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翰林院有何变化？区别在哪里
还不知道明清时期的翰林院有何变化的网友们，
翰林院在中国历史上是较为特殊的机构，它是封建社会中一个颇具代表性的官僚结构，同时，它带有极其鲜明的儒家文化色彩。西汉的杨雄的《长杨赋》中曾云：
聊因笔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为主人，子墨为客卿以风。
这是“翰林”二字的最早出处，本意为：文翰如林，有才学之人荟萃如斯。
公元738年，唐玄宗李隆基建立翰林院，翰林院学士逐渐取代了中书舍人的位置，成为为皇帝起草各种敕令和圣旨的主要机构。宋朝时，翰林院的位置日渐重要，也有部分宰相出自翰林院，例如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蔡京等，在当时，翰林院已经成为培养宰辅的渠道之一。
到了明朝，特别是在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以后，翰林院的政治作用凸显，明英宗之后，官场流行一句话，叫“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这句话充分说明了翰林院的高门槛、大前途。
到了清朝初年，尤其是在雍正建立“军机处”之前，翰林院在清朝也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对比明清两代翰林院的制度，来浅谈清朝在翰林院的三大“创新”。
明清两代翰林院简述
1.明朝翰林院：从词臣到储相之地
明朝翰林院的成立较早，在朱元璋建立明朝的前一年(吴元年，公元1367年)，在南京已经开始筹建翰林院。最初名为“翰林国史院”，第二年，明朝建立，改名为“翰林院”，其最高官职为翰林学士(正三品)。以下还有侍讲学士(正四品)、修撰(正六品)、编修(正七品)等职。在建文、永乐等不同时期，翰林院的人员建制和官员品级有所改变，但大同小异。
当时翰林院的主要职能有五点：
其一，编修国史、实录和全国地理、水文等书籍。
其二，协助六部制定法令、礼乐等制度。
其三，给皇家讲解经史等传统典籍。
其四，帮助皇帝草拟敕令、诏书。
第五，协助主持全国乡试、会试、殿试等。
另外，翰林院还要做大量的奏折、文书的誊抄、归档事物。
洪武十三年，因胡惟庸案爆发，朱元璋彻底废除了宰相制度。大权独揽后，因精力有限，翰林院开始分担一部分政治职能。据《明太祖实录》卷139记载：
命法司论囚，拟律奏闻,从翰林院、给事中及春坊正字、司直郎会议平允，然后覆奏论决。
从这以后，翰林院学士开始参政。
到了明成祖朱棣登基后，为了应对繁杂的政务，朱棣成立了“内阁”，第一批内阁大臣一共有七人，都来自翰林院，据《明经世文编》所载：
太宗皇帝入继大统，首摧翰林编修，初建内阁于奉天门内，简任翰林之臣七人其中，所职代言,属时更新，凡制诰命令诫救之文日移，而礼典庶政之议，及事之关机密者,咸属焉。”
这里提到，朱棣登基后，对翰林院的七人非常重用，所有的诏令、礼典，政务等涉及机密的事情，都会让这七人来处理。从此之后，翰林院大臣入内阁的惯例形成。特别是到了明英宗之后，形成了“无翰林不入内阁”的惯例。从宣德年间的“三杨”开始，再到明朝中后期的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人，明朝翰林院为内阁提供了大量的政治人才。翰林院庶吉士等职成了朝廷的储备宰相。翰林院已经不再是明朝之前的文学侍臣的代名词，而成了炙手可热的政治机构。《明史·选举制》对这个时候的翰林院评价为：
翰林之盛，则前代所绝无也。
2.清朝翰林院：生而坎坷，渐而盛极
清朝建立后，继承了明朝大部分的政治制度，但是，翰林院的设立时间较晚(顺治元年)。在此之前，皇太极于天聪三年，设立了文馆。光绪年间所著的《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记载：
