也预示了官兵必然战胜苗兵的结局。
在现实的“乾嘉苗民起义”中，金大都督的原型福康安确实于嘉庆元年(1796)五月病死于前线，我们只能推测屠绅彼时恰在云南为官，可能听到过关于福康安之死的传闻，将之融进了小说情节之中。
《蟫史》卷十一也花了大量篇幅描写新到任的“债侯”斛斯贵，这个人物可能有和琳的影子。斛斯贵中了苗人之蛊：“虽贵者多福泽，不患其不病而至死矣”。后来斛斯贵“头风方剧，肺病转深”，与《钦定平苗纪略》中所记和琳的死因非常相似。只是从最终结局看，小说叙述者让甘鼎在神人秘授的卷图中找到治疗方法，又安排天女木兰与瘴神作战，挽救了斛斯贵的性命。
满、汉、苗民族文学作品对“将帅之死”呈现出不同的描述，这种现象既反映出各民族对于战事的愿景与理想的不同，也映带出苗疆独特战争环境的苦恶、军旅同僚倾轧的严重、战争双方死伤的惨重，显示了满汉文人对清廷的维护，苗民对“征服者”的反抗意识，同时这些作品中的“将帅之死”也包含着对历史真实的重新演绎与阐释。而屠绅的《蟫史》则更能够体现出相对客观的叙事态度，可见文学作品在反映“平苗逆”的态度上已发生改变，趋向了重新认知、协调与融合的倾向。
结语：
在这纵横100公里，面积不足1万平方公里的武陵山腹地，展开了一场长达2年的战争较量。一方是朝廷训练有素的20万大军，另一方则是由农民临时组织起来的“乌合之众”———苗民义军，男女老少加起来也不过9万人。
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较量。在朝廷及各级官员看来，几乎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彻底平息“暴乱”，但事与愿违，战争没有朝着外界预期的方向发展，战争延续两年多才结束。虽然清王朝完成了镇压叛乱的目的，但乾嘉时期的苗民起义无疑给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带来了深刻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