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作为明末的最后势力 为什么南明注定无法复国呢
还不知道：南明为何不能复国的网友们，
明朝末年国力衰微，李自成趁此机会攻入大明都城，崇祯见不是对手，在煤山上吊自尽。没有逃跑、没有投降，真正做到了“君王死社稷，天子守国门”。崇祯死后，大明王朝宣告灭亡，李自成攻入都城后，皇位还未坐稳，便被清军推下了台。
虽说，大明都城被占、天子已死，但是，明朝残余势力还在，直到清朝时期，想光复大明的人都有不少，就像今天我们要说的主人公朱由榔。
朱由榔是桂王朱常瀛的儿子，皇家子弟，贵不可言，在曾经的那个年代，家族爵位是可以世袭的，朱由榔便继承了自己父亲的爵位成了新的桂王，若是大明王朝一直不衰败，他或许还能一辈子衣食无忧的生活，可是，生于乱世之中的他，注定无法一辈子平淡生活。
身体之中的皇家血脉，更是注定了他不平凡的一生。在大明朝灭亡以后，朱由榔在一些大臣的支持下，于广东肇庆继位，建年号为永历。而于此同时，另外一个皇家子弟朱聿粤在广州称帝，建年号为绍武。
但是，永历、绍武却是水火不容。都说“一山不容二虎”，自然明朝的政权也不可一分为二，谁都想当皇帝，谁也不愿意退让。按理来说，国难当头，朱由榔和朱聿粤应该团结一心，先攘外在安内，可惜，他们非但没有如此，两股政权未来谁是正统争的头破血流、矛盾重重。
两股政权的争夺，最终，以绍武被清军所灭而告终。其实，绍武政权的灭亡，何不是断了光复明朝的羽翼呢?在绍武被灭以后，永历政权也举步维艰，朱由榔为了躲避清军逃往广西，过起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与此同时，除了朱由榔想要推翻清朝外，还有一大批的农民军也有如此信念。他们多是李自成旧部，李自成虽已经死亡，但是，其羽翼还在，有共同目标在一起也正常。朱由榔也是走投无路了，联合农民军就是他唯一的选择。
当时农民军有兵力，朱由榔的身份可以笼络民心，两者联合使广东、四川等地的抗清斗争再起。不久，永历政权控制的区域扩大到了云南、贵州、广东、广西、湖南、江西、四川七省，自此，南明也有了一定的势力。
永历政权毕竟刚建立不久，而且，一直都在抗清，内部的整治并不好。1652年的时候，孙可望、李定国也投靠了农民军，永历势力逐渐壮大，在两者联合之时，孙可望、李定国差不多已经把云南都占领了，同年攻入湖南、广东，打败了驻守桂林的南王孔有德，又在衡州杀清军统帅亲王尼堪。
不得不说，这李定国真称得上是一位猛将，若就此发展，永历和清朝对抗也只是时间问题，可惜，孙可望和李定国就在这时不和，两虎之争让清廷找到了机会。
李定国战功累累，威望也是越来越高，孙可望本就是一个心胸狭隘之人，自是不愿让其他人越过自己。为了让自己成为南明的一把手，孙可望决定谋杀李定国。李定国不想内部相争，便自愿离开，顺便带兵收复广州等地。没想到，李定国战争失利，李定国回到贵州，接走了被孙可望挟持的朱由榔。
这也直接让两人的正式爆发，第二年孙可望出兵攻打李定国，孙可望虽有八万大军，但人品不行，很多将士都不愿意与他为伍。人心所向，李定国赢也在意料之中。公元1658年，孙可望自知在永历无立足之地，便向清朝投降，拱手把广西等地给清廷，永历因此元气大伤。
公元1659年，朱由榔被清军追杀，无奈逃入缅甸境内，被缅甸人困于草屋之中，生活的非常屈辱。李定国多次和缅甸方交涉，想要接回朱由榔，可都遭到拒绝。
朱由榔被困的缅甸，内部政权不稳，缅甸国王新的哇达姆摩刚杀了自己的哥哥成功继位，因为，谋夺皇位的手段不堪，国内还是有很多人不服他。就在这时候，吴三桂出兵要求交出朱由榔，缅甸此时自身难保，自然不敢与吴三桂为敌，只好同意交人。
为了骗取朱由榔的信任，吴三桂假意与他联盟，让他的属下一个个出门喝饮咒水。当朱由榔下属依次出去之后皆被杀，朱由榔最后的屏障也没了。为了苟全性命，朱由榔写信吴三桂，希望他能留自己一命，可是，当时的吴三桂已经是清朝之人。
在吴三桂眼中，朱由榔若在，有心之人就不会放弃光复大明，对于这样一个危险人物是断不可留的。此时的朱由榔真可谓是孤立无援，手下的大部分人死于阴谋之下，身边仅仅只有二十几个人，这么点人完全没有抵抗之力。之后，朱由榔沦为了阶下囚，被押送到昆明。
永历帝朱由榔被吴三桂抓后，几个八旗兵看到永历帝的容貌，感觉永历帝具有帝王之相，先后聚集不少人，争相剪掉辫子，最后企图救他但没有成功。按理来说，像朱由榔这样的人物，应该被押到北京由清廷统治者亲自处理的，但是，吴三桂担心夜长梦多，也怕途中出现变故。
最终，吴三桂在请示清廷统治者之后，就命人把朱由榔等25人押到昆明篦子坡活活绞死，之后的“迫死坡”名字，就是这样得来的。到了清代道光年间，地方官员觉得这个名称有损于朝廷威名，对执政者是个讥讽，对老百姓会存有潜意识的逆反心理，就把这坡改名为“升平坡”，并立“升平坡”短碑于坡头。
但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虽然坡头的石碑可以改头换面，可“逼死坡”的旧称始终不绝。
参考资料：
【《明史·卷一百二十·列传第八·诸王五》、《南明史·卷三·昭宗本纪一》、《南明史·卷四·昭宗本纪二》、《明季南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