天聪三年，设文馆于盛京。
当时的“文馆”，并非是文人聚集之所，而是招纳和安置汉臣的主要机构。到了天聪十年，文馆的人员越来越多，改文馆为
“内三院”，内三院包括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内三院的成立，颇有翰林院的雏形，因为内三院设置了“大学士”一职。《清史稿·职官志》云：
始亦沿承政名，后各置大学士一人，掌院事。
直到清军入关，顺治元年成立翰林院。因为最初供职于翰林院的大多是汉臣，这和一些满洲勋贵的利益相冲突，所以在顺治二年六月，顺治迫于压力，撤销了翰林院，翰林院人员又归内三院管理。到了顺势十五年，顺治裁内三院，复设翰林院。但是，为了平衡满汉大臣，翰林院设置满汉掌院学士各一人，其他的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也都是满汉各二人。
但是，顺治十八年，顺治又重蹈覆辙，撤掉了翰林院，恢复了内三院。这期间，满汉文化冲突严重，满汉文臣也存在这非常剧烈的碰撞。直到康熙九年，康熙决定以原来的内三院为班底，重设翰林院，并成立内阁。《清圣祖实录》卷33记载：
命改内三院为内阁，其大学士、学士官衔，及设立翰林院衙门等官，俱著察顺治十五年例议奏。
康熙复立翰林院的背景复杂，因为登基之初，一直受四大辅政大臣钳制。直到康熙八年，康熙擒鳌拜之后，康熙开始筹划大权独揽，次年，康熙借复立翰林院的机会，成立内阁，以内阁来对抗清朝传统的“议政王大臣会议”。
从康熙复立翰林院之后，清朝翰林院才步入正常发展，逐渐盛极一时，对此后的清朝，影响很大。
综上所述，清朝的翰林院成立是非常坎坷的，最初在满汉斗争中几度被撤销，而后又因政治斗争被康熙重新复立，此后才步入正常轨道。
3.明清两代翰林院的相同之处
在文化上，翰林院本是文学词臣的聚集之地，也是朝廷重要国史、文化著作的诞生之所。在其核心文化作用上，明清两代大致相同。
在政治上，在清朝军机处成立之前，清朝的内阁是政治中枢机构之一，和明朝一样，内阁大学士几乎都出自翰林院，有“宰相”之称，因此，清朝的翰林院，最初也是“储相”之地。由此看来，明清两代的翰林院似乎非常相似。
在职能上，明清两代翰林院皆有编纂文史、稽查档案、主持科举、整理奏章等功能，并且，在翰林院的人员建制方面，也都大同小异。例如，明朝洪武十五年，朱元璋效仿宋朝制度，设立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等殿阁大学士。清朝时期，基本沿用了这样的方式，例如，清朝张英为文华殿大学士，陈廷敬曾为文渊阁大学士等。
虽然，明清两代翰林院大体相同，甚至可以说一脉相承，但是，仔细对比而来，清朝在翰林院制度上，至少有三点“创新”。这三点“创新”对清朝的政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下面我们就一一来详述。
创新(一)：对“经筵日讲”的空前重视
经筵日讲制度并不是清朝的创新，清朝创新的是对这一制度的空前重视。经筵的意思是为帝王讲经论史，在理论上辅佐帝王执政。是帝王的教育制度之一，唐朝时期就有这一制度，宋、明两代沿袭，清朝最为重视。
谁来负责给帝王来讲课呢，黄佐在《翰林记·开经筵》中记载：
经筵官有知经筵事、同知经筵事，讲官推举，皆出内阁翰林。
也就是说，给皇帝讲课的人必须是饱学之士，而当时的饱学之士都集中在一个地方，那就是翰林院。明朝时期，也有过经筵日讲，但《清圣祖实录》评价明朝的经筵是：
人主惟端拱而听，默无一言。如此虽人主不谙文义，臣下亦无由而知之。
也就是说，明朝的经筵制度，都流于形式，而清朝则大不相同，因为他们是来真的。
在顺治二年，汉臣洪承畴等人就上书顺治，提议要聘请满汉翰林学子为顺治倾授“圣学王道”，让年幼的顺治接受治国教育。《清圣祖实录》云：
伏祈择满汉词臣朝夕进讲，则圣德日进，而治化益光矣。
之后在顺治五年和顺治八年，汉臣们又多次上奏，强烈提议举行经筵大典。到了顺治九年，终于确定了经筵日讲制度。到了康熙九年，翰林学士熊赐履在翰林院为康熙进讲《道千乘之国》《务民之义》等经典，让康熙非常受用，当即“大喜，随命取经筵日讲仪注以进”，同年，康熙下旨：
