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清朝对外国人的管制有多严？不能带妻子不能随便出门…
今天为什么小编给大家带来起初清朝对外国人的管制有多严?感兴趣的网友们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1839年3月10日，背负禁烟使命的林则徐到达广州。
迎接钦差大臣莅临的不仅有当地的官员，还有一部分外商——那时候他们通常被中国人称为“番鬼”。具体到各国，还有各种独特的叫法，如英国人是“红毛鬼”，美国人是“花旗鬼”，丹麦人是是“黄旗鬼”，葡萄牙人是“西洋鬼”，而葡萄牙人在澳门出生的后代是“澳门鬼”等等。
这些“番鬼”中有个叫亨特的美国青年，他后来还帮林则徐翻译过外国的报纸。他写过两本书，一本叫《广州番鬼录》，一本叫《旧中国杂记》，详细描述了鸦片战争前“番鬼”们在广州的生活情况。
▲威廉·C·亨特
那个时候，外国人想在中国居留，其难度不亚于中国男足获得世界杯冠军。亨特如果能穿越到现在，看到刚刚公布的《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他可能会惊讶的下巴脱落。
一、憋屈的番鬼
1757-1842年间，广州一直都是中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
中国政府规定，所有来广州做生意的外国人，都必须住在广州西南的郊区。因此，在那片划定的狭长地带，出现了很多外国人租赁的“商馆”，也称“洋行”。每个商馆里，最多只能雇佣8名中国人作为仆役，担任挑水、扫地、做饭等工作。
亨特回忆，他们一再被当地的官员提醒，“我们被容忍在这块地方暂住，是由于天朝对远来夷人的仁慈和怜悯”。因此，他们必须“听话和服从”，“惶恐战栗”，不可“冥顽不驯，以致干犯圣怒”。
这些外国人还不能一年到头呆在商馆里，他们在茶叶贸易季节结束之时，就必须离开广州，乘船返回本国，或是至少撤往澳门。也就是说，他们不能留在广州过冬。
平日里，他们一个月只能在固定的三天出来走动走动，其余的日子里必须老老实实的呆在商馆里。而且他们在出门时，还必须要有一名通事跟着，予以监视。
官府还规定，外国人不许携带他们的女人——也就是“番鬼婆”来广州。因此，整个商馆就像是寺庙。亨特曾经抱怨，“我们这些可怜的广州人，都是身不由己的修道士，就连女人的声音，即使你不爱听也罢，都是一种奢侈品，广州政府的官员是不允许他们的外国同性享有的。对这一点，就如波斯人所说的，让他们的神去惩罚他们吧!”
▲外国商馆
天朝的规定可不是闹着玩的，如果外国人敢出现在广州以外的地方，那么他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根据亨特的回忆，1837年，一个印度水手因为船舶失事，随水流飘到福建海岸，被当地官府抓捕之后送往广州。
广州的官员认为这个印度水手罪大恶极，公然违反不容更改的法律，即“皇帝出于对外夷的体恤，限定广州为唯一接待远来番鬼的唯一口岸”。后来这个水手在很多外商的一再求情之下，被广州的官员宽大处理，把他赶回了印度。
虽然中国政府对外国人的活动范围作出种种严苛的规定，但是在农历新年，还是给了外国人一点与中国人民同乐的机会。在珠江一条支流的河口，有一个叫做“花地”的花园，外国人可以去游玩，还可以在那里吃饭。届时，很多去游玩的外国人和中国人会在一起赏花、放鞭炮、抽烟、说笑话、聚餐，大家在一起其乐融融，互相道恭喜发财。
中国政府除了在居留上严格限制外国人，在其他方面也有很多难以理解的规定。比如严禁外国人学习中文。中国人认为古典的读写能力本身就是一种权力，而夷人本质上并非人类，所以他们没有权力学习伟大的中文。不但夷人不能学，中国人也不准教。
175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位叫洪仁辉(James
flint)的翻译航行至天津，向那里的官员递交了一份给中央政府的请愿书，申斥广州海关监督对外商的盘剥与压迫。但是乾隆的关注点不在于这个英国人所反映的内容本身，而在于他居然会写中文。况且，请愿书是上层官员的特权，夷人怎么可以擅自向朝廷申诉?于是，乾隆下令将洪仁辉流放，而他的中文教师刘亚匾则被处死。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严苛的规定——
外国人不能坐轿子;
外国人不能擅自前往城门呈递禀帖;
外国人不能接触中国官员;
······
二、天朝的恩赐
这种让外国人透不过气起来的管理规定，其实有着深层次的文化背景。
中国人自春秋时代就已经有夷夏之防的观念，这种观念建立在极强的文化意识之上，认为华夏文化才是真正的文明人的高等文化，而四周的游牧民族，比如夷狄，毫无文化可言，是野蛮人甚至与犬羊同类。自秦汉以后，这种夷夏之防的观念，加上古老的天命观与儒家的德化主义，逐渐形成中国人的天朝意向。
这种观念历经两千多年，亘古不绝，根深蒂固。到了清朝时期，因为闭关锁国，导致中国人由自信到骄傲，由骄傲到傲慢。当时的中国人，认为凡是处于中华文明教化之外的所有部族、民族和国家，都处于原始、野蛮的状态，尤其是那些金发碧眼、鼻子老大、满脸小雀斑的西方人，看起来就感觉怪怪的。
苏州诗人陆嵩材就说英国人“白者乃真鬼，语音类禽鸟，胫长眠多毛，眼绿疾顾”。因此，他们在中国人眼里，基本上跟牲畜差不多。
例如两江总督牛鉴曾说，“彼虽畜类，亦具人形。譬如桀犬狂吠，本不足以论是非，及投以肉食，未尝不摇尾而帖伏。”