“帝王图治，必稽古典学，以咨启沃之益。经筵日讲，允属大典，宜即举行。尔部详察典例，择吉具仪奏闻。”(出自《清圣祖实录》)至此，经筵日讲制度走向高峰，康熙几乎每月都要听几次课，以提高自己的儒家涵养和治国理论基础。从此之后，清朝的经筵日讲制度，也逐渐成了清朝帝王培养教育之关键。
经筵日讲制度对清朝的封建统治意义重大，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培养清朝帝王的儒学素养。
清朝统治者出自关外，清军入关后，其统治理念和中原主流的儒学文化截然不同。培养和提高清朝帝王的儒学素养，对清帝理解汉文化、治理汉族百姓至关重要。
第二，完成满洲传统政治到封建儒家制度的过渡。
爱新觉罗家族从关外的牛录制度，过渡到八旗制度、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等，采取的都是满洲独有的政治制度，这种制度和传统的儒家思想并不完全相融。因此融入传统的儒家制度，是统治全国的必要条件。而经筵日讲制度，完成了满洲传统政治到封建儒家制度的过渡。
第三，缓和满汉冲突，促进民族融合。
清朝顺治、康熙年间，统治者入中原不久，因习俗、文化等不同，酿成满汉冲突。经筵日讲制度促进了满洲统治者了解汉族文化，对缓和满汉冲突，促进民族融合起了推动作用。
清朝之所以会如此重视经筵日讲制度，实际上有三点原因，而且缺一不可：
其一，顺治、康熙两位皇帝登基时，皆是幼年，可塑性极强。所以，不管是满洲宗室还是汉族大臣，如果想要国运昌隆、国君大有作为，必须要做好帝王的教育。
其二，因为经筵日讲大多以汉族儒学为主要内容，而清朝初期汉族大臣的地位并不高。因此，很多汉族大臣希望通过此举，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同时维护和皇帝的关系。
其三，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满汉文化冲突严重，政治上也非常需要通过经筵日讲来缓和文化矛盾。
总体来说，经筵日讲制度虽然并非清朝所创，但清朝因为独特的历史背，却对这一制度空前重视，并且加以系统化的改造，使经筵日讲成为清朝翰林院的一个
“创新”之一。
创新(二)：强化翰林院“入侍班”制度
在清朝初年，翰林院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入侍班”，强化翰林院“入值侍班”制度，是清朝翰林院的另外一个“创新”。
所谓“入值侍班”，实际上就是让若干名有学识的翰林文臣按班次陪伴在皇帝身旁，随时扈从，供皇帝咨询，充当智囊和文书等职务。和经筵日讲相比，入值侍班让翰林官员有更大、更实际的权力。
早在皇太极登基不久，天聪三年，就已经有文臣入职皇太极的书房，当时称为书房官，例如当时著名的汉臣范文程就曾是皇太极的书房官。到了顺治年间，翰林院(或内三院)的大学士和学士们已经有入值的情况存在，只是当时还未形成制度。据《词林典故》记载：
顺治十年冬，命内院大学士、学士于太和门更番入值。
到了顺治十六年，翰林院入职制度正式确立了入值侍班制度，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曰：
顺治十七年六月谕:“翰林院各官，原系文学侍从之臣，分班直宿，以备顾问……令翰林官直宿，联不时召见顾问，兼以观其学术才品。”
当时入值侍班的基本情况是：从翰林院抽取读学士、讲学士、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各3人，编、检各6人，合计24人，分为三班，轮流入值在顺势身旁。这样，每班有读学士、讲学士、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各一人，编、检各2人，共8人。入值侍班制度从此延续多年，并且声势越来越大。
清朝为何会如此强化翰林的入值侍班制度呢?从本质上说，有两方原因：
其一，清军入关后，顺治、康熙两位皇帝冲龄即位，在继位之初，各方面学识智慧都不算超群，他们需要更多的翰林儒生们进行日常辅导，所谓“选博学之人辅导，讲究文义”
。
其二，皇帝发布诏令、谕旨等代表着最高权力，因此字字句句都需要熟悉儒学的大臣来斟酌，翰林院有精力、有能力来胜任这份工作，因此才让翰林院入值侍班。
以上两个原因，同时也说明了入值侍班最初的两个目的，第一是辅导帝王学习、第二是做皇帝的文书，帮皇帝起草诏令等。
随着入值侍班制度的发展，到了康熙时期，又形成了独特的“南书房”，以高士奇、张英二位翰林大臣入南书房为标志，清朝翰林院入值制度发展到了高潮。此时的“南书房”，已经不是普通的“入值侍班”，而是作为康熙执政的智囊和私人秘书了。据《养吉斋丛录》云：
章疏票拟，主之内阁;军国机要，主之议政处;若特颁诏旨，由南书房翰林视草。
可见，最初内阁、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南书房翰林三者分工明确，南书房地位虽然特殊，但其本质上还是翰林入值侍班制度的升华。
创新(三)：推动翰林院的政治地位
自明朝明英宗之后，虽然有“非翰林不入内阁”的说法，这仅仅说明了内阁成员都来自翰林，但并不能说明翰林官员的普遍地位。清朝康熙时期，随着儒学成为清朝官方的主导文化，经筵日讲和入值侍班都得到高度的重视和强化，从事这些工作的翰林们地位相比前朝，明显提高。他们因为常伴皇帝左右，而得到皇帝的信任。以熊赐履和李光地为例。
熊赐履在翰林院人掌院学士四年，屡次主持经筵日讲，就被提拔为武英殿大学士，直入内阁。凭借给康熙讲课，就能迅速成为朝廷大员，这种情况非常罕见。
李光地是康熙最为信任的汉臣之一，康熙二十五年，李光地人翰林院掌院院士，开始入值侍班，因此得到康熙的赏识，后来李光地官至文渊阁大学士。
另外，再如高士奇，此人出身低微，因为才华出众，被康熙以翰林的身份召入南书房，成为一时之权臣。
再对比明朝时期的翰林院，《词林典故》云：
翰林院迁官始自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经局,循至学士。其转则吏部尚书、侍郎,以至内阁，不及他途。
也就是说，明朝时期，翰林官员虽然有升迁的途径，甚至可以位极宰辅，但这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翰林学子，空耗半生，没有机会成为侍郎、尚书、内阁宰辅，也就沉寂下来。有明一朝，翰林官员的地位普遍不高。同样的道理，在《啸亭续录》中说的更加直白：
明代设翰林院于东长安门外，视之与部院等，坐耗俸禄，毫无一事，惟以为入阁之阶。
可见，明代翰林院官员，除了个别入阁的，很多资源都浪费了。他们只能“空耗俸禄”。
在清朝，因为翰林学子不仅可以通过正常的渠道晋升为侍郎、尚书、大学士等要职，更有“经筵日讲”和“入值侍班”等机会接触到帝王，仕途上机会更多。
究其原因，清朝翰林院的政治地位提高，有三点非常重要的原因：
第一，因民族原因，清朝统治者对汉臣的使用并非随心所欲，但需要借助才华出众的汉臣来辅佐自己，而才华出众的汉臣大多出自翰林院，所以翰林们在这方面有诸多优势。
第二，因“经筵日讲”和“入值侍班”等制度的建立和强化，翰林官员接触皇帝的机会变多，不仅皇帝从翰林院提拔官员的概率增大，同时翰林官员在仕途晋升上的偶然性也在增大，所以推动了翰林院在清朝的政治地位。
第三，清朝统治者革除了明朝翰林院的诸多弊端，提供更多的职位给翰林们，让翰林院儒生们的出路更多了。《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记载曰：
降及清代，鉴于前明之弊，变通馆制，广开仕路：除内阁外，翰林官内而可升部院、京堂、科道，外则可转司道、藩桌、知府,通过内外互转之制，“使之历练民事，以资任用。
可见，由于民族和特殊的制度，清朝翰林院官员的出路的确比明朝要更多，更好。长此下去，翰林院在清朝的政治地位自然上升,这也是清朝翰林院的特色和创新之一。