因为他们只是外形上像人，但本质上并不是真正的人类，所以他们在生理上有根本缺陷，比如， 诗人汪仲洋认为，“
英夷之腿极长，青布缠裹，直立，不能超越腾跑。睛色碧，畏日光，卓午不敢睁视”;学者俞正燮认为“中国人肺六叶，洋人四叶、心七窍，洋人四窍、洋人的肝在右边、中国人的肝在左边、中国人的睾丸有两粒，外国人的睾丸有四颗。”
▲19世纪广州十三行的茶叶商行
外国人有生理缺陷，他们要想维持生命，就只能靠中国的大黄、茶叶，否则就会因消化不良而死。例如林则徐在一份拟交英女王的文书中强调：“大黄、茶叶、湖丝等类，皆中国宝贵之产。外国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
这就是为什么清政府会居高临下的告诉外国人，我们允许你们来做生意，是因为大皇帝仁爱万物，推恩外服，怕你们因为没有大黄、茶叶而活不下去。所以你们必须要千恩万谢，不能有任何出格的想法，比如想在中国长期居留。
一旦外国人有任何出格的想法或行为，违反了天朝的禁制，那么天朝就会封锁港口，停止贸易，以显示天威，迫使外国人屈服。正如上文提到的那位审核印度水手的官员所说，
“那些人，像老鼠一样，到处无孔不入，总想私自潜入中华领土，最近不是企图进入闽江吗?如果不是我们雷鸣般的大炮给他个惊天动地、震撼五岳的齐射，他们就闯进中国来了。天子出于仁慈，把广州开放给他们，他们却不知足，这不是都有记载吗?如果广州把夷人全部赶走，他们几年里喝不上茶，用不上大黄，那样他们就会懂得大皇帝对他们的怜悯了。”
尽管有的中国人表面上对这些夷人客客气气，但骨子里还是对夷人充满了蔑视。夷人自诩的良好教养，在中国人看来都是野蛮行为。根据亨特的记载，一个叫罗永的中国人在给他的一个亲戚的信中这样描写“夷人”的饮食：
“番鬼”们坐在餐桌旁，吞食着一种流质(汤)，接着他们大嚼鱼肉，这些鱼肉都是生吃的，生的几乎跟活鱼一样。然后，桌子的各个角都放着一盘盘烧的半生不熟的肉;这些肉都泡在浓汁里，要用一把剑一样形状的用具把肉一片片的切下来，放在客人面前。我目睹了这一情景，才证实以前常听人说的是对的——这些番鬼的脾气凶残是因为他们吃这种粗鄙原始的食物。
其实，人家吃的只不过是再正常不过的西餐。
三、打开的缺口
鸦片战争，那些野蛮人用坚船利炮逼迫清政府签订了城下之盟。
《南京条约》第二款规定，“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大英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君主派设领事、管事领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
▲《南京条约》签订
这款规定意味着不但外国男人可以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居留，就连外国女人也可以。耆英知道道光帝肯定会火冒三丈，于是在奏折中长篇大论“夷妇”可以居留的理由，比如——况英夷重女轻男，夫制于妇，是俯顺其情，及以暗柔其性。
不管你信还是不信，反正我是信了。
《南京条约》还有个补充，《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英国人利用清朝官员对国际法的无知，便施展种种骗术，玩弄文字游戏，榨取额外权力。
条约第六款规定，“广州等五港口英商或常川居住，或不时来往，均不可妄到乡间任意游行，更不可远入内地贸易，中华地方官应与英国管事官各就地方民情地势，议定界址，不许逾越，以期永久彼此相安。凡系水手及船上人等，候管事官与地方官先行立定禁约之后，方准上岸。倘有英人违背此条禁约，擅到内地远游者，不论系何品级，即听该地方民人捉拿，交英国管事官依情处罪，但该民人等不得擅自殴打伤害，致伤和好。”
茅海建教授在《天朝的崩溃》里评价这款规定，
“按照国际惯例，清朝不开放的五口以外地区本属内政，可以国内法自行定之。深悉此理的英方，因此同意将此项载入条约，却又作了手脚：一是五口的开放范围要由双方“议定”，清朝无权作主;二是违禁英人的处治由英方决定。特别是“不得擅自殴打伤害”一段文字，使得这项原本由英方画押的不准英人至内地游历的禁令，一下子成了清方出具的保证违禁英人不受伤害的承诺。”
《虎门条约》第七款则规定，“在万年和约内言明，允准英人携眷赴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港口居住，不相欺侮，不加拘制。但中华地方官必须与英国管事官各就地方民情，议定于何地方，用何房屋或基地，系准英人租赁;其租价必照五港口之现在所值高低为准，务求平允，华民不许勒索，英商不许强租。英国管事官每年以英人或建屋若干间，或租屋若干所，通报地方官，转报立案;惟房屋之增减，视乎商人之多寡，而商人之多寡视乎贸易之衰旺，难以预定额数。”
1845年英国从《上海租界章程规定》中取得第一块租界。由于外国人在租界享有治外法权，导致理应受中国政府管辖的上海居留地，变质为凌驾于中国主权之上的“国中之国”。此后，外国人源源不断涌入中国，他们不但可以在中国居留，还可以享受不受中国法律束缚的特权和自由。
从广州贸易对外国人严苛的人身限制，到口岸租界对外国人包庇的无法无天，这一切的转变，还不到半个世纪，至今想来，令人不胜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